本篇节选自陈寅恪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谨向先生致敬！因篇幅有限，还有为了方便大部分读者阅读，文中所引史籍内容已略掉了部分，其余无法略掉的部分采用了红色字体，阅读文言文困难的朋友们可以越过红色字体，只读黑色字体。
佛教之于中国（夷夏之辨）
《魏书》一一四《释老志》略云-
"诸服其道者，则剃落须发，释累辞家，结师资，遵律度，相与和居，治心修净，行乞以自给。谓之沙门，或曰桑门，亦声相近，总谓之僧，皆胡言也。其为沙门者，初修十诫，曰沙弥，而终于二百五十，则具足成大僧。妇人道者曰比丘尼，其诚至于五百，皆以□（编者按：此处一字缺）为本，随事增数，在于防心，摄身，正口。心去贪、忿、痴，身除杀、淫、盗，口断妄杂诸非正言，总谓之十善道。能具此，谓之三业清静。"
所谓"律度"，即戒律。释迦牟尼为一贵族，佛教戒律可谓为贵族的民主宪法。"和居"表示为一个教会团体。这个团体有自己的律度，因而具有独立的性质。佛教的移植中国，可视为一个以宪法结合的外国（夷）贵族集团，插人到中国（华）社会中来。
胡汉分别不在种族而在文化。说它是"外国"，是因为最初在文化上，僧侣实为一个天竺化的集团或阶级。从姓氏上说，竺、支等姓本来代表天竺、大月氏集团。如晋时天竺僧竺昙无兰，汉末大月氏僧支谦。而中国人出家为僧，也改姓竺，或改姓支。如晋时的竺道潜，本琅邪人，为晋大将军王敦之弟。竺法壹，俗姓陆，出于吴郡陆氏。支遁为陈留人，或云河东林虑人。这是改姓外国姓或胡姓。既然从其文化，姓其姓氏，也便可以外国人、胡人目之。
僧徒姓释，始自道安。（释道安俗姓卫，常山扶柳人）。在姓释的僧徒中原无外国人。晋时如释道慈，豫章人。释僧叡，魏都长乐人。他是释道安的弟子，从师父之姓。释慧远，俗姓贾，雁门楼烦人，释慧持，为释慧远之弟，兄弟二人俱师事释道安，从其姓。释道恒，蓝田人，师事鸠摩罗什。鸡摩罗什一作句摩罗耆婆，天竺人。释僧肇，京兆人，亦师事鸠摩罗什。总之，"释"姓为道安所创。非外国姓、胡姓，而只具有宗教的意义。这也可以说是夷夏之防的一个表现。但自道安以后，并非中国僧徒都姓释，姓释的僧徒中也有外人。
说它有贵族性，是因为佛教团体享有种种特权，—如社会上的大贵族。北方寺院有僧衹户为之种田输粟，有佛图户（寺户）担负各种杂役。南方僧尼也有白徒、养女。僧徒所享受的特权，最重要的是不服兵役，其次才是逃避课税。
僧侣本身也有上下、高低、贵贱之分。佛教如念 "南无阿弥陀佛"之类，自易为下级贫民所接受。然有玄理之处，则待士人去研究。下级僧侣多为贫民，名僧则多为有文化的高等社会阶级的人物。说它具有贵族性，是指上层享有特权的高谈玄理的高级僧侣而言。
僧侣或沙门不拜俗。一不拜父母，二不拜皇帝、王者、官长。前者为社会问题，后者为政治问题。不拜父母不合中国的习俗，唐华严宗圭峰大师宗密故疏《盂兰盆经》以闸扬行孝之义，缓和矛盾。不拜王者则使僧徒集团的外国色彩、独立色彩更浓。僧徒为遵守释迦牟尼的教条，不拜王者，在中国社会中是很难行得通的。但沙门却不屈服。
《资治通签》一二九宋孝武帝大明六年有云：
"初，晋庾冰议使沙门敬王者，桓玄复述其议，并不果行。至是，上使有司奏曰：‘儒、法枝派，名、墨条分，至于崇亲严上，厥猷靡爽。唯浮图为教，反经提传，拘文蔽道，在末弥扇。夫佛以谦单自牧，忠虔为道，宁有屈膝四辈（佛、菩萨、园觉、声闻）而简礼二亲，稽颡耆腊而直体万乘者哉！臣等参议，以为沙门接见，本当尽虔，礼敬之容，依其本俗。’九月戊寅，制沙门致敬人主。及废帝即位，复旧。"(参《宋书》九七《夷蛮传，天竺邀峨黎国传》〉
可见佛徒致敬王者的问题，一直未解决。拜不拜王者，现象上是僧俗的区别，实质上是夷夏的区别。
然而，同佛教徒疏《盂兰盆经》，在行孝上作出解释、让步一样，在"忠"字问题上，佛教徒也必须作出解释。不然，中国的君主政治将难容忍佛教的存在。忠孝都是儒家的观念，早在东晋，释慧远即已提出了佛儒二教可合而明的论点。其言略云：
略……
又云：
略……
唐宗密作《原人论》，兼采儒、道二家之说。慧远的二科或佛、儒二教可合而明之说，被宗密发展成了释、儒、道三教可合而明之说。调和夷夏，慧远已开其端。
下面，再论佛教的宗旨。
《魏书》四《释老志》云：
"浮屠正号曰佛陀，佛陀与浮图声相近，皆西方言，其来转为二音。华言译之则为净觉，言灭秽成明，道为圣悟。凡其经旨，大抵言生生之类，皆因行业而起。有过去、当今、未来，历三世，识神常不灭。凡为善恶，必有报应。渐积胜业，陶冶粗鄙，经无数形，澡练神明，乃致无生而得佛道。其间阶次心行，等级非一，皆缘浅以至深，藉微而为著。率在于积仁顺，蠲嗜欲，习虚静而成通照也。故其始修心则依佛、法、僧，谓之‘三归’，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杀、盗、淫、妄言、饮酒，大意与仁、义、礼、智、信同。云奉持之，则生天人胜处，亏犯则坠鬼畜诸苦。又善恶生处，凡有六道焉。"
从魏收（编者按：魏收为《魏书》的作者）此言，可以略窥佛家的大旨。佛家有轮回之说，所谓"生生之类，皆因行业而起"。人的识神是常不灭的，为善为恶，都有报应。如果要修成佛、菩萨，一生不行，须多生"渐积胜业"，"经无数形，澡练神明"，才可以"致无生而得佛道"。如先修畜生，再修女身，再修男身，以至于佛。此为一层层修来，有阶次、等级的划分。关于"澡练神明"，《世说新语.文学》"佛经以为祛练神明"条云：
"佛经以为祛练神明，则圣人可致。简文云：'不知便可登峰造极不？然陶练之功，尚不可诬'。，"
所谓"祛练"，"陶练"，即《魏书，释老志》所云"澡练"，亦即所云"渐积"之功。
谢灵运著《辨宗论》，其主旨为：渐与顿之辨为夷夏之辨。他说：
"华民易于见理，难于受教，故闭其累学，而开其一极。夷人易于受教，难于见理，故闭其顿了，而开其渐悟。渐悟虽可至，昧顿了之实，一极虽知寄，绝累学之冀。良由华人悟理无渐，而诬道无学；夷人悟理有学，而诬道有渐。"（《广弘明集》一八《辨宗论》答法勖问，《全宋文》三二）
谢灵运说得很清楚，华人易于见理，故闭其累学与渐悟，而开其顿了；夷人易于受教，故闭其顿了，而开其累学与渐悟。顿与渐之分为华夷之分。
印度佛教宗旨原以为人须从"渐积"以成佛，无顿悟之说。佛教传人中国，在东晋以前，也无顿悟之说。但到南朝刘宋时有了。
《宋书》九七《夷蛮传，天竺迦毗黎国传》云：
"宋世名僧有道生。道生，彭城人也。父为广威令。生出家为沙门法大弟子。幼而聪悟，年十五，便能讲经。及长有异解，立顿悟义，时人推服之。元嘉十一年，卒于庐山。沙门法琳为之诔。"
《高僧传》七《竺道生传》又云-
"(竺道生以为）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原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于是校阅真俗，研思因果，乃言善不受报，顿悟成佛。于时《大涅槃经》未至此土，孤明先发，独见忤众。俄而《大涅槃经》至于京都，果称阐提皆有佛性。"
竺道生实际上提出了两个命题，一、"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有佛性，学得成佛。"。这就是"一阐提人（断善根人）皆得成佛"。二、成佛不须"渐积"，"澡练神明"。顿悟即可以成佛。"渐积胜业"，"澡练神明"本是与因果报应之说联系在一起的。道生说"善不受报"，等于否定了因果报应。这为他的顿悟义开了大门。两个命题结合，就是人人都可以顿悟成佛，包括一阐提人在内。
《大涅槃经》所说与竺道生的观点相合。道生创立一阐提皆有佛性、顿悟可以成佛之说的时候，《大涅槃经》尚未到建邺。此经既到，道生以为他的说法有了经典根据。按《涅槃经》得自于阗，北凉昙无谶曾译此经，伹不全。这是北本。另有南本，为释法显所译。《大涅槃经》为佛教中最左派的经典。佛教在新环境中，有被新环境影响而产生新理论的可能。此经既得自于阗，说法可能是于阗地方的说法，而非佛教的初旨。竺道生的新说被僧徒目之为外道，此经帮助道生挡了众僧之口。
竺道生创立顿悟之说，是有社会背景的。东汉以来，大族在政治上占有极大的势力，社会阶级区别明显。东晋末年孙恩、卢循的起兵，有反抗贵族的意识存在。孙恩、桓玄反晋都未取得成功，成功的是刘裕。刘裕自匹夫而至天子，在他当政之时，军政大权由世家大族移于非贵族。这是有形的人事阶级的破坏。竺道生顿悟之说则为无形的精神阶级的破坏。而精神是不能脱离人事的影响的。顿悟成佛说的产生，与晋末有形的人事阶级的破坏，有密切的关系。道生创立顿悟义，非凭空想，而是阶级、人事变动的反映。
顿悟义之立，对于华为"顿了"，夷为"渐悟"，也是一种调和。原来"夷"自有顿了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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