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节选自陈寅恪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谨向先生致敬!因篇幅有限,还有为了方便大部分读者阅读,文中所引史籍内容已略掉了部分,其余无法略掉的部分采用了红色字体,阅读文言文困难的朋友们可以越过红色字体,只读黑色字体。
佛教之于中国(夷夏之辨)
《魏书》一一四《释老志》略云-
"诸服其道者,则剃落须发,释累辞家,结师资,遵律度,相与和居,治心修净,行乞以自给。谓之沙门,或曰桑门,亦声相近,总谓之僧,皆胡言也。其为沙门者,初修十诫,曰沙弥,而终于二百五十,则具足成大僧。妇人道者曰比丘尼,其诚至于五百,皆以□(编者按:此处一字缺)为本,随事增数,在于防心,摄身,正口。心去贪、忿、痴,身除杀、淫、盗,口断妄杂诸非正言,总谓之十善道。能具此,谓之三业清静。"
所谓"律度",即戒律。释迦牟尼为一贵族,佛教戒律可谓为贵族的民主宪法。"和居"表示为一个教会团体。这个团体有自己的律度,因而具有独立的性质。佛教的移植中国,可视为一个以宪法结合的外国(夷)贵族集团,插人到中国(华)社会中来。
胡汉分别不在种族而在文化。说它是"外国",是因为最初在文化上,僧侣实为一个天竺化的集团或阶级。从姓氏上说,竺、支等姓本来代表天竺、大月氏集团。如晋时天竺僧竺昙无兰,汉末大月氏僧支谦。而中国人出家为僧,也改姓竺,或改姓支。如晋时的竺道潜,本琅邪人,为晋大将军王敦之弟。竺法壹,俗姓陆,出于吴郡陆氏。支遁为陈留人,或云河东林虑人。这是改姓外国姓或胡姓。既然从其文化,姓其姓氏,也便可以外国人、胡人目之。
僧徒姓释,始自道安。(释道安俗姓卫,常山扶柳人)。在姓释的僧徒中原无外国人。晋时如释道慈,豫章人。释僧叡,魏都长乐人。他是释道安的弟子,从师父之姓。释慧远,俗姓贾,雁门楼烦人,释慧持,为释慧远之弟,兄弟二人俱师事释道安,从其姓。释道恒,蓝田人,师事鸠摩罗什。鸡摩罗什一作句摩罗耆婆,天竺人。释僧肇,京兆人,亦师事鸠摩罗什。总之,"释"姓为道安所创。非外国姓、胡姓,而只具有宗教的意义。这也可以说是夷夏之防的一个表现。但自道安以后,并非中国僧徒都姓释,姓释的僧徒中也有外人。
说它有贵族性,是因为佛教团体享有种种特权,—如社会上的大贵族。北方寺院有僧衹户为之种田输粟,有佛图户(寺户)担负各种杂役。南方僧尼也有白徒、养女。僧徒所享受的特权,最重要的是不服兵役,其次才是逃避课税。
僧侣本身也有上下、高低、贵贱之分。佛教如念 "南无阿弥陀佛"之类,自易为下级贫民所接受。然有玄理之处,则待士人去研究。下级僧侣多为贫民,名僧则多为有文化的高等社会阶级的人物。说它具有贵族性,是指上层享有特权的高谈玄理的高级僧侣而言。
僧侣或沙门不拜俗。一不拜父母,二不拜皇帝、王者、官长。前者为社会问题,后者为政治问题。不拜父母不合中国的习俗,唐华严宗圭峰大师宗密故疏《盂兰盆经》以闸扬行孝之义,缓和矛盾。不拜王者则使僧徒集团的外国色彩、独立色彩更浓。僧徒为遵守释迦牟尼的教条,不拜王者,在中国社会中是很难行得通的。但沙门却不屈服。
《资治通签》一二九宋孝武帝大明六年有云:
"初,晋庾冰议使沙门敬王者,桓玄复述其议,并不果行。至是,上使有司奏曰:‘儒、法枝派,名、墨条分,至于崇亲严上,厥猷靡爽。唯浮图为教,反经提传,拘文蔽道,在末弥扇。夫佛以谦单自牧,忠虔为道,宁有屈膝四辈(佛、菩萨、园觉、声闻)而简礼二亲,稽颡耆腊而直体万乘者哉!臣等参议,以为沙门接见,本当尽虔,礼敬之容,依其本俗。’九月戊寅,制沙门致敬人主。及废帝即位,复旧。"(参《宋书》九七《夷蛮传,天竺邀峨黎国传》〉
可见佛徒致敬王者的问题,一直未解决。拜不拜王者,现象上是僧俗的区别,实质上是夷夏的区别。
然而,同佛教徒疏《盂兰盆经》,在行孝上作出解释、让步一样,在"忠"字问题上,佛教徒也必须作出解释。不然,中国的君主政治将难容忍佛教的存在。忠孝都是儒家的观念,早在东晋,释慧远即已提出了佛儒二教可合而明的论点。其言略云:
略……
又云:
略……
唐宗密作《原人论》,兼采儒、道二家之说。慧远的二科或佛、儒二教可合而明之说,被宗密发展成了释、儒、道三教可合而明之说。调和夷夏,慧远已开其端。
下面,再论佛教的宗旨。
《魏书》四《释老志》云:
"浮屠正号曰佛陀,佛陀与浮图声相近,皆西方言,其来转为二音。华言译之则为净觉,言灭秽成明,道为圣悟。凡其经旨,大抵言生生之类,皆因行业而起。有过去、当今、未来,历三世,识神常不灭。凡为善恶,必有报应。渐积胜业,陶冶粗鄙,经无数形,澡练神明,乃致无生而得佛道。其间阶次心行,等级非一,皆缘浅以至深,藉微而为著。率在于积仁顺,蠲嗜欲,习虚静而成通照也。故其始修心则依佛、法、僧,谓之‘三归’,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杀、盗、淫、妄言、饮酒,大意与仁、义、礼、智、信同。云奉持之,则生天人胜处,亏犯则坠鬼畜诸苦。又善恶生处,凡有六道焉。"
从魏收(编者按:魏收为《魏书》的作者)此言,可以略窥佛家的大旨。佛家有轮回之说,所谓"生生之类,皆因行业而起"。人的识神是常不灭的,为善为恶,都有报应。如果要修成佛、菩萨,一生不行,须多生"渐积胜业","经无数形,澡练神明",才可以"致无生而得佛道"。如先修畜生,再修女身,再修男身,以至于佛。此为一层层修来,有阶次、等级的划分。关于"澡练神明",《世说新语.文学》"佛经以为祛练神明"条云:
"佛经以为祛练神明,则圣人可致。简文云:'不知便可登峰造极不?然陶练之功,尚不可诬'。,"
所谓"祛练","陶练",即《魏书,释老志》所云"澡练",亦即所云"渐积"之功。
谢灵运著《辨宗论》,其主旨为:渐与顿之辨为夷夏之辨。他说:
"华民易于见理,难于受教,故闭其累学,而开其一极。夷人易于受教,难于见理,故闭其顿了,而开其渐悟。渐悟虽可至,昧顿了之实,一极虽知寄,绝累学之冀。良由华人悟理无渐,而诬道无学;夷人悟理有学,而诬道有渐。"(《广弘明集》一八《辨宗论》答法勖问,《全宋文》三二)
谢灵运说得很清楚,华人易于见理,故闭其累学与渐悟,而开其顿了;夷人易于受教,故闭其顿了,而开其累学与渐悟。顿与渐之分为华夷之分。
印度佛教宗旨原以为人须从"渐积"以成佛,无顿悟之说。佛教传人中国,在东晋以前,也无顿悟之说。但到南朝刘宋时有了。
《宋书》九七《夷蛮传,天竺迦毗黎国传》云:
"宋世名僧有道生。道生,彭城人也。父为广威令。生出家为沙门法大弟子。幼而聪悟,年十五,便能讲经。及长有异解,立顿悟义,时人推服之。元嘉十一年,卒于庐山。沙门法琳为之诔。"
《高僧传》七《竺道生传》又云-
"(竺道生以为)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原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于是校阅真俗,研思因果,乃言善不受报,顿悟成佛。于时《大涅槃经》未至此土,孤明先发,独见忤众。俄而《大涅槃经》至于京都,果称阐提皆有佛性。"
竺道生实际上提出了两个命题,一、"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有佛性,学得成佛。"。这就是"一阐提人(断善根人)皆得成佛"。二、成佛不须"渐积","澡练神明"。顿悟即可以成佛。"渐积胜业","澡练神明"本是与因果报应之说联系在一起的。道生说"善不受报",等于否定了因果报应。这为他的顿悟义开了大门。两个命题结合,就是人人都可以顿悟成佛,包括一阐提人在内。
《大涅槃经》所说与竺道生的观点相合。道生创立一阐提皆有佛性、顿悟可以成佛之说的时候,《大涅槃经》尚未到建邺。此经既到,道生以为他的说法有了经典根据。按《涅槃经》得自于阗,北凉昙无谶曾译此经,伹不全。这是北本。另有南本,为释法显所译。《大涅槃经》为佛教中最左派的经典。佛教在新环境中,有被新环境影响而产生新理论的可能。此经既得自于阗,说法可能是于阗地方的说法,而非佛教的初旨。竺道生的新说被僧徒目之为外道,此经帮助道生挡了众僧之口。
竺道生创立顿悟之说,是有社会背景的。东汉以来,大族在政治上占有极大的势力,社会阶级区别明显。东晋末年孙恩、卢循的起兵,有反抗贵族的意识存在。孙恩、桓玄反晋都未取得成功,成功的是刘裕。刘裕自匹夫而至天子,在他当政之时,军政大权由世家大族移于非贵族。这是有形的人事阶级的破坏。竺道生顿悟之说则为无形的精神阶级的破坏。而精神是不能脱离人事的影响的。顿悟成佛说的产生,与晋末有形的人事阶级的破坏,有密切的关系。道生创立顿悟义,非凭空想,而是阶级、人事变动的反映。
顿悟义之立,对于华为"顿了",夷为"渐悟",也是一种调和。原来"夷"自有顿了之说。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