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津安二郎（1903—1963），日本著名导演。生于东京。幼时喜欢绘画，肄业于早稻田大学，曾参与侵华战争。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专注于反映普通人家的日常生活，致力刻划微观细腻的情感世界。
一
对于日本文艺人从军参加侵华战争，以前就有所闻。他们大多是一些已功成名就的作家、画家。他们受军部邀请，一路享受优厚招待与安全护卫，在战场上转一圈，回国发表一些战地感想或速写，就算尽了“报国”的义务。
不过小津参战的情况有所不同。小津是被一张红纸征召令征召入伍。虽然当时他已参拍或执导的电影有三十六部之多，但他仍作为一个预备役军人入伍，直接就上了前线。他的入伍不像那些著名文艺人，不可能受到军部的特殊关照。
小津此人，说来也怪。与许多日本导演喜欢以战争为题材探索人性不同，他战后就是不拍与战争有关的影片。然而，查查他的生平，其从军经历，竟有七次之多。小津在中国战场历时一年零十个月。他所属的部队是日本陆军上海派遣军的瓦斯队本部野战第二中队。此部队属于近卫步兵第二联队（相当于旅），而瓦斯队的任务就是放毒气与消毒。
小津在一九二四年作为预备役士兵入伍后，受训中就包括了毒气作战的内容。可以说，他属于日本军队中专业兵种的特种兵。在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小津这么写道：“是‘伊佩里特’吗？就是撒粉呀，就请这样放心地说。”“伊佩里特”者，因气味像芥子油，故称芥子气，为糜烂性毒剂族之一。
对于小津的战争经历尤其是曾是毒气部队一员的事实，其实他周围的某些人亦略有所知，比如做过他的摄影助手的碧川道夫就曾说过，“小津在长江上撒过毒气的哟”。但由于他对自己的战争经历讳莫如深，众人也多不深究。
图：小津安二郎在中国战场拍照
二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日的日记，记录了小津在南昌会战中最重要的战斗修水河一役中的情形。“从第三渡口渡河。对岸的碉堡里好像还有残敌，经常有子弹飞来。渡过河后在黑暗中挖战壕。眼前有铁丝网，对面的碉堡里好像仍有敌人。这样，天亮的话，必须一鼓作气突入碉堡。雨还没停。身披天幕栖息壕沟，脚开始痉挛。雨还没停。身披天幕栖身壕沟，脚开始痉挛。用手在沙地上挖壕沟，指甲发软，手指很疼。不知不觉中挖到碉堡的线上。进入敌人的交通壕，头顶天幕通体透湿等待天亮，没什么枪声了。没有枪声反而可怕。冷。”
战场上的小津感觉到的“冷”，只是身体的感觉。在他回国后的一些媒体采访中，人们发现他处在一种亢奋之中。他语颇兴奋地向记者描述在中国的战场经验。“最初体验敌人子弹是在滁县。（子弹）无情地飞来吓人一跳。不过渐渐地也就习惯于随时随地开始的时候无论如何要喝酒，现在想来那多少有点精神的作用吧。最终就习以为常了。砍人也和时代剧（电影）一模一样。一砍下去，那人一动不动。然后啊的一声倒下。戏剧正巧就是这么考虑的呀。（精神上）可以有空想到这种事。”由于此话没有主语，他的这番话究竟是否可以解读为他亲手砍杀过中国军人，后来人也是莫衷一是，而且也无法想象会出自那个拍摄了那些如此美妙的电影的导演小津之口。
至少在战争中，如他自己所说，他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军人，而且是一个疯狂的皇军士兵。也许是因为自认变成皇军士兵变得很彻底。小津在谈到自己的战争体验时自豪地说：“在战地我不想电影的事。一点儿也不想。我觉得自己是如此彻底地成为了一个士兵。”这听上去非常敬业。他以一种高度的职业精神来对待自己的从军。他似乎要以这样的方式回避对于战争的思考。回国后，小津在说到战争时甚至说：“战争这个东西你不能用阴暗的心情去对待。说得复杂一点的话，是不能抱着否定的精神。必须肯定所有的东西。这样，作为人的坚强才能出来。”通过全面肯定战争，全面接受战争中所出现的非常事物，他给只有经过战争才能看到的自己内心的暗部寻找安慰与精神的平衡点。残酷的战争肯定让他体验到了冷酷残忍的极至，也让他看到了、意识到了人的最黑暗的部分。如果还有人性的话，小津实际上不会无动于衷。但如何在战争这个地狱中保持心理平衡，走出地狱，他处心积虑地为自己制造了说服自己的理论。他想让人们相信，在战场上，人就只能按照军队、士兵的逻辑行军。在战争这个非常时期，自己就是军人，而不是导演。也许，他试图以精神上的自我休克疗法来停止思考，解救自己。但人们无法不做出这样的推测，那就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作为一个毒气部队的下级军官，他肯定也是做得很称职，很投入。如果他做得越好，那么可以想象的是，被他施放的毒气弹伤害的中国人就越多。令人震惊的是，性格沉静的他似乎也做到了这一点，既成功地麻痹了自己的精神，也圆满完成了作为毒气部队士兵的任务，在他的这些有关战争的言谈中，丝毫不见如他电影中为人熟知的抑制与平静，而且充满了杀气、轻蔑、傲慢与偏见。由此可见，战争对于人的改变或者重塑是如此巨大。作为一个侵略军下级军官，他并没有只是旁观，他已经身心两方面都全面投入了这场侵略战争。
三
战后，小津对于自己的战争经历缄口不语。对于他在战后的缄默，大致可分为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这场战争其实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影响。而另一种说法是：“认为他连好友也不说起战争就是没有感受到战争的重压的想法是错的。体验过一瞬间的死令一切丧失的现实，那就只能沉默以对了。”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两种说法似乎都一致回避了小津忏悔的问题，只是在战争经历对他的电影有无影响上打转。不可能想象这场经过他个人滤镜过滤的无比残酷的战争不会对他产生影响。他的电影，也许就是以对于生活的深入刻画来摆脱战争梦魇的努力。他对于人性、对于日常的看似平静的探究，也许并不能说明他对于人的信心，也不能说明他对于自己的信心。这也许只能说明，心灵已经大荒芜的他，通过对于自身与他人的了解，尤其是经过战争炼狱之后，所产生的对把握人性的丰富性根本上的不自信。而我们将他的电影与他的战争结合起来看，也更能体会人性居然会有如此之大的振幅与回旋余地。
从中国复员回国后，小津曾经说过：“如果反问自己是否相信胶片的话，我的心情是不能相信。如果面对震撼的现实的话，就会心生不安。”这种不安中，是否也包括了作为一个加害者的内心忏悔而因此选择沉默？而他的沉默，如今一切都归于那个镌刻在镰仓的小津墓上的“无”字。
图：小津安二郎墓
（据《书城》顾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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