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金斯堡
“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挨着饿歇斯底里浑身赤裸，拖着自己走过黎明时分的黑人街巷寻找狠命的一剂。”
不用介绍了吧，这是艾伦·金斯堡著名的《嚎叫》的开头。
作为“垮掉的一代”中的灵魂人物，同群体中的其他人一样，他也是在吸毒后写作。他的诗中总是充满着极致的痛苦和狂欢——他的难以言喻的羞耻，他的忽而产生的兴奋，都在毒品的刺激下无限放大。
“这世界神圣！灵魂神圣！皮肤神圣！鼻子神圣！舌头，阳具，手和屁股神圣！
一切神圣！人人神圣！各处神圣！每个人都在永恒中！每日尽在永恒中！人人都是天使！
浪子与六翼天使一般神圣！疯人与我的灵魂一般神圣！
打字机神圣诗神圣声音神圣听众神圣狂喜神圣！
神圣彼德神圣艾伦神圣所罗门神圣路西安神圣克鲁亚克神圣汉克神圣伯罗斯神圣卡萨迪神圣那被蹂躏和受难的乞丐神圣那些丑恶的人间天使！ ”
年轻时的艾伦金斯堡一度鼓吹吸毒的自由，这种极端自由主义式的观点和他同时所信仰的社会主义明显相悖。只是在美国的艾伦信仰社会主义也好，吸毒也好，恐怕都只是出于反叛和逃避的动机罢了——他要反叛他的充满禁忌的祖国，他要逃避他那精神病的母亲。
意外的是，最后，艾伦戒了毒，和爱人同居，远离喧嚣过起了清教徒般的生活。也许是他想要过正常生活了，也许是和母亲有关。艾伦的母亲在死前给艾伦留下了这样的遗书：
“钥匙在窗台上，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我拿着这把钥匙。结婚吧，艾伦，不要吸毒了，钥匙在窗栅里，在窗前的阳光下。爱你的，妈妈！”
我想他最后得到了他的钥匙了。
杰克·凯鲁亚克
一度成为文艺青年圣经的《在路上》正是在腾腾的大麻烟中完成的，但折磨凯鲁亚克的并不是毒瘾，而是酒瘾。他说他已经目睹过身边人遭受到的毒品的危害，他认为毒品和迷幻药对于生活一点帮助都没有——在这一点上恐怕他是正确的。
他酗酒同样是出于逃避生活，这个贫穷而软弱的作家，为了避免抚养费甚至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个父亲。
豪饮开始时不过是轻度的自我麻醉，或者是在面对公众前用来壮胆。但是，很快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酒鬼。酗酒的凯鲁亚克一再声明，他不能去纽约，也不能去曼哈顿，他害怕自己喝醉之后会撞到人行道边的墙上，甚至会把头骨撞破。他曾在酒吧里喝醉之后跟人争吵，被人打倒在地。他只喝酒不吃食物，导致自己出现过幻觉，他想去看心理医生。他的朋友对他说:“你不需要什么心理医生。你好几天没吃固体食物，光喝甜酒。你只要往胃里填点食物，幻觉就可消失。”
在他的朋友们年逾三十之后，他们的生活都已经稳定了下来:吕西安·卡尔和尼尔·卡萨迪都结婚生子，要承担家庭责任；1955年甚至连艾伦·金斯堡都已经跟他的新情人定居下来。只有凯鲁亚克仍然孑然一身，处于无根的孤独中。孤独难耐的时候他就给老朋友们打电话，一说就是两小时，很少有人能受得了喝醉了的人这么长时间的唠叨。因为喝酒，他的体型也变得臃肿肥胖。
1968年尼尔在墨西哥去世。“尼尔轻而易举地打发了时间，时间也终于轻而易举地打发了尼尔。”第二年杰克也去世了。去世前，除了妻子和母亲，再也无人和他交谈。他坐在房间里，拉下窗帘遮蔽阳光，看关掉声音的电视，留声机上用最大的音量播放着亨德尔的《弥赛亚》 。
村上龙
这是村上龙写在《近乎无限透明的蓝》中的文字，这本自传性质的书里所写的正是自己年轻时吸毒的快感与痛苦。
“在针头拔出的一瞬间，海洛因已流到了我的手指尖。我顿时感到一阵阵冲击直达心脏。眼前一片雾状笼罩着，连冲绳的脸都看不清了。我捂着胸口站起来，想要吸气，可是呼吸的频率已被打乱，上气不接下气。头上好像挨了一闷棍，口干舌燥。铃子扶着我的右肩，怕我摔倒。我咽下一点儿从干燥的牙缝里渗出的唾液，只觉得脚底下悬了空似的，一阵恶心，便呻吟着倒在了床上。
无论我怎么使劲吸气，也只能吸进一点点空气。而且还不是从嘴或鼻子吸进来的，好像是胸口有个窟窿，从那里漏进来的。我腰部发麻，不能动弹，心脏一阵阵绞痛，太阳穴由于眼鼓的血管而一蹦一蹦地直跳。闭上眼睛，仿佛要掉进一个快速旋转的漩涡之中，可怕之极。全身就像被人爱抚着，像抹在汉堡包上的奶酪似地溶化下去。好比试管里的水和油一样，身体里冷却的部分和发热的部分分离开来旋转着。燥热传导到了我的头部，喉咙，心脏和性器官。
我想叫铃子，却发不出声音。我想抽烟，可是光是声带震动，声音嘶哑得像蚊子声。从那边传来钟表的滴啦声，非修悦耳，而我的眼睛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只觉得右眼前面有一片波光鳞鳞的水面，令人眼晕。”
后来，海洛因也一度把他推到了绝望的深渊，他曾这么对人说：
“在实际上只有自己才最了解自己。我只是一个没用的吸毒者，海洛因一接不上，就难受得受不了。我有时真想为了吸到海洛因去杀人。我觉得有某种东西存在，我是说我和海洛因之间应该有某种东西存在。我浑身哆噱得疯了似地想打海洛因，可是只有我和海洛因的话又似乎缺少了点什么，打了针之后便什么也不想了。缺少的是什么呢？我也说不清楚，反正不是铃子，也不是母亲，而是你那次吹的长笛的声音。我一直想对你这么说。我不知道你吹长笛时是什么心情，反正我立刻就兴奋起来，我一直盼望能听到这美妙的声音。每次我准备打海洛因时，就想到了你的长笛。我已经完了，身体已经腐烂了，你瞧，脸上的肉这么松弛，活不了多久了。什么时候死我都不在乎，根本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王朔
王朔也一度吸毒，他的吸毒是出于孤独和逃避。
那时是在零一年，他说："前辈梁左的去世,哥哥的去世,爸爸的去世,就像迎面给了我三个大耳贴子,基本把他给抽颓了,让他陷入生死的思考,进城走机场高速,特别是冬天的傍晚,就觉得那一片灰树林子后面藏了另一个世界,就觉得看到了自己这一生的尽头."
就这样,滥用药物那时成了王朔生存下去的支柱,他在对媒体谈到吸毒问题时说:"我心理崩溃.价值观崩溃时,谁关心过我?我就靠吸K粉.冰毒过着呢!"药物给他崩溃的精神世界暂时带来了一个平衡,
这是王朔在《我的千岁寒》中的文字，写作这本书时的王朔吸毒了，这样的跳跃而散漫的文字恐怕是受毒品影响的了：
“我有巨大渴望症，我有视野饥渴症。我的品位是雄壮，粗糙，极度饱和。我不能克制自己眺望辽阔、永远、众多、无穷无尽数不胜数的冲动。我要眼前是滚动的，一浪逐一浪，被浪潮般的色彩充满才能稍稍缓解一下瞳孔的饥饿感。那才是我眼中的美。”
“那时的感情好比一口水塘在烈日暴晒下已经枯竭了，记忆急剧衰退，视野无限延伸，像傻瓜相机一样全是实的，没有东西可碎，作为一个整体。你只会喜悦，水晶一样削不起皮儿，刮不出褶儿，吹不乱毛儿，抠不出丝儿，挖不出眼儿，踹不翻，推不倒，掐不下来，整栋的，瓷瓷实实的，有点凉，稳稳当当的喜悦，——我把你雕刻在喜悦中。”
“我再见你，记住，不是青苔，也不是蘑菇，是一片橘子色。五百蜡烛点亮香蕉船，银杏树下躲柿子雨，深秋雨后收割麦田，迎着晚霞采摘向日葵，你想要一只铜哨子，结果得到满河金被子；你发现河里有一只正在做的泥锅，旋儿得十分紧凑，十分头冲下，在拧自己，在严拧自己，一转儿紧一转儿，一转儿紧追一转儿，极力游成立锥，极力——差一点就从皱纹里刷出字母了，那就是我！那就是我！在拼汉语拼音“你好”，汉字我已经不熟了。接伴儿你发现夕阳西下，金被子变成一河血黒绸子，巨雀跃，巨轻浮，吹荡鼓舞间闪动着无数媚眼，那还是我！那还是我！趁着最后一点亮，瞅你呢。”
柯勒律治
有一回我在幻象中见到
一个手拿德西马琴的姑娘：
那是个阿比西尼亚少女，
在她的琴上她奏出乐曲，
歌唱着阿伯若山。
如果我心中能再度产生
她的音乐和歌唱，
我将被引入如此深切的欢欣，
以至于我要用音乐高朗而又长久
在空中建造那安乐宫廷，
那阳光照临的宫廷，那雪窟冰窖！
谁都能见到这宫殿，只要听见了乐音。
他们全都会喊叫：当心！当心！
他飘动的头发，他闪光的眼睛！
这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的代表作《忽必烈汗》的选段，却也是在吸食鸦片之后所写的。
他声称，他是由于长期治疗肿胀的膝盖和消化不良而上毒瘾的。“遇上一个最烂的庸医，由于那最致命的无知和对医学一知半解，我受骗用了毒品，并非偷用，而是明着用（这正是我无知的地方），得意洋洋地用，就像一个人发现了灵丹妙药，而且喜欢向别人推荐，不明就里，一直到我上瘾。”不过诗人罗伯特·索西对这番托词不以为然。索西是柯勒律治夫人的姐夫，他说：“见过他烟瘾的人都知道，在很大程度上，沉溺与放纵是毒瘾的根源。”
柯勒律治从未提到过鸦片的乐趣，只是仅仅提到戒毒或减少服用量给他的身心带来的痛苦。在医生的监督下，他一次又一次戒毒，但总是戒不掉。他的性格中有一种心理自虐倾向，需要一个可恶但专制的主宰。“我常常希望被践踏，被恶语相向，无论如何只要能赎那可怕的罪孽。它像其他人一样先是向我微笑，似乎无辜。然后，慢慢靠近，越来越近，抛出一条条蛇，把我死死缠住，我再也不能自控。”他经常提到他被毒瘾所困。他的毒瘾是“苦役中最苦的、最低下的。”1816年他直言不讳地说：“那时一种特别的极度愚蠢，让智力不受伤害，令道德情感兴奋到冷酷敏感，完完全全剥夺了道德意志。”然而，他自己也明白，那些装模作样的东西也上瘾。
正如1811年他宣称的那样：“刑法的制订者或者实施者千万不要忘记，刑罚像其他强效药一样，令人羞耻的兴奋剂，如果用量太大，对有道德缺陷的人来说，会成为致命的有毒的麻醉剂。”有时他渴望有新的药物，以恢复他的活力。他设想出一种体育用药，可以让他的大脑飞速运转。1813年由于差点死于过量用药，他被送到布里斯托尔的一家医疗所。在那里，他的鸦片酊用量被一点点减下来。他的房间里被安排了一个魁梧男佣，以限制他偷用鸦片或防止他出现疯狂行为。不久以后，1814年春天，柯勒律治给朋友写了几封长信，承认他有毒瘾。将他的困境长篇大论的半公开化，似乎给了他一些安慰和力量。
“我曾被送上绞架处死，埋掉，沉入地狱。现在，我谦恭地相信，又站了起来，尽管是慢慢地，渐渐地。”1814年5月他这样写道：“鸦片酊这件肮脏事，我连欺带瞒了几百次；不对，实际上是有意识地撒谎。”
对于一个把事实理想化的人来说，他有一个令人心碎的特点：欺瞒。多萝西·华兹华斯1810年看望过他。“兴奋剂的奴隶，他的所有时间和思维（除了他读书的时候，他博览群书），都用来欺骗自己，用来欺骗别人。”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1804年他写道：“让我活在真实中--表明独自就是……不，唉！我非常非常软弱--从幼年起就这样--过一时算一时！”1816年，柯勒律治住进詹姆斯·吉尔曼医生位于海格特的家中。吉尔曼控制他的鸦片用量。当地的年轻人称柯勒律治为“吉尔曼家的傻子”，他们的父母认为他“没有见识”。他骗了吉尔曼多年，从当地一个叫邓的药师那里偷偷地获取鸦片酊。邓从心里尊敬他。邓1824年告诉他的徒弟：“听着！绝不要跟任何人讲他的任何事，更不要说他服用鸦片酊。除了跟我之外，万不得已，绝不要谈论他。因为如果你那么做的话，我真不知道后果是什么。”柯勒律治深受徒弟和师父两人的喜爱。1828年，吉尔曼请求不要再向诗人提供鸦片酊，遭到两人的拒绝。邓直言不讳地说，没有鸦片酊，柯勒律治很快会憔悴，衰竭和死掉。他们屈服于柯勒律治这个瘾君子的操纵。柯勒律治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最糟糕的是，他懒惰，占有欲强，有寄生性，优柔寡断，凡事只想自己。每当过量服用鸦片，他常常表现出喝醉的样子，歇斯底里地指责一通，发出阵阵狂叫。
沃尔特·司各特爵士试图为柯勒律治的不良行为解脱。他说，他是“一个与坏习惯做斗争的天才人物”。更准确的是，柯勒律治是一个有坏习惯的人，天才地斗争着。柯勒律治是一个极端。
托马斯·德·昆西
英国散文家德昆西曾如此形容毒品的快感（那时鸦片是英国的流行物）：
我常常在吸了鸦片后陷入各种幻想中：夏夜里有很多次──当我在打开的窗户旁边时，俯瞰着一英里以外的大海，与此同时，又把处在另一范围内，同样距离近的一个大城市尽收眼底──从日落到日出，整个晚上我都坐着不动，像冰冻一般，自己没有任何感觉。左边是讲许多种语言的利物浦，右边则是一望无垠的海洋。
这时，在生命的道路上开满了希望之花，一切都归于坟墓般的平静；智力活动就像天堂那样无忧无虑。
啊！微妙有力的鸦片，你对于富人与穷人都是一样；对那些永远不能愈合的伤口，对于那些“诱使精神反叛”的刺痛，带来了缓和止痛的镇痛剂：──强大的鸦片呀！用你有效的辩才消除了愤怒的主旨，最有效地为可怜的人辩护，仅在一夜之间就为那有罪之人唤回他青年时代的幻想，以及那洗去血迹的双手──啊，善辩的鸦片！你使那些睡梦中的法庭，为了无辜者的胜诉，把伪证人传到庭来，推翻错判，把那些不正直的法官的判决纠正过来；──你在黑暗的中间，用超过菲狄亚斯和蒲拉克希特利的雕刻艺术，出自大脑的幻象建造了城市和庙宇──它们的堂皇超过了巴比伦和埃及的百道大门的塞布斯；把那些久埋地下的美人和祈祷的先辈，“从睡梦中唤醒”，“洗去坟墓的肮脏”，让他们走进阳光里来。只有你才能把这些礼物给予人类，因为你有天堂的钥匙。
他也如此形容毒品的痛苦：
最后，我变成这样一种心境：一临近睡觉就感到畏惧惊恐；在那些幻影的刺激下，我是那么痛苦，那么逼真，它们活灵活现地困扰着我充满幻象的大脑。
在戒鸦片的过程中，除了身体感官上的莫大痛苦，似乎一切都不存在了。
培根勋爵推测说，生同死一样痛苦。这种情形是可能的, 在我减少食用鸦片的整个阶段，我感到一个人从一种生存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的痛苦，就像生与死的交替、混合的痛苦。
不过原来的那些情况仍然留在记忆中:我的梦还是不宁静：暴风雨的袭击仍没有完全停止；扎营在梦中的军团正在撤退，但还没有离开;我的水面仍是躁动不安；正像我们的祖先远远地会过头来看着我们天堂的大门那样，它仍然是（弥尔顿的伟大诗行）：群集着可怕的面孔和易燃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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