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耶斯洛夫斯基和《十诫》
戴锦华
波兰导演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因他的系列片及相关的影片《十诫》成了20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世界影坛的“热门话题”，也使他被命名为“后大师时代”凤毛麟角式的“世界级天才”。但一个来得太迟的成功--在知天命之年到来，多少有点像基耶斯洛夫斯基影片中的苦涩的“奇导演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迹”，或者不如用基耶斯洛夫斯基所偏爱的名词，称之为一次“机遇”，那多少有点像博尔赫斯《交叉小径的花园》2 岔路口上多种偶然，或曰“选择”、“命运”中的一种。
正像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自谦之词：他是一个“朴素的、地方性的导演”， 他的艺术之路或曰机遇的构成，联系着波兰电影的发展、嬗变。他先是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直面真实，记录真实，并以此描绘世界，揭示真理，但他不无痛苦地发现，“摄影机越和它的人类目标接近，这一目标就似乎越易在摄影机面前消失”4。
于是，他成了一个故事片导演。他的早期故事片《影迷》（Camera Buff， 1979，获莫斯科电影节大奖）似乎是他对自己的纪录片创作生涯的反讽与滑稽模仿。1987 年，他的第四部故事片，也是《十诫》中的第一部（尽管它在《十诫》中的序号是第五）《杀人短片》 （简称《杀诫》），为他赢得了戛纳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欧洲电影节最佳故事片--费利克斯奖，以及波兰格但斯克电影节金熊奖，由此开始了他的《十诫》系列片和影片对全球的震动和征服。
基耶斯洛夫斯基之拍摄《十诫》，是他的一次机遇，也是他的一次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基耶斯洛夫斯基是颇为传统的：他认为自己--一个艺术家，首先应该忠实于社会、观众、人与艺术的内容。在他看来，在一系列的社会变动和冲击下，波兰的公众幻想破灭，社会渐次坠入冷漠。“任何事情都异常混乱。再没有人真正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还在继续生活。”于是，“我们认为也许我们值得回到那种指导人们生活基耶斯洛夫斯基曾指出：“如果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就应该去追寻其根源，那么也就会发现机遇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来看《十诫》的剧本，就会了解到它是以这样机遇为基础而编写的。”
和一切不同类型的文明一样，西方文明或曰基督教文明同样呈现为一种话语--一种特定的话语：即对禁令，对罪与罚的界说与确定。而波兰，作为一个有着深刻的天主教传统与文化的民族，《旧约》及其中的《十诫》便具有特定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但作为一个后现代的，一个自称“不可知论者”的艺术家，基耶斯洛夫斯基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原旨教义的信奉者。他的《十诫》既不是对摩西《十诫》的阐释与重申，也不是对这一神圣律条的挑战与亵渎。它只是为基耶斯洛夫斯基提供了一种可能与借口，一些基本的生存范畴，一种可供探寻、反诘的话语模式与意义模式。“戒条对他所关心的爱情、死亡、孤独来说只是个跳板”2。在系列片《十诫》中，基耶斯洛夫斯基与其说是重申或明确了曾作为“基本原则”的十诫， 不如说是借助它来表现基耶斯洛夫斯基式的现代人、波兰人的道德现实中的两难处境。
事实上，当人们进入了系列片《十诫》的情境中时，上帝或曰十诫律条变得更为困惑与暧昧了。基耶斯洛夫斯基以他的作品证明了他是现代电影大师当之无愧的后继者。正像他率直而不无幽默的表白：“人总是要抄袭的。当然最好是抄袭杰出者的作品啦！”3 于是便有人指出：“你的摄影机同时是X 光照相机，正好将内心秘密和一些悬念暴露出来，可以说是伯格曼遇见了希区柯克。”4 但是和伯格曼不同，基耶斯洛夫斯基与其说是在质询上帝的有无，不如说是在质询信仰自身；与其说他是在呈现孤独者的地狱，不如说他是在表现普通人逃离孤独的挣扎。当然也与希区柯克不同，基耶斯洛夫斯基不仅将后者的深层结构表面化了，而且所谓悬念也不再是戏剧化的悬念，而是被偶然性所嘲弄、所左右的生活自身的未知；同时，亦不再是弗洛伊德式的宿命，而是现代生活的机遇所编织的罗网。
基耶斯洛夫斯基为系列片《十诫》选择了华沙市内的一个普通的住宅区， 一片密集的高层建筑的楼群，这使他的影片多少带有了安东尼奥尼式的韵味。但这仍不是安东尼奥尼的重写本，与之相比，基耶斯洛夫斯基多了些许投入和关注，多了几分隐忍的悲悯和同情。《十诫》中的华沙街区，并不是作为现代文明与现代城市的缩影，或作为一座“或许比人类生存得更长久”的“文明的丰碑”1，它只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用来发现普通人--“人群中的一个” 和普通人生活的场所。尽管选取了一个教义味道如此浓重的题材，但基耶斯洛夫斯基关心的并不是构置寓言、哲学或某种超越者的俯瞰。纪录片生涯与特定的社会立场，使基耶斯洛夫斯基坚持《十诫》中的人物应成为摄影机随机发现并捕捉的目标，他们是普通人：他们活着、还将继续活下去，他们只是偶然进入了银幕上的画框之中。
基耶斯洛夫斯基呈现但不评判，除却那份悲悯--索福克勒斯式的悲悯，他不曾试图僭越人（普通人）的权限。他声称自己是一个“古老的”人道主义者：“我知道它现在很不合时尚，但是我非常相信人道主义。我相信有对错， 虽然我们生活的年代讲正确与错误是很困难的，但我想这个肯定比那个好些。我相信人们要选择对的，只是有时他们不能这样做罢了。”
显而易见，人道主义在基耶斯洛夫斯基那里不是一份媚俗的煽情或廉价的乐观，它甚至不是一缕宽容或温馨，它只意味着对人最基本的期待和信任，它只是一份创痛，一道终极防线，一份悲观但不绝望的傲岸。
本文摘自《经典电影十八讲》 戴锦华 / 中信出版社 / 2014-5 / 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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