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喆辰
“保加利亚式性格”
在007系列电影的第二部《来自俄罗斯的爱》（FromRussia with Love）里，James Bond刚下飞机，就被共产主义阵营的情报人员盯梢了，伊斯坦布尔MI6分部的雇员透过后视镜看了看车牌，戏谑地说，有时候是苏联使馆的车，有时候是保加利亚使馆的车，反正都一样。
“反正都一样”，一点儿没错，冷战时期，保加利亚几乎是心甘情愿地倒向了苏联一方，而且作为小弟，一直安分守己，从来没有像匈牙利、捷克、波兰那样，发生过反对“老大哥”的激烈暴动。有人或许会对此嗤之以鼻，嘲笑保加利亚人是墙头草，缺乏骨气，然而，回望近现代欧洲历史，保加利亚和俄罗斯的爱恨渊源，却不是简单地、用一句两句就能够下结论的。
近现代保加利亚，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存在，其实总共不过一百多年。在此之前，信奉东正教的保加利亚人，被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统治了五百多年。直到1878年，俄土战争爆发后，在俄罗斯的帮助下，保加利亚才摆脱异教徒的统治，成为独立国家。
因此，保加利亚自建国之初，就欠了俄国人一个大大的人情。大部分的保加利亚民众，出于宗教和历史的原因，对俄国普遍抱有好感。讽刺的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保加利亚却都选择了站在与俄国对立的一方，并最终为自己的“站错队”付出了代价。
不过，站在后世的角度，公允地来说，这也并不全是保加利亚的错，有“欧洲火药库”之称的巴尔干半岛，作为西欧基督教文明、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文明、以及随后的共产主义阵营三方的交界要冲，其地区局势至关敏感。在几大阵营的夹缝中求生存的小国，想要保持不偏不倚，恪守中立，的确是一件棘手的难题。
处在异族统治、或是强权干涉之下的漫长岁月里，保加利亚人逐渐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保加利亚式”的性格：一面是超常的忍耐力，在国家被灭，信仰遭到打压的情况下，能够忍辱负重地生存下去——五百年来，坐落在里拉山上、与世隔绝的里拉修道院，既是虔诚的、笃信东正教的农民们最后的心灵慰藉，也成为了保存民族文明的火种、为知识分子和革命者提供灵感和象征的圣地；另一面，则是过度的谨慎与世故，与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人一样，保加利亚人抱怨上涨的物价、恶化的就业率、政府的腐败，但是当真正需要有人站出来，上街游行抗议，或是去选举站投票，来改变这现状时，保加利亚人似乎又转换成了一副事不关己的无所谓态度——这里面，既有农民阶级和小市民阶级的狡黠与圆滑，又有对过去的历史经验教训的警惕。
最终，不满转化为自嘲的幽默，一切反抗和愤世嫉俗，都虚无化了，反而显现出一种荒诞的幽默感，这里虽然是保加利亚，你却甚至可以在其中嗅出一丝变革中的、充满激进和小心翼翼的祖国的气味。
保加利亚式幽默
首都索菲亚的街头，像极了八十年代的北京：外墙呈水泥灰色、或者粉刷上了沉闷的黄色的公寓，曾经流行一时、现在已经过气儿了的棕色玻璃幕墙，方方正正、宏伟气派的斯大林主义建筑风格“蛋糕大厦“，社会主义气氛浓郁的巨大雕像和纪念碑，看上去只建筑了一半就停工了的、仅有钢筋水泥框架的高楼遗骸，唯有从一片平顶后面冒出来的、东正教特色的、拜占庭式圆形尖顶，揭示着这里是在东欧。
马路上，老款“嘎斯”小轿车和最新款路虎“揽胜”交杂穿梭而过；“当当当”的声音提醒你，马上就要有上了年纪的、拖着辫子的有轨电车来到；公共汽车使用的仍是老式的铰接双车厢，拥有面包一样圆嘟嘟的车头；十字路口尚留存有悬空的、只在老电影里见过的那种交通岗亭；路旁人行道上的行人，衣着朴素，脸色少见笑容；背后的墙壁上是褪了色的广告招牌，和崭新的街头涂鸦；来自东方的你，唯一不熟悉的，只有使用斯拉夫语字母的文字而已。
索菲亚街头略显老旧的有轨电车；
索菲亚街头废弃了的交通岗亭；
索菲亚街头行人和涂鸦；
此外，保加利亚有着令人羡慕的森林覆盖率，索菲亚街头的行道树，据说与中国相似，泡桐和梧桐寻常可见，空气里弥漫着初夏午后的、带着植物氤氲的、慵懒味道，反倒给人以一种莫名的、惬意的亲切感。
Nadia，我的保加利亚朋友，载着我行驶在索菲亚的老城，对于开车而言，这里的路况其实并不好，路面上经常会有坑洼，市区的大多数马路也不宽，到处是减速带，经过的时候，“咯噔”一下，Nadia愉快地告诉我，保加利亚人把这叫做“躺着的警察”，如此，从上面碾过的时候，就带有了一种恶作剧的快意！
这是保加利亚人的幽默感！谈到保加利亚人的幽默感，不能不提到前两年的票房冠军《伦敦任务》（MissionLondon），讲述了为完成一桩无关痛痒的“外交任务”，保加利亚驻伦敦大使馆的一班人马煞费苦心、不择手段，最后演变成了一场闹剧。全片充满了各种保加利亚式的幽默，导演毫不掩饰地调侃了本国国民的缺乏秩序，讽刺了本国政要的愚蠢和虚荣。如果你对东欧电影有兴趣的话，不妨去找来一看！
（作者微博：冷门的少年，目前在英国某大学就读心理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群体和跨文化心理学）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