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的香港书展、8月的上海书展，这个夏天，两地书展都如火如荼地展开，成为一道独特的夏日景观。从书展引申开去，沪港两地又有哪些专注描写当地独有lifestyle的本土作家呢？他们笔下的上海和香港又是什么样的呢？
文/Vincent Ku @HK
网上看到今年上海书展在上海展览中心会场入口处，有一个大型艺术品装置，是一迭似乱非乱的书籍，上面是盏书卷味十足的罩灯，不但感觉温暖，而且非常有心思，可见上海书展办得越来越有声有声有色与有心有成绩。
当然，每年七月，香港也有自己的Hong Kong Book Fair，办了近三十年，除了是香港炎炎夏日的一件城中盛事外，也是亚洲其中一个最大型的书展，吸引的人次逾百万，既有本地书迷，亦有下少从国内专程来购书的同道中人。现在从湾仔地铁站朝会展方向人山人海的情景，约莫是九十年代初开始——之前在我年纪还比较小的时候，书展是在中环大会堂低座举行，规模小得多，但展览会的雏型往往如此。我印象最深刻是买过《十万个为什么》和戴郭邦绘画的《红楼梦连环图》。是的，在读任何大字足本或者脂批校本之前，我的红楼梦启蒙，正是十二厘米乘九厘米大小的一套连环图，刘姥姥如何三进荣国府，红楼二尤是甚么人，元春省亲这些故事的初闻，统统来自这些小书，戴郭邦的白描和工笔，让年纪小小的我，几难掩卷。从五六十年代开始，大会堂就是文化人的地标，杨凡导演和亦舒笔下的文字，偶尔提到的第一映室放映法国的新浪潮电影，往往就是租赁大会堂来作为场地使用。
香港书展盛况
八九十年代时香港的环境比较独特，海峡两岸的书店都在本市有分号，书迷要购买内陆研究红学的学术书籍，又或者台湾皇冠版的张爱玲全集，都不难在油麻地的中华书局或集成书店找到，但更难得是中港台三地的书商出版商家可以同时参与书展，互相交流，后来还有来自星马泰和其他现区的书商出版商来到参展，成为香港Book Fair的特色。
固然不少人云亦云的言论都说香港是个文化沙漠--每次听到，就像闻得香港饮食文化只有茶餐厅一样，忍不住要生气：在地铁上诚然甚少人拿书来看，但那些人盛赞称颂的日本公共交通上的阅读风气，其实说穿了，很多都是厚如电话本的漫画——不是站在道德高地说风凉话，说漫画上不得台面，而是口口声声左一句文化右一句沙漠的评论，似乎非人人手上捧着一本诺贝尔文学巨着不可，连言情小说若果不是Jane Austin写的都会让他们白眼，这些人所设门坎之高，最好人人都是文学博士，闲时从背包拿出来的都熨金硬皮毛边书，才能叫他们不再言语。
依我看，阅读其实是一件很私人的事，除非天天往来住宅和写字楼起码一小时左右，才在上下班途中阅读打发时间，否则的话，来去匆匆的交通工具上，实在不必要拿出书来，万一看得入迷，错过了原本该下车的车站，岂不更费时失事？
其实早些年，买到本地袋装小说的地方多的是，超市如惠康，药房如屈臣氏，收银机旁都有些可以转动的铁丝货架，摆着一本本严沁、依达小说，有点像外国超市作风，反而现在都没有这种销售方式。
提起依达，不知道现在尚有多少人记得，这位比亦舒更早在六十年代红遍香港和海外华人圈子的爱情小说作家，犹如前辈邓翁小宇先生形容：“在那个年代﹐只要一提起依达这个名字就足以令到千万的‘书院女’怦然心动﹐从玛利诺到圣若望﹐她们每个都有过一段迷恋依达小说的日子﹐她们的深蓝 Panam 航空袋书包都曾经收藏过《蒙妮坦日记》。在那个年代，依达笔下的女主角会放下她的莎岗小说﹐把头上的亚米茄装梳好﹐然后和穿特丽翎恤衫，有着佐治查格里斯般英俊的男朋友﹐坐TR3跑车，从半山落中环﹐搭汽车渡海小轮过海﹐到尖沙咀碧瑶夜总会去听 Mona Fong (方逸华) 唱《Till》。”
TR3跑车
这段文字，对不是在香港长大的，实在有太多要注释的地方，香港最大的办学团体是教会，不论是天主教会抑或基督教会，开办的学校除了习用的小学中学外，还会用上古雅书香的“书院”为名称，‘书院女’ 就是比较old school的广府话称呼这些学校（通常都是名校）出身的女生，“玛利诺”和“圣若望”都是香港的天主教会名校，“深蓝 Panam 航空袋”就是人人都在《阿飞正传》里见过张国荣用过的那个tote bag，“莎冈小说”就是《Bonjour tristesse》（日安忧郁）原作者Francoise Sagan写的小说，也是现在人人尊称“师太”的亦舒那种小资消费态度的所法宗师，可惜现在鲜有人提及﹐亚米茄发型和特丽翎恤衫也成了历史陈迹﹐“佐治查格里斯”是G的eorge Chakiris，九十年代后息影﹐TR3是1955-62年出厂的英国跑车﹐是从前“高大上”身份象征﹐碧瑶夜总会（Bayside）是七十年代尖沙咀一家有歌星驻唱的nightclub，连我也得问长辈才知道具体位置，可见早已不复存在﹐方逸华现在是已故邵逸夫爵士的遗孀﹐照规矩可以叫声Lady Mona Shaw，《Till》是五六十年代的法语情歌，不过最让人感慨是由“环球文艺丛书”经手的依达小说，因为出版社结束，原来早已绝版二十年。
可想而知，依达小说营造了一个属于六十年代香港独有的lifestyle，较诸亦舒从莎岗和张爱玲抽丝剥茧出来的中产情意结，还要早上十多年。
陈冠中——是的，陈冠中，《号外》杂志元老之一，写《盛世》的那位。七十年代中，他就在《号外》杂志讲过当时香港的二十五至三十四岁人口有九十五万，“这土生土长的战后一代﹐如果他们没有自己的独特兴趣、嗜好、品味、习惯及世界观；如果他们没有因为所受的特殊教育及所处的特殊环境而出现独特的生活方式及需求，那才是真正奇怪了。”基本上当年整个《号外》杂志正是建立在这个土生土长的观念上﹐慢慢潜潜移默化大家的品味，但在更早之前﹐依达就凭他自己一个人一枝笔﹐已经开始替这群当时仍在青春期的土生土长战后香港婴儿潮的新一代，写下他们的兴趣、嗜好、品味、习惯及世界观﹐表达出他们因为所受的东西方教育和特殊环境下出现跟当年内陆和台湾不同的生活方式和需求。尽管不少人批评依达小说肤浅庸俗，无聊空洞，简直是所有廉价伤感的代名词，却不能否定曾几何时，依达在香港流行文化里孤军作战过的功勋。
《蒙妮坦日记》
依达的故事几乎统统千篇一律都是悲剧收场，但他不是琼瑶﹐会把恩仇刻意延续到上下两代，亦不需要肩负起父母那一辈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包袱﹐让痛苦与过错伸延。依达笔下的世界是属于六十年代的青春，一切都是自然简单地发生，没有甚么史诗式的背境——其实那个年代的香港年轻人，父辈全部都经历过太平洋战争，饭桌上长辈随时来句“打仗那时候如何如何”，都是些二三十年前的口述历史，实在不必在小说世界里叉重温一次——文字懒洋洋却又带点俏皮，那些永恒的相遇相思相恋，分了手又再重逢然后又分手﹐比如某次蒙妮坦和安妮去戏院买不到戏票﹐刚好有个男生有多余的票﹐便转让给她们﹐然后神推鬼差地安妮就跟那个男生在一起——这种相遇﹐也许在人世上现实中发生过不知多少次﹐但依达娓娓道来的时候﹐还是感受到的一种真挚的美丽。
而且最重要一点，依达是那年头的作者中，可能是最西化的一个﹐所以即使是pocket size的中文小说，还是深受英文书院出身的年轻人的认同。恍惚就是为他们说话一样，《蒙妮坦日记》当年再版二十余次不是没有因——这个数字即使在今天也是惊人——在那个互联网还未兴起，电视只存在于中上家庭而且还未免费广播的年代﹐依达，甚至他笔下的蒙妮坦，都成为了这些“书院女”的如梦似幻又不失真实感的爱情世界投射。事实上依达替小说取的人物名字，今天看来虽则老套，但在六十年代却已走在时代尖端，比好罗渣（Roger）或者安莉（Annie），无疑较诸同年代在台湾的琼瑶笔下那些何书桓李梦竹西化洋化一百倍，更贴近香港的现实环境。欧洲美国的时髦玩意，依达也运用到他的故事里﹐像以好来坞明星去形容主角的容貌﹐从猫王到Anthony Perkins到Audrey Hepburn这些当年的青春偶像名字，经常出现在他的小说里面。欧西流行曲歌词也被依达译成中文﹐套用在故事里，让故事人物细细咀嚼，升华为爱情观以至人生观注释。
当然，流行小说犹如流行曲甚至其他流行文化一样﹐流行的日子是会受到时空制肘，流行过后，随着时间的流逝与环境的变迁，曾经风靡一时的物事就会慢慢被人遗忘﹐以致现在市面上根本买不到依达小说，好在有心人四方搜罗，起码将一部最脍炙人口的《蒙妮坦日记》放到网络上，让有心人可以追寻到。
在依达之前﹐五十年代的香港也有着不少文艺小说作者﹐写过无数的所谓的“三毫子小说”，广受欢迎，改编成广播剧和电影，比如《紫薇园的春天》和《紫薇园的秋天》原作者郑慧，这两个故事就为当年专拍高质素粤语片，后来在电影史上被称为“香港电影光荣旗帜”的中联电影企业有限公司在1958年拍成电影，导演是秦剑，编剧是楚原，女主角是华南影后白燕，男主角是华南影帝吴楚帆。
但相比起依达，郑慧的小说还有点家春秋的影子，像紫薇园里当家的老太太，寡居而不敢有辱节烈可风家规的大姐，懦弱抱病的二哥，都是旧式大家庭常见的人物，但只有依达才抓得住战后（老一单的香港人比较喜欢用“和平后”这三个字）才出生的年轻人的心﹐成为就一代的偶像--因为只有年轻的依达才了解我们这班土生土长的年轻香港人的心--比如最爱在舞会上跳Pachanga，上最有格调的餐厅夜总会，像当年国语时装片和粤语时装片经常出现的华尔登酒店和沙田酒店，还有马可孛罗夜总会和汉宫夜总会（不是在《金鸡》见到的那种）。依达教晓了男生要开TR3，女生上夜总会时会点各种古灵精怪的鸡尾酒﹐往连卡佛和瑞兴购物，在各大各牌旗舰店尚未登陆的时代，依达在有意无意间培养起六十年代香港年轻人对品味的要求和态度﹐亦舒也只不过循着这个方向发扬光大。甚至乎客厅的落地玻璃窗、朝海阳台、长毛地毡、白色沙发、弧形酒吧﹐恍如邵氏歌舞片般的布景，甚至延续到TVB那种伪好来坞式大富之家的装修，莫不受依达影响。
文/陈意心 @SH
刚刚结束的上海书展上企鹅出版社的限量版1580元“on the road在路上”（以美国“跨掉的一代”耶鲁亚克的名著小说命名）旅行箱被文学青年们着实追捧了一番，更不用说坐落在展览中心的展会期间周末每日高达十万的人流量，这当然与暑期放假学生人数众多有关，但上海热爱阅读的人群逐年递增已是不争的事实。
on the road限量版旅行箱
记得学生时代自己也参加过类似在展览中心的书展活动，因为考试成绩还算突出被家人奖励来买书，挑选的是人民出版社的古代经典神话小说《西游记》，也算微微开启了进入文学殿堂的一扇门。工作后在福州路附近上班，经常能在二手书店淘到些打折旧书，于是又重新燃起热爱文学阅读的兴趣来。在国外旅行时每每乘坐地铁都能看到喜爱翻阅图书的外国乘客，最近听说伦敦地铁甚至快要贴出警示，上下班时间禁止在车厢内阅读以免乘客因为看书乘过站而上班迟到，可见西方国家人民阅读习惯的根深蒂固。而各国电影工业的发展也无一不是建立在本国文学原著剧本基础上的，中国早些年在海外电影节上扬名立万的作品很多都是乡土文学改编而来，但对于城市化后进程中的都市生活描写总显得与当今世界有些格格不入。其实从书展销售和期间的文化活动来看，上海作家们的城市文学写作多年来的成绩还是有目共睹的。
“‘再见，罗克。’他的情人的丈夫温文尔雅地结束了他宣布的噩耗，在电话的另一边退出了这次沉闷的谈话。”这是上海作家孙甘露老师90年代初的小说《呼吸》的开篇，也是上海当代先锋文学的标杆旗帜，如同这部著作的另个名字《像电影那样恋爱》，孙甘露用接近于电影剧本分镜头的方式描摹出那个转变中的躁动的中国现代都市剪影。2009年首届上海文学周举办的“文学与城市”学术研讨会上，孙甘露指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本雅明的大量作品分析的都是现代都会中所产生的问题：人的处境、在城市中人的反应。比如说陌生化的问题、比如说暴力犯罪的问题。”就像《呼吸》里的主人公罗克那样波德莱尔本雅明式的城市闲逛漫游者才最能捕捉到都市深处的神经与脉络，在即将出版的《为什么要读孙甘露》这本批评文集中就很好的诠释了作家本人所具有的“此地是他乡”的城市写作精神。
《像电影那样恋爱》
在诸多冠以“张爱玲的传人”中，专注于上海书写的名作家王安忆这十多年来产量着实丰富，《长恨歌》从弄堂写到鸽子再写到女主人公王琦瑶传奇的一生，《逃之夭夭》写琐碎的上海小市民世界，《遍地枭雄》写出租车司机劫持案，《启蒙时代》写老三届，《天香》写晚明时上海民间的顾绣，《众声喧哗》写东北女人闯荡上海滩的市井生活，还有《空间在时间里流淌》《今夜星光灿烂》这样的精彩散文集，勤奋是对王大作家最由衷的夸赞。另一位女作家陈丹燕的上海题材非虚构作品也颇受欢迎，从早年的《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到前些年热销的《外滩：影像与传奇》《成为和平饭店》和这次书展上再版的《永不拓宽的街道》，陈丹燕以纪录片式的手法纪实地记录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与变迁。去年刚刚过逝的的作家程乃珊则因为祖父是金融界著名的银行家所以擅长描写上海老资产阶级及其后代的生活变化，代表作《蓝屋》的原型是著名建筑大师邬达克的“绿房子”，她在患病去世前还坚持为《上海文学》撰写专栏文章的精神令人动容，这次书展上湖南文艺出版社专门为她推出了纪念版的全集“程乃珊三部曲”。而说到“新市民小说”就不得不提唐颖，已经参与跨届艺术节策展的她在2003年发表的《阿飞街女生》，讲五个从上海“阿飞街”出来的女孩往来于美国和上海之间的成长故事，由于作者本人多年来游走海外的经历更显得颇具“生活在别处”的国际化味道。
王安忆
近些年发表的出色的上海题材作品里小白的小说《租界》虚构了一幅民国上海租界的浮世绘，小白可不像其他作家那样中产小资温情，而是借着“租界”之名编织出一个杀机四伏万象杂成的“上海自由市”。另一部如今红遍大江南北的金宇澄老师的《繁花》，连一部戏能拍好几年的墨镜王家卫都传言要改编这部小说翻拍成电影，“沪生经过静安寺菜场，听见有人招呼，沪生一看，是前女朋友梅瑞德的邻居”这样市井的日常描写用沪语写作讲来尤其平易地贴近人心，当然是最好由金宇澄老师自己亲自下厨改写剧本才好保持原汁的上海原味。
而在一批青年作家里，黑蓝文学先锋组织一员的顾湘在《为了不高兴的快乐》里的天马行空如打游戏机般的写作方式，btr的作品集《迷走·神经》把玩纯熟的短篇小说正符合当下破碎化的社交媒体语境，王莫之的新书《有闲阶级的上海迷幻》将戏剧剧本形式融入小说这样颇有新小说领军人物阿兰罗伯·格里耶实验题材的味道都是值得赞赏的尝试。
上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穆时英、刘呐鸥、施蛰存的上海都市写作曾经把旧魔都的舞厅、跑马场、剧院这些光怪陆离的声色场所的描写纳入文学范畴领域，开启引领一派现代文学的写作方式，而如今全球化国际化当下的上海，伴随一届届的书展和各类文学活动，还是很期待会有更多精彩的都会小说的诞生以给这座文学曾经辉煌过的城市以精神领域的启迪与明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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