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异国他乡掉了通讯工具，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但是也得到了这座城市给予的意外的温情。拉开酒店的窗帘，窗外是灯火阑珊的东京，夜色下的这座城市，并不过分璀璨，发出的光亮，有如日常家庭暖黄色的光线。让人有点忧伤的是，那一瞬间很想给一个人拨去一个电话，却没办法办到。
文|记者 许致魁 图|沈洋 胡舒文 编辑|吴柳
从长沙飞韩国仁川机场，短暂停留后转机飞东京，在顺利抵达东京机场，在服务台请机场工作人员在便签纸上把英文的酒店地址翻译成日文之后，我一个人的东京之行就正式开始了。
九月的东京，气温微凉，九十点钟的新宿街头，行人并不多。我在酒店附近就提前下车，拖着行李箱走进了7-11。在日本的便利店买烟，需要出示成人证明。
“中国人？”拿出护照结账时，站在收银台后面戴黑框眼镜，留着圆寸发型的男生微笑着询问。这家便利店24小时营业，每晚只有两个人轮值，这个在附近动漫设计学院读书的男生叫工藤，他来自上海。见我初来乍到，推荐我吃店里的关东煮，“我比较喜欢吃这个，每一个里面的食材都不一样，汤底很清澈，炉子的温度我们控制好了，所以即食，也不会觉得烫”。跟他聊天知道，他每周上两个通宵班，第二天直接去上课，一个月能挣到将近人民币6千多元的薪水，他说，“相比欧洲留学，日本留学比较经济，一年学费大约在十多万元人民币”。
此时的新宿街头，行人不多，有一些夜跑族的倒影，在深夜居酒屋店门的灯光下穿梭。工藤整理完货架上的杂志后，也走到门口，拿出一支香烟点燃。“其实东京很多街道都是禁烟的，比如我们现在脚下就写着‘新宿区禁烟路段’。这里是新宿的写字楼区，很多人只是晚上出来抽一根而已，吸烟室这个时候应该关门了”。的确这才发现，虽然身后的五个垃圾桶一字排开，上面分着可燃料和非可燃料，以及根据塑料罐、易拉罐和纸屑扔物口径大小设计的垃圾桶，却并没有找到可以弹烟灰和熄灭烟头的垃圾桶。有些难堪地用脚尖在地上熄灭烟头后，跟工藤告别，拎着行李箱去酒店入住。
订的这家酒店名叫三井花园，房间很有生活气息，竟让人感觉好像回到了家居生活里。房间的灯光是暖黄色，整体布置是白色调，就像MUJI的一个样板间。睡衣会叠好用竹篮放在床边，洗漱台除了吹风机外，还准备了直板夹、白色棉质皮筋等。洗漱产品都是家庭装，而并非酒店装型号，并且第二天会看到透明瓶子里的容量，恢复到满格。衣柜里会摆上除味喷雾剂，每个房间的垃圾桶，都分为“可燃料物”和“非可燃物”。
抵达东京的第一个夜晚，并没有陌生的感觉，喝完一瓶明治牛奶后，慢慢入眠。这个舒适的夜晚过后，我并不知道第二天会在去东京都美术馆的路上，竟把手机掉了。
并不记得是在地铁还是在出租车上把手机弄丢了，只是我提前做好的攻略，回程飞香港的航班信息、酒店地址，全部储存在手机里。在酒店服务生的建议下，去了新宿的警察局。
这是我第一次进到日本警察局，这个街区警察局并不大，在临街的位置，看上去只有大约十平米左右，看起来更像一个路口的岗亭。落座后我稍微有些紧张，因为一个是担心失联，另一个是害怕失掉飞香港的航班讯息而遭到滞留。这里的墙壁上贴着通缉犯的照片，不知道是否能帮忙处理我的手机丢失问题，而来记录我的讯息的是三个警察，他们拿着笔记本还有电子翻译器询问我的各种信息。其中的一个女警员，在给地铁站还有出租车公司电话沟通的时候明显语速加快，似乎听得出来还挺紧张我的状况，她问我，“你记得家人的电话号码吗？要不要先打个电话回中国，让他们帮你查询回程的讯息”。
中午一点时，警察局已经空无一人，核对完信息和填写了失物招领表格后，另一位留着齐耳短发穿着笔挺警服的年轻女警察带我出去找了一路手机。她跟我说，“其实在东京掉了手机，一般都能找回来，因为他们捡到了无法使用”。虽然正值iPhone6上市之时，但是我也没办法买，因为在东京只能凭身份证购买。即便是其他品牌手机，没有当地身份证，也无法买到电话卡。
但令人感动的是，酒店的前台人员一直在帮助我拨打我的手机，直到我回国的当天，他们还在持续不断拨打，希望有人接听后归还。这件事甚至连隔壁便利店的大叔大婶们都知道，早上去买牛奶时，会被拦下询问我，“你手机找到了吗，联系到你国内的家人了吗？”
虽然在异国他乡掉了通讯工具，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但是也得到了这座城市给予的意外的温情。拉开酒店的窗帘，窗外是灯火阑珊的东京，夜色下的这座城市，并不过分璀璨，发出的光亮，有如日常家庭暖黄色的光线。让人有点忧伤的是，那一瞬间很想给一个人拨去一个电话，却没办法办到。因为一通无法回拨的电话，而让周遭变得黯然失色。
但掉了手机后，就自动屏蔽掉了刷朋友圈、发微博，与外界彻底失联，却安安静静在东京都美术馆待了一整天。东京都美术馆坐落在市区的公园里，老派的灰色长方形建筑，外观看起来中规中矩，反而是美术馆前坪里的装置艺术，吸引了不少游客拍照。这座美术馆自1926年正式开馆以来，以多家美术团体的公募修建的展馆而为民众所熟知。去的当天，正好是当月对于70岁以上老年人的免费开放日。穿着精致日式套装的老年人们，有条不紊地排队进入展馆。
近期展览馆的主题是《Goddesses and Queens》，展出的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视觉元素在当代媒体中的显示、延续和发展。展览是以石雕和华丽的金属配饰为主，皇冠、腰封和做工繁复的皇室首饰，让我联想起了古埃及女王时代的辉煌传奇。展品中女王有一根项链，是用鱼线串联金属片，然后显现出充满艺术效果的二方连续。另一间展馆内，展出的则是第76回“一水会展”。这里集合了日本数位知名画家的作品数百幅，以写实派的人物肖像和抽象主义的风景画作为主。这里像是一个集结了东京油画艺术家的展厅，不约而同地将画风定格在了写实主义上。日本艺妓和服上刺绣的花卉，新干线旁背着皮质书包的女生，抑或是静物台上，娇艳欲滴的花朵和丝绸质感的静物衬布，色彩的基调，都不会过分华丽，像是抹上了一层樱花色泽的素雅基调。
走出美术馆，来到了门口的露天星巴克小坐，不远处是很多来旁边公园郊游，席地而坐的学生。正要走神时，被几个穿着时髦的泰国年轻男女所打扰，“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在东京哪里最好玩”。我给他们推荐了银座。“在涩谷，除了时髦的古着店和潮牌店、设计师店外，MUJI大楼也坐落在这里，你甚至能在店内找到自行车，有机食材制作的餐点，还有万圣节的装点道具”。他们坐了下来，我们在喝一杯咖啡的时间聊了一会，然后拿出手机自拍撑杆，拍张笑容灿烂的合照。我们也彼此分享了为什么选择来东京旅行的理由。他们是因为东京作为亚洲的一座潮流城市而来，而我给出的理由是，喜欢日式料理。还记得我上一次来东京时，在一间餐厅吃到一碗牛肉乌冬面，让我对日本料理彻底念念不忘。
而手机丢失之后，我也失去了寻找这间餐厅位置的线索。但这并没有影响我的日料之旅。
从酒店出门，往左手边走50米，是混熟了的7-11，再往前走200米，便是一家深夜食堂。晚上11点的时候，料理师傅面无表情地穿着纯白色的工作服，袖口卷到了手腕处，在吧台后，眼神盯着我，看我手指指向菜牌的料理，然后为我制作刺身寿司。熟练地去除甜虾的肠子后，沾一点水在双手搓匀，然后迅速地用中指，蘸一点手磨芥末在饭团上，和甜虾一起捏紧。不到2分钟的时间，两枚现做刺身，出现在一个原色的陶瓷碟子里。坐在收银台旁边，佝偻着背，满头白色短卷发，却梳理整齐的老太太，是料理师傅的母亲，这是询问店里的打工女生知道的。她站在走道旁，穿着白色工作服，如同一尊蜡像般，一动不动地盯着挂在墙上的电视机。在这间深夜食堂，除了我用食时，发出器皿孤独的碰触声响外，就只有从电视机里，传出来的夜间新闻。
在东京，即便是深夜，在居酒屋吃刺身，也不会感觉到刚从冰柜里拿出来的冷冻质感。与国内不同的是，在东京的餐厅里，三文鱼刺身并不常见，即便秋季正值三文鱼的时令赏味期，店里的小女孩告诉我“三文鱼这类食材，在日本是按地区喜好来划分的”。作为三文鱼刺身，在京都会比较受欢迎，而东京通常会用三文鱼头，作为味噌汤的调味剂。这就像湖南人喜欢做口味鸡，广东人喜欢做白切鸡，是一个道理。不论是在深夜的居酒屋，还是白天在银座的高级餐厅，刺身、寿司的制作过程，食客都可现场感受。用来处理刺身的道具，是搁在台面上的，切完之后，师傅并不急着摆盘，而是先用一旁的白色抹布，擦拭刀面，“好处在于，不会串味，即便是同一种食材，也会因为室内的温度，而导致口感的差异”。一份好的刺身，食用时应尽量避免蘸佐料，原味的口感，是好品质的保证。正如一位料理师傅的功底，在于如何处理刺身，“一条鱼，在手里的切割方式和手感很重要，一旦没注意刺身的细胞脉络，鱼肉的血腥味，将成为败笔”。
在东京的这几天，几乎每晚11点钟，来这家料理店报到，不论吃到多晚，店里的人都会一直在一旁等待。第一天只是安静地吃饭，第二天打工的女学生会微笑寒暄，并熟悉我对于刺身的偏好。接下来几天，我会让料理师傅，推荐他喜欢吃的刺身。小鳍鱼和青花鱼刺身寿司，是他推荐给我的菜品，并建议只在刺身上蘸取一些酱油，避免破坏寿司米团的口感。在光顾这家餐厅的第三天，老太太就送我一本随手携带的册子，上面介绍了各种鱼类刺身的最佳赏味时节以及捕获量居前的地点。回国后，我才发现，小鳍鱼和青花鱼是秋季的时令鱼类。
这段旅行因为没有手机从而不被打扰，拥有了足够的时间在往返的飞机上，在深夜食堂出来后，或在临睡前有时间来阅读村上春树的《朗格汉岛的午后》，在这二十五篇小品文里，流行语“小确幸”就诞生在这本书里。
不知道我的手机会不会像上次在东京迪斯尼把相机弄丢了后神奇地在装潢得像米奇公寓一样的失物招领处被找回一样，也同样找回。但在这段时光里，让我感到自己置身在东京这座日本最大的城市里，最终没有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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