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麻心汤圆的记忆，几乎就是关于童年最初的记忆。那些薄雾蒙蒙，呵气成霜的清晨，我们挤在外婆的小床上，裹着厚厚的被子，透过小窗，瞪着窗外光秃秃的树影，等着公鸡打鸣，天色泛白。
至今我仍很难想象当年外婆那张小床上，为什么能塞下四个活蹦乱跳的小孩。我们缩在被窝里，互相扯着被子，想把自己裹得再严实一点。正在纠缠间，从楼下传来一阵淡淡的、清澈的糯香，突然间谁都不怕冷了，争相从被窝中跳出来，光着脚丫就往楼下跑去。
四个人排排坐在小板凳上，每人面前一个小碗，热腾腾的冒着气，里面躺着七八个硕大的汤圆，雪白剔透，上面细细碎碎撒了一层金黄的桂花，香气扑鼻。
我们比着各自碗里汤圆的多少，个头的大小，一边向外婆抗议着莫须有的偏心，一边迫不及待地一勺下去。汤圆实在太大，一口吞不下，只觉得一团滑溜溜，软糯香甜的东西在嘴里化开，滚烫的芝麻缓缓流出，味蕾瞬间开出一朵朵花来。
我一向不喜欢甜食，唯有麻心汤圆例外。每年冬至，都要买上一包，但总没有童年时的滋味。大概是记忆和距离美化了当年的味觉吧。毕竟，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吃过外婆做的麻心汤圆了。
在我们那个江南小镇，老人们也管冬至叫“冬节”，冬节要吃汤圆，尤其是小孩子，吃了汤圆，才算长了一虚岁。事实上，过年的气氛就是从冬至前后慢慢酝酿起来的。经历了“十月末，水冰骨”的寒流后，阴雨绵绵的天气逐渐放晴，变得干燥，适宜晾晒。不少人家会提前几天将糯米碾成粉，用水拌糊，然后分成一小块一小块地摆在竹笪上晒成汤圆粉。汤圆粉晒干后放入洋油箱，要吃时拿几块出来用水浸开后使用。除了麻心汤圆之外，汤圆还有很多种吃法，比如醪糟汤圆、桂花汤圆，或者做成咸的（实心小汤圆清汤煮后加入肉丝、笋丝、虾皮、紫菜等汤头），或者擂成麻糍（方块状的糯米团子经清汤煮后，在麻糍粉中搅拌）……
除了晒汤圆粉之外，家家户户的院子里还开始陆续挂出酱油鸡、酱油鸭、酱油肉，长长的竹席上晒满了各种鱼鲞，小黄鱼、白果子、鮸鱼、鳗鱼、乌贼干……一些心急的人家，甚至开始熬起了肉冻。一个大蹄髈，一只老母鸡，放入酱油、老酒、糖、盐，炖上七八个小时，直到肉和骨头都融成一锅浓汤，然后找家里最大的碗盛起来，放到窗外冻一夜。第二天一早，刮去上面一层白白的猪油，就露出晶莹剔透的肉冻。
我的童年，还处在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而过年的全部意义，似乎就在于制造一种哪怕是暂时的富足感——水缸里装满年糕，酒坛里盛满美酒，橱柜里有随时可以拿出来待客的菜肴，罐子里有源源不断的糖果、花生、瓜子……
按家乡的旧习，新年的第一天要扫墓祭祖，第二天是父亲家族的新年酒，到第三天才是母亲家族的拜年。对小时候的我们来说，去外婆家拜年，是过年的最高潮。
外婆住在隔江一个偏僻的小村庄。现在只要20分钟的车程，30年前却要几经跋涉，而且都是水路，先坐渡轮过江，改乘小船过河，再换人力车，再步行……对没出过什么远门的小孩子来说，那是一年一度隆重而意义非凡的旅行。我至今记得母亲给我买的一双绿色小皮鞋，那是我生平第一双皮鞋，迟迟不舍得穿，一直等到要去外婆家了，才郑重其事地拿出来。穿上带蕾丝的白色小棉袜，扣上小皮鞋的扣子，听着皮鞋敲击地面清脆的声音，我是怀着怎样骄傲而快乐的心情，觉得整个世界都在闪闪发光。
父亲一大早就去菜市场买了新鲜的螃蟹、血蛤、海蜇皮，母亲提着各种干货，对虾、乌贼干、鳗鲞……我负责拿轻一点的东西，炒米糖、芝麻糖，还有外婆最喜欢吃的炒豌豆。她牙口不好，却独独中意炒豌豆“喷喷香”的味道。我热衷于这个还因为，我和表妹最喜欢玩撒豌豆的游戏。一把豌豆撒下去，用一颗豌豆去碰撞另一颗豌豆，碰到的就可以收到自己的囊中，简直有点像打斯诺克。至于弟弟，他只负责拿自己的烟花爆竹。小火箭、雪炮、流星、金转银盘、水老鼠、万花筒……基本上他每年的压岁钱都花在了这些烟花上头，这也让他成了外婆家附近小男孩中最受欢迎的一个“城里人”。
记忆中，去外婆家的路上，就是一条河连着一条河，一座小桥连着一座小桥，岸边是一片片的水田，冷清清地留着粮食收割之后一丛丛的稻茬和草垛。老水牛懒洋洋地躺在田间淤泥里，硕大温顺的眼睛瞪着天空，一动不动。偶尔也会遇到一些鲜艳的风景，比如冬天里绿意正浓的菜籽薹。母亲常常会停下来，跟农家买几株，带到外婆家炒年糕吃。新年酒的头盘，常常就是从一道菜籽薹炒年糕开始的：雪白的年糕，紫红的酱油肉，金黄的虾米，碧绿的菜籽薹，顶上还带着刚开的小黄花。
就这样一路下来，从八九点出发，常常要到中午，才能到外婆家。表弟表妹早已守在村口，在田间地头游来荡去，东张西望，用外婆的话说，跟“猫等耗子似的”。他们是大舅舅的孩子，表弟叫永定，表妹叫和平，与我和弟弟差不多年纪，是我们童年时最亲密的玩伴。
“外婆，外婆……”还隔着老远的路，我们已经一边叫喊着一边朝外婆飞奔而去，把父母远远地落在后面。记忆里，外婆总是笑吟吟地立在门口，拂一拂灰白的头发，轻轻抱住我们问道：“来啦，饿不饿？”然后立刻下厨给我们做一碗醪糟鸡蛋，或者一碗素面汤，上面铺满切得细细的金黄的蛋丝。外婆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她对人的疼爱，永远是喂饱了再说。
外婆一共有五个孩子，母亲是长女，下面还有四个弟弟。出于乡下一种奇怪的规矩，他们都不管外婆叫妈，而是叫“阿婶”。据母亲说，这是假装过继，为了孩子好养活。但我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没娘的孩子好养活？
那时候，几个舅舅都还住在一起，一排五间的两层小楼，外婆和小舅舅住在最边上的一间。陈旧泛白的木门上贴着大红的对联，门檐上挂着“五好家庭”的牌子。
外婆的厨房很狭窄，却有一个大的不成比例的灶台。是烧柴火的那种老式灶台，两口大铁锅，够煮十来个人的饭菜。我很喜欢用那口锅做出来的白米饭，尤其是底下一层薄薄的锅巴，趁热可以完整地剥下来，暖暖的，软软的，卷一卷，蘸点白糖，就是最美味的零食。
记得我们几个小孩经常被差遣去附近的小树林找枯叶、稻梗和掉落的树枝，谁捡得多，压岁钱就会多几枚硬币。南方的冬天奇冷无比，灶炉边是整个屋子最暖和的地方，所以每次外婆煮饭，我们都争着去烧火，而且很快掌握了控制火候的办法：火大了，就加点湿木棍；火小了，加点小的干树枝和树叶，火自然就变得又凶又猛。
因为灶台太大了，整个厨房就只塞得下一个小橱柜和一张小圆桌。那是外公在世的时候亲手做的，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至今仍然摆在外婆的厨房里，摸上去就像新的一样，细闻之下还有樟木淡淡的香味。当时我们还太小，当然不懂得外婆在这些遗物中倾注的深情，但那个橱柜对我们而言多多少少有点像美丽的魔法，里面总可以找到源源不断的糖果和零食。而且，外婆的炒米糖特别脆，芝麻糖特别香，芙蓉糖特别甜蜜粘牙……
厨房里没有自来水，洗菜要到院子里去，几个舅舅合力在那里挖了一口井。井水又深又冷，冬天把手伸进去能冻到神经麻痹。但外婆用它来洗菜刷盘，虎虎生风，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外婆信佛，常年吃素，唯有到了过年的时候，她镇定地杀鸡宰羊，仿佛这番杀生，是经过了佛主的默许——刚炖好的老母鸡从脸盆里直挺挺地伸出两条肥嫩的腿，还在水里满口吐泡沫的大螃蟹、游来游去滑不溜秋的河鳗、金灿灿的小黄鱼张着嘴巴、墨黑的乌贼，洗得雪白的血蛤……我喜欢看她和母亲在灶间忙忙碌碌的身影。洗洗刷刷，烧炒煎炸，大勺小勺、油盐酱醋递来递去，仿佛操持一场千年不散的宴席。
比起酒席上正襟危坐的大人们吃的大鱼大肉，作为小孩子，我们更喜欢私底下跑来跑去要吃的。闻到蒸锅里腊鸡的香味出来了，就巴巴地跑来讨一根腊鸡腿吃；螃蟹煮熟了，四个人先上来瓜分掉四颗大螯；血蛤烫好了，赶紧趁热拨开几个尝鲜，吃得一口血淋淋的；荸荠削好了皮，雪白可爱地摆成螺旋状的一盘，我们就从底座偷几颗揣兜兜里，一会儿玩累了解渴。那时候还没有草莓、樱桃之类的舶来水果，荸荠就算是最美味爽口的水果了。跟着我们穿梭往来的，还有一只瘸了腿的狗。它本是山上一只野狗，被一群恶作剧的小混混用鞭炮炸掉了尾巴和一条后腿。外婆可怜它，每次都给它留一些剩菜剩饭，它就从此寸步不离地跟在外婆身边。遇到这种盛宴，它自然也要来讨几根肉骨头吃。
有时候，我们会乖乖地坐下来，给大人帮帮手，比如帮外婆包麻心汤圆。外婆早已把面团揉好，揪成一小块一小块，给我们每人分几块，在手心摊成薄薄的圆形，在中间放上一颗黑芝麻球（由芝麻、白糖、猪油搅拌而成），小心地收口，再在手掌间轻轻揉搓，把一个个汤圆搓得又大又圆。外婆总是在一旁笑眯眯地说，一定要搓的圆圆的啊，那样才能团圆呢。
如果汤圆粉有盈余，再加上我们的软磨硬泡，外婆会用剩下的一点汤圆粉给我们做油泡丸吃，那是我们童年时代的最爱。油泡丸，其实就是油炸糯米丸子。糯米粉里加些白糖，随手捏成一个个圆形的小丸子，在热油里炸开，直到炸得通体金黄酥脆，才捞上来。常常是外婆刚捞上来一个，早已被我们迫不及待地抢着塞嘴里了，一边吃一边咂嘴巴，满嘴油光，心满意足。
汤圆粉是三舅舅送过来的。四兄弟中，三舅舅是唯一一个一直靠种地为生的人。他为人最为憨厚老实，又娶了一个很厉害的舅妈，平常走路说话总有点讷讷的感觉，连我们这些小孩子都暗地里可怜他。但每年腊月，他都会千里迢迢地给我家送来年糕、糯米粉和米酒，尤其是一种叫“蜜蜜橙”的黄酒，爸爸至今念念不忘。那是一种很特别的黄酒，橘黄色，看上去有点像蜂蜜，只是更清更亮。就装在毫不起眼的塑料水桶里，但一打开，满屋都是异香。那是三舅舅亲自酿的——每年他都会留下两块地专门种糯米，一块用来做捣年糕，磨糯米粉，另一块用来酿酒，“蜜蜜橙”大概就是最精华的黄酒。当他在酒席间拿出“蜜蜜橙”给众人斟酒时，在啧啧的赞叹声中，那略显愁苦的脸会一下子舒展开来，简直是神采飞扬起来。
我和表妹喜欢躲在外婆的阁楼里玩。阁楼是外婆睡觉的地方，地板很老旧了，踩上去有点摇摇欲坠的感觉。那是一个再简陋不过的房间，只有一张小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桌上摆着一面镜子、一个梳子和一张外公的遗像。那是外公留在世间的唯一一张照片：穿着旧T恤，背一个黑色的挎包，才40岁，头发已经花白，但笑得很爽朗的样子。关于外公，我只知道他写得一手好字，能用笛子吹很好听的曲子。外公是我出生那一年去世的，“文革”的最后一年。有一天早晨，他的尸体被发现漂流在附近的小河。关于他的死，至今是一个谜。
表妹两岁的时候从楼上摔下来，大病一场。外婆梦见外公说，“小孙女真可爱”。外婆狠狠训斥了他一顿，让他离表妹远一点。第二天，表妹的病就好了。这些都是在那个小阁楼里，表妹当成家族秘史说给我听的。她说，在这个家族里，作为外孙女，毕竟是个外人，所以很多事情并不知道。
外公就葬在不远的一座小山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那都是一座孤坟，黄土草草垒就，四周荒烟蔓草，满目凄凉。但坟前有一株杨梅树，每年清明时节，杨梅熟时，当真一个个紫盘绿蒂，甜美无比。所以，给外公上坟，对我们来说绝无阴森之感，而是一场美妙的冒险，我们能爬到那棵杨梅树上吃上整整一个下午，直吃到舌头变紫，牙根发软。通常是小舅舅带着我们，他就比我大5岁，是我们中间的孩子王。他教给我们乡间小孩的各种游戏，挖野菜、捉蛐蛐儿、掏鸟蛋、摸螺丝、抓鱼、游泳……最近一次见到他，他已经四十出头，生意失败，欠下一笔巨额债务，饭桌上只顾闷头喝啤酒。我总想起当年那个清俊的少年，每年夏天坐着小船给我们送来一捆新鲜的甘蔗。
给外婆拜年，照例也要给外公上坟扫墓。舅舅们带上柴刀、鞭炮和爆竹，先用柴刀将外公坟墓周围的杂草清理干净，然后放鞭炮和爆竹，这是告诉外公，子孙们来看望他了。
外婆并不跟我们一起上坟。当酒席终了，客人散去，一切收拾完毕，她终于可以闲下来的时候，就一个人坐在院子里，静静地晒会儿太阳，喝碗浓茶，听会儿弹词。弹词是南方的一种戏曲，用我们当地的方言唱的，外婆唯一能听懂的语言。唱的无非是些才子佳人、负心薄幸的故事，伴着寥落的几声琵琶与三弦，听着多少让人心生悲凉之感。多年以后，母亲身患重病，癌细胞侵入身体各个器官，唯一能让她快乐起来的事情，就是让我陪着去外婆家，也是这样躺在院子里，冬日的阳光正好，与外婆一起晒晒太阳，听听弹词。在那一刻，时光仿佛可以静止，拯救我们不向命运的深渊继续滑下去。
小时候在外婆家，总嫌时间过得太快。我们向父母各种撒娇耍赖，希望能在外婆家里多留宿几晚。我们愉快地伴着外婆的鼾声入眠，期待着第二天一早，能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麻心汤圆。但如今，表弟远在俄罗斯做生意，表妹嫁到上海，我在北京定居，只有弟弟还留在老家。几个舅舅陆续搬离老宅，只剩下外婆一个人还住在那个小屋里。更没想到的，是母亲过早地离世。外婆在经历了人世最不幸的伤痛之后，变得更加的消瘦与沉默。我想，就算她再做一碗麻心汤圆，也早已不是当年的滋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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