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今七千多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刻画在上的盆栽植物图案展示了人类盆栽植物悠久的历史。据《三辅黄图》记载,汉代未央宫的温室殿用于在冬季陈列盆栽植物。河北望都出土的东汉晚期壁画墓及陕西乾陵出土的唐代章怀太子李贤之墓内都有关于盆栽植物的壁画。
“盆景”一词在宋代苏轼的《格物麤谈》中首次出现:“芭蕉初发分种,以油簪横穿其根二眼,则长不大,可作盆景。”以后,在高濂的《遵生八笺》、文震亨的《长物志》、陈淏子的《花镜》、沈复的《浮生六记》等文人墨客的书中都出现有关盆景雅玩的记载。
明末画家文震亨认为世间以盆景列于几案上为第一,列于庭榭中为次之应该倒过来,其主张:盆景“小者忌架于朱几,大者忌置于官砖,得旧石凳或古石莲磉为座,乃佳”。在他看来,置于室外的大型盆景,在审美上更自由。实际上当时“几案可置”的中小型盆景在社会上更为流行。
明代文学家屠隆撰《考盘馀事》,有专章“盆玩笺”,论说盆景:“盆景以几案可置者为佳。”一景一盆,一景一几或一案,根据盆景的疏密、高矮、曲直、虚实配以比例和谐的几案相得益彰,形成一盆一世界的独特艺术效果。
林语堂先生曾说:“书法是中国美学的基础,一切艺术的问题都是韵律的问题。”中国艺术是线条的艺术,盆景亦是如此,与之一脉相通。
中国古代文人是盆景的创作者与鉴赏者,运用美学观念和材料赋予盆景美的外在形式,又通过诗歌、绘画等为盆景注入具体而生动的精神内容。
盆景也让文人们在精神上走向自然,以山水为友,与花木相乐,以笔墨抒情,亦陶冶了文人自身的情操,反映出回归自然的闲情逸致。
自始至终,文人都处于盆景创作的主导者地位。和中国明式家具、琴棋书画一样,如果盆景少了文人及其参与的创作活动,便缺少了灵魂,也不可能千百年来被传阅和诵记。
文人以自己的美学观念赋予盆景以独特个性,使盆景成为文人的精神载体;文人与自然的交流对话,发掘和体悟到了盆景的艺术之美,实现了自然美向艺术美的过渡,且在这一过程之中,成就了独立的人格精神,实现了另一种人生价值。领悟盆中之景,要把自己的情感融入盆景的意境中去,细心揣摩花木之情。
2008年,我创办问木堂,制作和收藏的盆景均追求形简意足、孤高绝俗的文人审美情趣。
在盆景中,自然之物融入中国写意画简练、飘逸、空灵的意象。并传神地把中国书法线条的曲折、顿挫、枯涩等特点运用到每件作品。
形简意足是中国文人艺术的重要准则,它有着深远的思想文化渊源。儒家主张“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力求简易以发挥审美的效果;道家以“少则多,多则惑”为处世原则,认为“大道至简”,简单之中蕴涵复杂。形简意足还是一种洗练的方式,去粗存精,单刀直入。枝叶寥寥,却以一当十,更有助于借物写心,以景抒情。
孤高绝俗是文人的特点,有志向远大、学识超群、独树一帜而不随波逐流之意。孤高绝俗也是文人树的一个主要特征,从造型上看,大多文人树的主干均成高耸状,或直立,或微弯,其高度与粗壮之比远超过一般树木。也不乏一些文人树的主干大幅度弯曲或倾斜,以至呈悬崖状,但其下部分的三分之二却很少出枝,仍然显出一种孤高绝俗的姿态。
移情于物,赋与自然之物以人性,才会格外有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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