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乔治·普罗尼克
翻译：索马里 陆飞
一
1942年2月，在斯蒂芬·茨威格自杀前的几个月，克劳斯·曼（托马斯·曼的儿子）在纽约第五大道遇见过他。曼把茨威格称为“不知疲倦发挥天赋的人”，从少年时开始，茨威格就在他心中占据了非常特殊的位置。在曼早期的著作出版时，茨威格是“最振奋、衷心地”告诫他要有勇气的人。
克劳斯·曼
“年轻人，勇往直前！”茨威格在贺信中这样催促道，“也许你显赫的出身会为你招致许多偏见。别在意，做自己的事，说你想说的话——如果我没搞错，这就够了。”结果证明茨威格的寄望很有激励作用。而且和许多初出茅庐的作家一样，曼把茨威格奉为一位给予母亲般关怀的模范赞助人，他一边鼓励这些焦虑的作家，诱使他们展现自我，一边默默地用他充裕的银行存款为这些贫穷的人扫除物质障碍。
然而此刻，在1941年的纽约中心，茨威格看起来很怪异——不修边幅，精神迷离。“茨威格在黑暗的思绪中迷失得如此之深”，曼这样写道，“他甚至需要花好些时间才能感觉到自己在被人观察”。只有被直接招呼的时候，茨威格才会像一个梦游者听到自己的名字一样惊醒过来，突然变回到人们熟悉的旧日优雅的世界主义者。尽管如此，曼仍然无法忘却第一眼看到茨威格时他那荒凉的眼神。
几周后，流亡剧作家卡尔·祖克梅尔（Carl Zuckmeyer）也将在晚餐上遭遇到同样的眼神。茨威格问他，继续像个影子一样活着，到底还有什么意思，“在所有的国度里无家可归……我们都只是幽灵，或记忆而已。”茨威格总结道。
几年之后，茨威格的生活破裂了，他从世界最成功作家的行列（用茱尔斯·罗曼的话来说）和致力于连接艺术家和欧洲人道主义倡导者的“催化剂”，变成一个孤独的幽灵般的流浪者。这位狂热的藏书家失去了他的一万多本书，沦落到在纽黑文和曼哈顿的图书馆里游荡，触摸着那些他一度定义为“一手的沉默、缓和折磨与不安”的书卷。
他之前气派的住所位于萨尔兹堡卡布金纳山上，曾经是大主教的狩猎木屋，在那儿他用来写作的桌子曾属于贝多芬，也招待过一连串的杰出人物和有艺术抱负的人。如今，他的居所已换成奥西宁（Ossining）辛辛监狱山上一处阴暗的小平房（乘火车频繁往返于自哈德逊河上往返、经过有警备守卫的瞭望塔的高墙，又让这个会因政府对自由哪怕最轻微的侵害而痛苦的作家想起什么呢?）。他每天努力想完成自己的回忆录，战争带来的痛苦景象让他怀疑自己的身份。绿蒂，他那迷人的、未被公开的第二任妻子，无法使他振奋起来。
茨威格和绿蒂
一天晚上，在温德姆酒店，茨威格试图将他心爱的雷明顿牌打字机赠送给老友亚克西姆·马斯（马斯将此视为茨威格决意自杀的征兆），绿蒂私下对马斯说：“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强迫他把我带在身边。”
尽管生命中最后那几年有明显的抑郁，茨威格和绿蒂在巴西的自杀行为依旧触怒了流亡团体中的很多成员。他的求死被指责为对希特勒的投降，而他的财富与显赫名声还曾保护他免遭大多数流亡者不得不面对的暴行。对包括托马斯·曼在内的一些人来说，这是茨威格长期以来无法成为楷模的最终失败——这种指控既针对他的人生，也指向他的文学创作。
在一封写给茨威格第一任妻子弗里德里克的信中，曼解释了为什么他并不对茨威格的死亡感到意外。为此他援引了茨威格的“激进的、无条件的和平主义倾向”——虽然事实上“每个人都必须为即将到来的战争祈祷”，而茨威格从中看到的却是另一场“血腥的灾难和对他天性的违背”。曼观察到，茨威格实际上“是赞许法国放弃抵抗从而保全巴黎的举动的”。他一直回避生活在“任何好战的国家”，而当巴西显而易见也将被拖入战争时，曼指出，茨威格最终“从生命中解脱”。
的确，曼提示道，在茨威格身上有一种对于这个世界来说过于脆弱的东西——以至于排斥生命的意志。
托马斯·曼的批判也在汉娜·阿伦特对茨威格“过于敏感”、疏离犹太人的事业的谴责中得到体现——他的整体生活结构的不足，对“公民抗争和政治”的淡漠，让他“无法与那个过去和现在都以生为犹太人为耻的世界抗争”。迈克尔·霍夫曼最近则完全否定茨威格的人格和作品，他将茨威格描绘为一个应受谴责的“消极主义者”，一个“阴险、善妒的维也纳”的彻底腐烂的果实，一个多愁善感的骗子（用罗伯特·诺依曼的话来说），“一生都在四处逃窜”。
在我看来，谈及茨威格的故事时，大多数他的批评者都带着“对女性气质的否认”，茨威格的朋友弗洛伊德将之描述成人类的基础心理（弗洛伊德用这一术语来解释常规意义上的一种和结构性去权（structural disempowerment）紧密相关的顺从态度）。然而，或许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去理解茨威格复杂的历史——关于这种“女性气质”的另一种教训——它能够呈现时代更大的困境，而非对茨威格暧昧的内心紧抓不放。
正如茨威格写玛丽·安托瓦内特，在意识到她缺乏英雄般的冲动后，“即便主人公缺乏英雄气概，但造物主依然能够建构出一幕极其感人的戏剧。悲剧的张力不仅仅来自对主人公们的有力刻画，也来自于人在命运面前不成比例的渺小。”在我们这个价值观不断地被颠覆瓦解的时代，茨威格这一先发的投降之举让第三者——托马斯的兄弟亨利希·曼如是感慨：“被征服者最先体会到历史蕴藏了什么。”
二
什么是好的流亡？流亡者的生存几率是由其内心刚毅程度、思想开放程度以及外界的支持网络组成的方程式决定的吗？为什么托马斯·曼、楚克迈耶，以及茨威格的指挥家朋友布鲁诺·瓦尔特，都可以在美国大放异彩，可是茨威格、布莱希特和剧作家恩斯特·托勒尔他们在新大陆的各种遭遇面前都退缩了？
戈培尔曾经讥讽全体流亡作家们，称他们是行尸走肉。而这轻蔑的称呼却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流亡者们心中巨大的恐惧——茨威格曾被这种恐惧所萦绕——一种对驱逐即是永别、将被这种错位扼杀的认识。对其他成百上千的和茨威格一样颠沛流离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恐惧。
大战期间，移居海外的艺术家和学者数量如此惊人，以至于有位历史学家把此种情形和拜占庭陨落后希腊学者的逃离相提并论。茨威格的故事使我们得以聚焦横贯新世界的酒店，整个1940年代欧洲那些破碎心灵都飘荡其中——那些房间组成的链条就像一段段蛇身，也像是从一个乌有之地到另一个乌有之地不可能的航行中的数百个中途站。
流亡者们穿着宽松的裤子和笨重的大衣，聚集在大堂和咖啡馆里，彼此低声抱怨——圈起一片略微偏离中心的社区，在那里，那些更早的流亡者的习惯、建筑的某块碎片或者自然的地形都唤起了家的意象，在他们匆忙回到那些让人不知所措的未卜境况、寻找稿纸作品和底稿之前，可以让他们无需翻译的假意、放心大胆按自己惯有的方式说话——他们既因为陌生的热度而萎凋，又要感受失去层层社会名望后裸锃的寒意。
布鲁诺·瓦尔特将快乐的流亡的秘诀归于记住“这里”和“那里”的区别。作为流亡者中最无可匹敌的一位，茨威格给出了致命的流亡的方案，我们可以称之为“罗德的妻子综合症”（Lot's Wife syndrome）。他过度理解了之前的家和当下环境的差异，并且忍不住越过肩头回望过去。他在奥西宁的拉马波街七号撰写回忆录，从他称之为“今日绝望的深渊中”，“半盲半明的我们凭借扭曲破碎的灵魂摸索”，茨威格写到，一遍遍地凝视他丧失的那个大陆“古老星辰的图案”。
事实上，茨威格因为战前欧洲的某种特殊张力而生的强烈乡愁早在他定居萨尔茨堡期间就诞生了。在家中，他可以一眼望到希特勒所住的贝希特斯加登镇。他的《昨日的世界》最初命名为《我的三生三世》，是想暗示他在1918年之前几乎无国界的欧洲的生活、1933年开始的生活，以及1939开始的晚期行动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界限。
讽刺的是，茨威格本人曾经还就流放创作过赞歌，在那本关于约瑟夫·富歇（Joseph Fouché）的传记中，他还写到流亡赋予的洞见，激发了人类曾接收到的那些最重要的讯息，比如摩西、基督、穆罕默德和佛陀。确实，茨威格写道，“每场流亡都是获得教益的时期，柔弱的人意志会变得坚硬……本身意志顽强的人会变得更强。”但是，赞歌的最后一行也限制了这种赞美，“无论如何，对于那些被赋予真正力量的人来说，流放永远无法削弱这种力量。”。作为一个回避每种冲突、甚至体育竞赛的人，茨威格从来没有幻想过自己会具有“真正的力量”。
茨威格非但拒绝将自己和历史上那些耀眼的先驱或他尊崇的同代人相提并论，他对自己的天赋也是轻描淡写，甚至借笔下的人物鞭挞自己的矛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早期，他写到他的壮志“就是和你一起在军队中并肩作战、征服法国”，以这样的句子来奉承他的德国出版商，他在日记中表示了悔恨。“我不相信任何逆全世界而行的成功——我想倒头睡上六个月，不知晓任何事，不经历沉没中的世界，全然的恐怖。今天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
那么，茨威格如何设计他的假期呢？尽管维也纳已经混乱无比，通过努力使自己按照他在研究诗人维尔哈伦（émile Verhaeren）时所描述的那种姿态生活而建立了自己的名声，他曾经写：“如果我们欣赏的多，也比别人更专注，我们将变得更富有，尤其是相对于那些胆小怯懦的、只满足于精挑细选的一点点生活的人……一个人欣赏得越多，就拥有越多。”
维尔哈伦
无数次地，他从目录上撤掉自己，为的是向他敬仰的大师致敬，抑或是推动某个不知名艺术家的事业。茨威格将自己设想为柔软的结缔组织（connective），而不是理想化的“硬汉”。
在向勒内·席克勒（René Schikele）解释在希特勒政权早期他为什么没有强烈抗议纳粹时，茨威格写道：“我想静静地做每件事情……我身上没有所谓的英雄气概。我天生是一个协调者，也必须按我的天性行事。我可以做连接性的、解释性的工作。我不能成为一把锤子，也不愿成为一个铁钻。”参加茨威格举办过的一次宴席过后，查理斯·博杜安在日记条目里写下茨威格“施展他作为中间人的所有天赋……他就像舞者一样，迈着轻快自如的步伐从一群人奔到另一群人……我会说这就像猫一样”；而那“温暖的，丝绒般的一瞥”进一步地强化了这种温柔，一种“我会形容为一种温暖的、肉欲的迷雾，就如同在阅读他的某些中篇小说。”博杜安总结道，“他是一个擅长沟通和共享的人”。
对于一个终身都试图在寂灭的宇宙不同的星宿之间建立联系的人而言，他又会遭遇什么呢？如果没有这些擎天支柱，更大的文化事业又会遭遇什么？这就像是问那个老掉牙的问题，环境在推动艺术领域异常夺目的人物的创造性生产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如果没有环球剧院和它那些名气小很多的演出为他的冒险提供支撑和能量，莎士比亚又会是谁？我们可以通过大声宣扬已知的他们没能达成的事，消灭所有关于中介人的记忆,但为什么要这样做？（除非这一连串才华横溢的亡魂可以将我们的名望送上青云，而他们自己则没有资格享受这些。）某个扮演了超导体、而非超人角色的人物，可以让我们最宽泛地洞悉他们身处的时代。
正如茨威格作为诸多迷人人物之间的突触一样，他人生的影簿揭示了变色龙的特质，让人联想起他本身的多重性格。作为一个常年在维也纳、柏林和巴黎的剧院有剧目上演的年轻有为的剧作家，带着感性而有教养的哀愁，茨威格向外眺望的目光越过了他的剧院同伴们。
刚进入中年时，在萨尔茨堡的房子里，他身着考究的及膝马裤、如海浪般的白衬衫，身边是他的猎犬和高颧骨的首任夫人，活脱脱一个高贵乡绅的范本。1936年，在一家咖啡馆里，史蒂芬伛偻在约瑟夫·洛特身边，他的领带皱歪歪的，和洛特的如出一辙。凌乱的头发耷拉在他的眉毛上，带着不修边幅的干枯分叉，酷似洛特的发型，这就是他酗酒阶段的末期。在瓦尔加斯总统的派对上，茨威格置身巴西上流社会人群中，身着黑色套装，配上古铜色的皮肤和愉悦的微笑，他以一种抓着桑巴节拍似的样子捏着他的意式咖啡杯，在周身的官员和美人中间鹤立鸡群。
只有在说更大的犹太人群体从不被他们的东道国同化的经历是种欺骗时，我们才可以说茨威格性格里的这种变色龙属性是虚假的。而他们受限于法律禁令和社会习俗的人为状态，有着前所未有的真实。
茨威格费了最大的力气去融入巴西。正如他在遗书中反复强调，即使他在巴西没能为自己谋得新生活，他仍然越来越热爱这个地方。在人群当中——或许除了那些批评家们——那种热爱得到了热情的反馈。
在他第一次的南美朗诵之旅中，前所未有地，成千上万的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里约的街头排队聆听他的讲演。从未有跟茨威格同等地位的欧洲作家像他那样，愿意严肃对待这些国家和他们的文化。他狂热地赞美这个国家传染性的、跨民族的宽容，在他看来，这是在解放全人类最好的天性。在他搬去巴西之前写的关于巴西的书里，茨威格称这个国家为“我们的世界未来文明与和平的最大希望之一”。
我们能批评他把自己藏匿在这不幸的愿望之后吗？正如他在给弗兰茨以及阿尔玛·沃尔弗的信中说，巴西“呈现出了一种乡村样貌，只是被从奥地利语翻译为热带的语言”，“他们有如此多的观点和态度，战前我们的世界里也都有过。”另外还有“多彩和优雅的狂欢”。他对弗里德里克自夸道，“我离开美国的决定不能被过高评价；住在这里的人更接近自己的本性，也能身处自然的中心，毫不过问政治。不管这样是多么以自我为中心，但它毕竟是一种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自我保护。我们不能耗费过多生命在愚蠢的政治上，它一直在向我们索取，却不曾给我们哪怕一点点东西。”然而其它地方发生着的事情，却使得这种幸福破灭了。
茨威格满脑子想的都是，在大众媒体年代，一个人无法和灾难保持距离。他看到人们无法逃脱不论何时何地发生的最新的灾难的消息——他将这种现象定义为“同时性组织”——这贬低了人类在回应苦难的能力。“人们对轰炸轻描淡写”，他在一生中最后的某封信中写道，“但当我读到房屋坍塌时，我也随它们坍塌了”。
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为呆在彼得罗波利斯所做的辩护，听起来像是对整体指示的顺从复述。“蒙田无限悲伤地谈及那些生活在对别人悲伤的想象中的人，建议他们沉默并保持孤独”，茨威格这样告诉弗里德里克。里约热内卢的嘉年华狂欢景象(“Très érotique, très érotique！他冲朋友大喊着)，和最新战时可憎之物的新闻之间的对比，成了促使他自杀的最后一根稻草。茨威格流亡生活的失败，也同样是由于无力哪怕是短暂地承受心理上的那种孤绝，即使那是他偶尔渴望的。
三
对人类命运错综联系的着迷，是了解茨威格在战前欧洲最渴望之物的关键：他在回忆录里写道，他的父辈那代人的信念是“国家、宗派间的分歧与界限终将消弭在普遍人性里，而那种和平安定，是最宝贵的财富，应该为全人类共享。”伯托·法迪尔（Berthold Viertel）曾提到茨威格有一个最终目标：“创造、保存、宣告那个在他内心中已经存在的欧洲。”在波德莱尔关于当代英雄的列表中——诗人、纨绔子弟、花花公子、赌徒、拾荒者、妓女——我们也许可以加入茨威格的“世界主义者”。
回首他数年的自在旅行时光，“我们寻思着，当任何飞机都可轻易穿越时，那些边界是多么无用；关税、边境守卫是多么虚伪和狭隘，这一切与明显在追寻世界大同和手足情谊的时代精神是多么不和谐。”在称赞他年轻时期的维也纳时，他说这座城市笼罩在这样一种“甜蜜”的氛围之中：“潜意识里，每个公民都超越了民族区分，变成了世界主义者，世界的公民。”
在最好的状况下，维也纳的“甜蜜”无疑也是有选择性的；这座城市充斥着各种让人兴奋的文化尝试，不时会让人想到，想象力就像哈普斯堡皇室统治的疆域一样无边无际。奥尔布里希的金色星环穿过分离派会馆（Secession House）的天花板，确立了一种基调，和席勒（Egon Schiele）照亮未来的、像吸食了海洛因般的裸露模特和克林姆特（奥地利超现实主义画家）新埃及风格的奢靡夜景产生共鸣。
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关于埃及梦之书的解析中的象征主义，也敲开那些或多或少是无意识的坟冢，展现了资产阶级绚丽的情欲。这些繁荣景象与维也纳主要的献祭祭司和剥皮人（immolators and denuders）的作品形成了鲜明对比：像克劳斯和鲁斯这样的人，把语言和建筑所有的装饰都视作“艺术渗透生活”的堕落标志。
一旦茨威格成年后，在这个克劳斯称之为“天启之地”的城市，他只有一个“职业媒人”这样的简短称谓。实际上，除去他在这座城市的许多友人，长期以来茨威格已感受到维也纳的恶意。他的第一任妻子注意到“随着奥地利领土版图的不断缩小，他的奥地利爱国主义愈加强烈，这一情绪在其家乡沦陷后达到顶峰”。一旦完成教育，他就奔赴巴黎——他完全着迷于那座城市，他称之为“美妙的疏离”——那种“可爱的挥霍”有着一种特殊的魅力，向任何靠近它的人施予快乐。
尽管在《昨日的世界》中，茨威格细致入微地描绘了一幅安宁、物价稳定的黄金时代的画像，这却是阿伦特所指责的，她认为文化成就盖过了政治活动，茨威格因此被指责为怀旧感性主义。但重要的是记住，茨威格了解这种幻象迷人的程度——考虑到他幼年时期的生活是并不和谐的富裕家庭的典型，茨威格原本很难不这么想。
茨威格在这样的家庭里成长：他的父母似乎坚持不愿意和他们的孩子们分享他们的财富，他们的房子里不停举行着他不感兴趣的喧闹派对，他也从来没有拥有过自己的房间。和他们周围的犹太人家庭一样，茨威格一家也庆祝过圣诞节，但和其他家庭不太一样的是，他们家不给小孩子圣诞礼物。
在漫长的夏天，带着佣人和数不清的行李箱，他们一家子偕同一众粗鄙的亲戚，辗转于一家家水上活动场所。茨威格和他弟弟只能和佣人们在简陋的小旅舍进食，然而他们父母却在知名餐厅大快朵颐。在那些流浪的假期里，不停换乘火车成了他们在压力、被忽略和遗忘的状态中例行的活动（在离开一家比利时海边度假胜地之后，他们发现他们失去了一个名字难以发音的吉普赛女佣，因此他们把那些奇怪的音节告诉街头公告员、让他尽可能地在大街上喊出来，直到那位吉普赛女佣不知怎么地让别人认出了她）。难怪茨威格会渴望带着最少的装备溜出去进行自己的秘密旅行。
与其固执于过去“真正的”美好，茨威格提出了一个迄今为止困扰了许多怀旧的流亡者的问题：对于无可避免被夸大的、失去甜蜜家园的损失，现实又提供了怎样的补偿？“它是我们父辈创造的幻象，是一种很美好和高贵的幻象。”茨威格这样写道，“它比我们如今的口号要更人性、也更有成效。不管我日后的认识和幻灭，我内心深处仍有某种东西会阻止自己完全放弃它。”茨威格对于维也纳富有特色的美学沉醉的赞美，让人想起尼采的这句格言“我们拥有艺术，所以不会被真相击垮。”
即便如此，茨威格所珍视的理想是基于一种信念，即艺术可以激起升华，而不是简单的逃避主义。为什么“真实”在残酷下更“真实”？什么使得冷酷的事实与人类处境密切相连？这些问题暗示了茨威格对美国反感的原因，是一种出于本能的厌恶，和弗洛伊德嘲笑“美国是一个错误，它真实而巨大，但始终是个错误”的原因有些类似。这句话和茨威格把美国看作自己对统一欧洲的理想的险恶分身的看法有所共鸣。
在美国的海岸边，茨威格看到了追求和平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不仅仅是想象力上的，也是身份上的。他看到的是一个充斥着沉迷于感官、物质主义的机器人的殖民帝国，而不是一个精神上四海为家的、复杂的个人主义者。早在1925年，他就写到了美国输出的“世界的单调化”：“国家之似乎越来越同时地互相同化，”他观察道，“越来越多的文化中的特殊芬芳正在蒸发。”一切都“为了适应最短的时间单位，消费增加了：因此真正的教育——横贯一生的对意义的耐心积累——成为一种非常罕见的现象。”抗议是无用的，因为新的快感“提供的消遣不需要劳费心力……享受广播节目只需要拿起桌上的耳机，把它戴在耳朵上，然后华尔兹就在耳畔响起——神灵对抗这种舒适都徒劳无功。”
四
我们应当如何汲取灵感，是勇往直前还是触礁？在帮助公众避开有价值的作品和应当被忽略、甚至轻蔑的作品之间的浅滩时，评论家的角色又是如何呢？
对于茨威格，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他是一个“小众作家”。这种分类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这个称呼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从属于这个分类的作品中我们能获得什么样的价值？
作为为数不多直面这个问题的作家，奥登指出主流和小众诗歌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取决于这首诗歌给予个别读者的乐趣多少，他还列举自己从威廉·巴恩斯（William Barnes）的小众类诗歌中得到的乐趣，以及自己并不喜欢雪莱所有的明显主流的作品。他主张，我们去研究那些可疑的、甚至明显次要的作品。
奥登
“有些书不应被遗忘，没有书不应被铭记。”那些在茨威格的书中找到乐趣的人——必须得说，他们中的很多人有辨别的能力，通晓多种语言、有广泛审美品位——并不需要将茨威格的著作和例如罗斯或者霍夫曼塔尔这样的作家比较，就可在茨威格的书中找到极大的乐趣。茨威格所召唤出的氛围，提炼出性欲的压抑，间或带有都市消遣的冷酷游戏，他关于征服和微妙沉醉的诗歌，仍带着挑衅。
奥登的结论是：“一些批评家认为他们有着道德上的义务去揭露一个作者的烂处，因为如果不这么做，这个烂作家可能会腐蚀其他的作家。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年轻作家会被前辈引向歧途、偏离自己原来的道路，但他更可能被一个好作家而不是坏作家引诱到。一个作家越强大、越独特，对于那些次要的、还在寻找自己的作家来说他就越危险。”
但是，作品的整体力量是什么呢？茨威格的作品处处带着凄惨辛酸被压抑的性欲激情。《昨日的世界》勾勒了一出关于笼罩老维也纳的性伪善的精巧戏剧，如果不是借由茨威格的记录，这种重现几乎无法完成。他详细描绘了有教养的女人穿的压抑的服装（被塞进一个僵硬的鲸骨扎成的黄蜂形状的衣服）、还有让人抓狂的、娇弱的宠儿——年轻人扭曲地在这个城市“巨大的妓女军团”中寻求性欲的释放，而从“站街女”到穿着晚礼服的女士到“密室里毫不保留的女便服”，这支大军的地位等级安排是非常神秘的。
同时，茨威格的小说也专注于描写纠缠在欲海中的人。通常情况下，这种欲望是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一个女人的生命中的24小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有时这种激情也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马来狂人》、《月光小巷》），或者是一个人对某个物体（《无形的收集》、《旧书贩亨德尔》）；又或者，也许最有启发性的，是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欲望（《迷惘》）。疯狂，或者死亡，通常是这种爱的动力的唯一解决方式。在涉及到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爱欲的作品中，男人从没“爱”过。任何致力于男性角色回应的努力，总是不可避免地被他们的粗鲁、卑鄙或者两者共同玷污。
事实上，这些恋爱对象最显著的特点是，他们对于自己已经赢取之物的极度盲目。
通常情况下，茨威格作品中的爱情故事都是由一个第一人称叙述者转述他知道的第三人的故事，而叙述者对真相的反应往往是故事的关键。茨威格的小说最让人信服地处理了获悉别人身陷激情的境况之后产生的道德责任问题。
弗洛依德看到这种挣扎、秘密也影响了茨威格的非虚构作品。“完美的共情、高超的语言表达带给我难得的满足。”弗洛伊德在阅读《三大师》后这样写道，“我尤为感兴趣的是，当你的文字逐渐抵达秘密最私密的本性时，那逐渐累积增加的张力。就像在梦中符号的堆积。”
茨威格在某部小说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几乎是他所有工作的核心：什么是怜悯？
他区分了两种类型：一种是软弱、伤感，“无非反映了心灵迫切渴望摆脱因目睹了他人的苦恼而产生的痛苦情绪”，另外一种“唯一有价值的（怜悯），毫不伤感而且有创造力，知道事实的真相，并且决定在忍耐中最大限度（甚至还超过这些）地坚持。
尽管茨威格拒绝个人英雄主义，我们还是可以从“有创造力的怜悯”发现他本人对高贵的渴望。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茨威格故事的聆听者中，典型人物是《困惑》的讲诉者——一个年轻人最终才得知，他一直将其理想化的教授也爱着自己。故事的大部分篇幅都是，“困惑”中的教授一直挣扎在（是否）表达自己痛苦欲望的边缘。当最后的告白来临时，两人一起坐在黑暗中，叙述者说，“我感受到那炙热急切的声音，带着战栗和痛苦，把它的故事强加到我身体里，就像一个女人让一个男人进入她体内一样。”茨威格，像少数其他作家一样，反复探寻的是这种感受——这种需要带着激情聆听的有创造性的怜悯，是如何转化聆听者的身份、让其内在变得深刻的——这构成了一种隐喻层面的女性化。
在给席克勒的同一封信中，茨威格断言自己“只能作为‘结缔组织’才能行动”，他说“因此我们是极少数在战壕中间的无人之地、占据最徒劳最危险位置的那群人”。
五
最终，茨威格树立的自杀“楷模”又如何呢——霍夫曼曾评价他的自杀是他最后的不真诚（霍夫曼注意到，自己到在阅读茨威格极度克制的遗言时的厌烦和愤怒，即便这样，他还是认为“他并不是真心的……他并不是那么想的”）。
如何理解茨威格和绿蒂疲惫和破碎的结局，他们为何筋疲力竭？因为牵挂绿蒂在伦敦的哥嫂？还是他们不断获知的东部前线的大屠杀？或者众多好友的死亡？抑或因为他最崇敬的作者们的书纷纷被付之一炬？还是他在巴西缺少继续工作的书？因为他为之投入过比写作更多的心血的大欧洲计划的破灭？连年在一个又一个旅馆之间混乱无望地辗转？以及茨威格随着年月增长的衰弱和绿蒂一直未见好转的疾病？我们又如何评价这对试图逃离的夫妇的自我毁灭？
一则悠久的米德拉什传说尝试理解为什么在以撒被献祭之后，撒拉很快就死了——她的死亡如此突然，这两件事实在太难被联系起来。中世纪的注经者拉什总结了所有的阐释，写到当撒拉意识到“她的儿子注定会被屠杀，并且将要罹难时——她的灵魂就已飞走了，她就死了。”即使后来知道她的儿子幸存下来，撒拉已经无力重回这个世界了，无论是因为生命让人难以忍受的偶然性，还是对这个父亲准备在儿子被烧死祭神之前割断他的喉咙的世界进行抗议。
和米德拉什故事里的撒拉一样，茨威格看到他和生命的契约破碎了。在我们看到的警察拍摄的现场照片里，丈夫和妻子（他穿着西裤，衬衫和领带，她穿着印花礼服）在他们冰冷的铁床上互相紧贴在一起，让观者心碎。
我们如何理解这个“楷模”，取决于我们想有多大的意愿包容茨威格的“有创造力的怜悯”。尽管曼对弗里德里克抱怨茨威格“将这样的胜利拱手送给撒旦”，但有时候，他人在极度绝望中的行动树立的楷模，无论它激起的是同情还是愤怒，都会鞭策那些幸存的人选择不一样的结局。
以下哪种事实更让人失望呢？是艺术家们的自传只能给教堂和小学提供很少的道德教训，还是我们重新认识疲惫事实、发泄对这些令人失望之物的愤怒的永恒动力？常年致力于探究其背后疲惫的真相，好让我们在失望时发泄我们自以为是的义愤？以至于像霍夫曼这么伟大的诗人，一旦必须和茨威格产生交集，也会小气地拒绝参加莱恩哈特的萨尔茨堡节（Reinhardt’s Salzburg Festival）这么盛大的节日。
还有托马斯·曼，可以在面对克劳斯幼稚的热情时表现出如此冷酷的傲慢，以至于最终摧毁了他的自信——而曼自己在1915年则公开宣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给第三帝国的诞生送来了佳音，因为这能证明“力量和精神综合”的理想”；克劳斯无以伦比的讽刺才智，和不懈对抗潜在盟友的私人怨愤不谋而合——这进一步击碎了维也纳的自由主义环境，而这种环境再加上少许的团结，原本能够有力抵抗奥地利新兴的法西斯力量。该如何面对受人爱戴的死者的言行不一和道德缺陷？
最终，茨威格绚烂的一生，他对命运超凡的扭转，富含了和我们的时代息息相关的洞见——关于我们自己逐渐扩展的难民困境；如何越过一生中两个时代之间的断层线（包括随之产生的、新崛起力量全盘抛弃过去追逐新时代的意愿）；如何回应一个受难者的哭号越来越响亮的世界；对安定抑或逃离的渴望——到独自完成自己的工作，完全舍己帮助有需要的人——到在一个遍布无从逃避的审查和控制的世界里渴望绝对的自由。鄙视茨威格的昨日世界，会让我们有遗忘历史留给我们所有人的教训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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