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光头教授在自家朋友圈吐槽黄灿然翻译的布罗茨基《小于一》，说译得不好。我凑巧买了这本书，翻开里面去张望了一下，说不好是对的，语言太细碎，气场不够大。好的译作，需要译者与原作者气质登对。但是，布罗茨基不是普通人，而黄灿然是翻译界的劳模，是个勤奋踏实工作的普通青年。
再看封底，这套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的“大师批评译丛”有六本，黄灿然译了一半儿，除了布罗茨基的这个随笔集，还翻译了库切的《内心活动》和希尼的《希尼三十年文选》，勤奋程度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黄灿然已经算好的了。”我跟光头教授最后达成共识，都知道翻译这行当，说着轻便，做起来特别难。有一阵子，我跟朋友们在一起重新读乔伊斯的《都柏林人》。我所买的上海译文版的《都柏林人》是王逢振的译本，读起来磕磕巴巴，怪不舒服。这样的译本读完，会觉得乔伊斯浪得虚名，就这也能算作是当代小说短篇小说集里坐头排的？后来朋友手里有个老版《都柏林人》，由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译者为孙梁和宗博。我们坐在一起，有人朗读了一篇，相对而言，舒服多了。
于是，推荐外国小说，要连带推荐译者，这成了朋友们互相荐书的常识。小说家阿丁特别推崇胡安·鲁尔福，他专门指出，如果读他的《佩德罗·巴拉莫》，就一定要读屠孟超的译本。鲁尔福是个奇怪而又特别天才的小说家，在他的世界里，人物一会儿是活的，一会儿又是死的，在时间与空间上，总是让人先一头雾水而后恍然大悟，他好像是个顽皮天使，来回穿梭。翻译他的作品得有多难啊，结构没搞清楚，首先就是不行的。
豆瓣有个可爱的小朋友叫做“地中海的鱼”，他会读西班牙语的原著，而且写了个技术贴，分析说如何读懂《佩德罗·巴拉莫》的结构。他将全书每一大部分编号，从1编到69，然后使用六种颜色的记号笔，来分别标注：1.胡安的经历；2.佩德罗·巴拉莫的童年及青少年时期；3.关于米盖尔·巴拉莫；4.害死阿尔德莱德；5.苏珊娜的故事；6.苏珊娜死后，佩德罗·巴拉莫死前发生的事。这才能够将整个小说的结构梳理清楚，再去翻译，恐怕才算是找到了门径。
作品同样是以结构复杂，穿插错落，出场人物众多著称的，是马尔克斯。马尔克斯是鲁尔福的弟子，他可能从鲁尔福那儿得到了启发。在《百年孤独》的不同译本里面，我对黄锦炎的译本有感情，那是1991年出版的，虽然早在1984年，高长荣就翻译了这本书。1991年我刚上大学，班里同学集体在读《百年孤独》，掀起大讨论的热潮，黄锦炎翻译得还是挺不错的，至少读之不觉得硌。我记得小说家王安忆给我们上小说分析课，她详细地分析了《百年孤独》的结构和人物，条分缕析，饶是不易，拿的就是黄锦炎的译本。
我读过的，觉得翻译得特别好的，还有柳鸣九所译的加缪的《局外人》。加缪那种满不在乎又敏感的劲儿，被柳鸣九拿捏得很好。
提到卡夫卡，自然叶廷芳先生的译本是最好的，单向街做“卡夫卡之夜”，叶老先生在场，一头白发，稳重深沉，他用德语读卡夫卡写给密伦娜的情书，那声音应该录下来作为史料。
在翻译大家里，见着冯至、董乐山、傅惟慈、王佐良、汝龙、杨宪益跟李文俊的名字，基本上是信誉保证。比方说，汝龙已经得了契科夫的魂，不读汝龙的译本，契科夫在汉语世界里就跟不存在一样。而读董乐山翻译美国小说家杜鲁门·卡波特的《蒂凡尼的早餐》，那叫一个驾轻就熟啊，俨然让开惯悍马的司机去开个QQ，如果《1984》不选择董乐山的译本，奥威尔少了多少神气。再比方赵德明翻译智利小说家罗贝托·波拉尼奥的几本书，我读了《地球上最后的夜晚》《护身符》和《美洲纳粹文学》，一再赞叹波拉尼奥，将他尊为我新版的文学偶像，赵先生的功劳，应该是不能泯灭的吧。翻译家，当跟作家融为一体，自身也是个作家的底子，这才能撑得起，衬得起，担得起。
而读者要读到好的外国书，不做“译本控”恐怕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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