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先生去了。是冬至前，一年中阴炎阳凉的日子。乌镇属于桐乡市，相距20公里。木心先生两个月前入院，岂料“桐乡殡仪馆”是他的最后一站。
桐乡全部的鲜花，汇集于此。花圈原本可以不要，抵不过乡俗人情，简略放置两旁。木心先生的照片悬置正中，丰姿神采，以怀远人。贝多芬、巴赫、肖邦、莫扎特，接连奏响，哀乐别裁。
木心先生躺着。他的《鱼丽之宴》，妙语迭出，答问录中，活脱一佳公子，哪想佳公子会老，也会逝去。病老，仙逝，或是不由人。佳公子的丰容言止，在脑海里不曾变过。两相叠加，不由悲从中来。见边旁一位读者女士，哭得伤心断肠，面目全非。木心先生素喜艺术与美，他要好看，他爱形式，对艺术家而言，内容即是形式。
丹青先生念悼词，音调比平日长而厚，幻化为牧师：“人不能辜负艺术的教养……”美育代宗教之后，人可以不去教堂了，当然。布道也不再是传教士的专职。艺术，我心里在冷笑；美，我心里还装得下多少热忱？毕加索曾经忠告：“我们这个时代缺少的是热诚”。柏林又警告道：“不要有太多的热忱”。毕加索的话，木心先生曾经引用；柏林之语，丹青先生铭记。——热忱，要还是不要？
庸人啊，常常比失去体温的躯体还冷；诗人啊，又热忱得昏了头。木心先生既是诗人，也是艺术家，他的热忱，是一只“辩士的眼”，一只“情郎的眼”，而成为“热忱的冷眼”。
《诗经》云：“予美亡此，谁与独处！”彼岸，晓得哪个与木心先生清谈作伴？一排四人，三鞠躬后，绕场一匝，瞻仰遗容。木心先生仿佛仍在微笑。就此凝固永亘。这位乌镇希腊人，面部光洁，骨相突出，躺在花床上，有如处子，仿佛婴孩。靠近他，似鼻息都要屏住。注视他，如同“这是我们全体的荣耀”。礼拜他，正如恭送一位智慧的哲人、艺术的天使。
这么说，过了。用一句简单的话作别：“木心先生，谢谢你。”连“您”字大可从轻发落。
木心故居
厅内阴冷。告别仪式后，遂至屋外阳光，抽烟闲聊，世间样态。我走近丹青，告他宗教说法，木心先生的“中阴身”还未走远，三魂七魄，能知周这一切。他两个大眼泡，已熬至通红。今夏，他说自己快六十，笑问我“六十耳顺”是什么意思？我说，耳顺就是没有不中听的话了。年底，六旬翁送八旬翁。是喜事，也是悲事。
礼毕，遗体火化。据友人叙，丹青先生跟在骨灰盒后，拉着两位侍奉先生的少年的手，徐徐前行，肃容、黑衣、素面、白光、朔风、冬阳——艺术与生活，原本是一体的。面对死亡，还有艺术与美吗？木心先生以大的良善与轻快，挥就：“我曾见过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
乌镇，过去六年，有位老人伫立深巷拱桥，曾获游人惊喜地指认：木心！如今，这场景不再有了。故居还是故居，因葬礼变动过。一楼通厅隔断，左间辟为书房；二楼壁炉前设为灵堂，旁置桌椅书籍、衣帽巾杖，清雅依旧、音容宛在。
木心先生灵堂
此心有一泛泛浮名所喜私愿已了
彼岸无双草草逸笔犹叹壮志未酬
这是木心生前自撰之联，丹青所书，以为挽联。书法，召集了多少亡灵！
院内二黄狗，默默咬食。失去主人的做饭阿姨，面容悲戚。晋潘岳悼亡诗有句：“望庐思其人，入室相所历。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恍如或存，回遑忡惊惕。”正是此番情景。信步庭院，缅怀老人，独有一卵石相绊，捡起凝视，入袋珍藏。院内杂树异草仍绿油油一片生机。
待骨灰移来，先生回家了，众人络绎近前，再次拜别。我与木心的缘分俱是书信往还。一次，认真书面作答我的采访，称“中国缺的不是国学大师，而是诗人”。且少见地殷切：“最后，仍然是纪德的祝福，‘担当人性中最大的可能’。这是一个好公式，谨此奉赠于你，以为共勉。”二次，写一篇对他诗歌的读后感：《将心比心论木心》。三次，话剧《北京的腔调》在京上演，因了角色于台词之间曼声朗诵木心先生多首诗作，焕然增色。与丹青议及，拟去乌镇为先生专演一场……
木心先生的去世，据称是肺部感染引起的器官衰竭。我宁可相信，他死于孤独。他晚年不喜见人，犹怕光线，白日亦要拉上窗帘。谁理解他？怕是丹青也不能，他并非镇日守在尊师身边。晚年木心有两位随侍青年，那仅仅是浩瀚孤独中的杯水车薪。他喜寂寞，又盼见人，他对世情与无常的理解，皆从此来。他选择了封闭自己，宁可孤绝，不妥协。他的心灵，只对他不认识、不谋面的读者敞开：他的读者只有一个，比他高明的那一个，他有“读者观念”在。
我在想，丹青先生做的许多事情，是对还是错？他“引进”木心，安于乌镇。逆着诸多非议与误解，恭敬其事，然而木心先生高兴吗？谁能排解他的孤独与孤单？
我这样说合适吗？不知道。我轻轻对丹青说：“老师走了，再也没人教得了你，你该长大了。”
这一次，我看见丹青先生的嘴唇努了努，终于未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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