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天》2014年夏季號為“視野：徐冰特別專輯”，分“藝術隨筆”、“關於作品”兩個部分，編入徐冰文字合共二十七篇，誠實地記錄了藝術家對創作的思考與感悟。“今天文學”將陸續與大家分享特輯文章，敬請關注。』
▎TO：雅克·德里達先生
第一次知道德里達這個名字，是在一篇評論我藝術的文章上，但忘記了是哪一年。從那以後，我發現許多中外學者、藝評家、學生論文都愛用德里達的理論來分析我的藝術，特別是《天書》那件作品，我把漢字拆解後組合成了一種誰都讀不懂的偽漢字。在文化人言必稱德里達的年代，套用“解構”理論來“解構”《天書》太合適了。既時髦又深刻。“Derrida”這個發音和“德里達”這三個漢字，對文化人來說已經完全不是一個人的名字，而完全是一個又耳熟又難懂的理論符號，熟悉到了一個已經感覺不到內容的程度。
▲ 天書，1987
這麼多人愛把我做的事與這個八杆子打不着的“德里達”扯到一起。有一段時間我覺得：不行，我要把“德里達”把“解構”是什麼搞清楚，否則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但說實話，直到現在我也沒有把任何一本他的書從頭到尾讀完過。他的理論到底是什麼，越讀越不清楚。有時覺得懂了，但多讀幾頁後又有點雲裏霧裏了。有時向懂行人討教，一時會覺得：噢，差不多是這麼回事，但過一段時間捫心自問：德里達的思想是什麼呢？除了“在場”、“蹤跡”、“回歸異延”、“他者的語言”之類一個接一個的概念外，更多的就說不上來。他的對既定結構的消解與海德格爾對西方形而上學的顛覆又好像是一回事。他又說：“解構是對生命的肯定”。這與“禪是對生命的肯定”有什麼不同呢？我知道事情一定不是這麼簡單，但這些對我來說只能是似是而非了。算了，也許我的思維不適應西方這套嚴密的顛過來倒過去的方法。把本來簡單的事情弄得有點複雜了。我想，我是真正的東方人，讀起中國哲學、禪學這套東西都覺得舒服得很。當然這裏也有玄的東西，但我天生不怕“玄”就怕“繞”。繞不是不好，只是我不習慣，東繞西繞就給繞亂了。玄多少心裏還有點兒底。我愛讀鈴木大拙的書，特別是他的一些帶有禪入門性質的小冊子。隨手翻開任何一頁，都能讀出一些感覺來。有感覺是因為不是從書中知道了什麼理論，而是感覺到又說不出的東西被他說出來了。所以才會有舒服的感覺。有一段時間我出門都要帶上他的書，有點像那年頭去哪都帶着毛語錄。自從有一次在一本書上讀到海德格爾的一句話，我對西方哲學的不安才有所緩解。他在讀了鈴木的著作後說：“這正是我在我所有著作中所要說的。”這之後我心裏踏實多了。
2000年我接到一封紐約首府Aelbin公共圖書館的信，說他們在秋天準備搞一個題為 “書的結束”（Book Ends）的展覽及研討活動。其中將有一個包括Gary Hill等六位藝術家的聯展，和我的一個個展，因為我在這方面做過許多作品，為此他們會把德里達請來與我做一個研討活動。我不相信是這個符號的德里達，她們說就是這個德里達。
研討會是在10月的一天，兩組講演圍繞我的藝術和德里達的理論。我被安排在下午，會議主持Bernstein教授做了關於我和我的藝術的發言，並說了為什麼把我們兩個放在一起，帶有介紹性質。我做了題為“在視覺與書寫之間：關於我的藝術”的講演。之後有三位學者聯繫我的作品分別讀了論文。德里達的講演在晚上，David Will教授做了對德里達最新著作的介紹。接着德里達做了“書的結束：數字檔案時代的到來”的演講。隨後也是三位學者就他的講演做了發言。坐在我邊上的U.C.Berkeley的博士生Nancy（也是我這組的一個發言者）對我說：“今天來了很多人，是因為你和德里達在一個房間裏。”她這麼一說我倒不好意思了。我可沒有這麼重要，我說：“完全是因為德里達。”
聽德里達講演我坐在最前排，我看上去聚精會神，其實是在欣賞他講演的風格。Nancy問我：“你聽得懂嗎？”我說：“聽不懂。”她說：“沒關係，我也聽不懂。”德里達在講臺上真的有現在年輕人愛說的“酷”的感覺。一頭白髮，臉上的肌肉屬於比較硬的那種。使用大量艱深的詞句，一口法語腔很重的英語，有時講着講着真的一段法語就出來了，不管下面的人是否聽得懂，他總是語氣堅定地往下講。總之，聽他講演，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自己的聽力怎麼這麼差。
▲ 英文方塊字書法入門，1994-1996
討論結束後我上前與他打招呼。走近他時我發覺，他在臺下與臺上的感覺不太一樣。他屬於那種不愛說廢話的人，總有一點想說話，但又不知道說什麼的感覺。說出來的話語氣是通俗的，我的聽力也好了許多。他說：“我看了你介紹的作品和展覽，很特別，我喜歡那個蠶吐絲包裹手提電腦的那個作品，這個作品說了很多的意思。我是否可以得到一份這件作品的錄影資料，我要把它寫到我的書裏。”我說：“手提電腦叫Power Book，也是一種書。”他點頭。我知道我展覽的策劃人安排了他在我的展廳親自教授當地的小學生寫我的“英文方塊字書法”，但他並沒有向我提到這件作品，也沒有提到和他的“解構”這麼有關係的《天書》。我猜想，由於我的中國語法的英語，他一定也沒聽懂我的講演講了些什麼。我告訴他：“很多人談論我的作品都會用你的理論，特別是那件叫《天書》的作品。”我還補充了一句：“就是刻了很多假字的那件作品。”他只是點點頭，看來他對別人引用他的理論早就習以為常了。我接着說：“其實那時我還沒有讀過你的書，不懂得你的理論，如果我當時懂了，也許我就不會做這些作品了。”他還是點頭但開始有些笑意了。這時有人過來給我們照相，我注意到他只要一面對鏡頭，總是做出一個姿勢和表情，這時我開始感到德里達並不是一個哲學符號，也是一個擁名自重的人。但這之後，當我繼續在各種文章上讀到“德里達，德里達”時，當我收到他的差不多一樣姿勢和表情的那些照片時，他像是又隱回到那個符號中去了。
前不久我們在整理工作室，一位助手交給我一個寫着“To:Mr Jacques Derrida”的信袋，眼神像是在問：這是怎麼回事？我說：“他已經去世了，那時他讓我寄些材料給他。”他問：“你怎麼沒寄呢？”我說：“我也不知道怎麼一直就沒寄。”我確實幹事有些拖拉，有時越是覺得重要，應該做的事情，就越慎重，就越不輕易去做。我想一定是因為“德里達”這三個字的份量讓我始終沒有把這份東西寄出去。
2005年12月20日
作者：徐冰（1955— ）祖籍浙江溫嶺，生於重慶。1977年考入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系，1981年畢業留校任教，1987年獲中央美術學院碩士學位。1990年接受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邀請，作為榮譽藝術家移居美國。現為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曾在美國華盛頓沙可樂國家美術館、紐約新美術館、西班牙米羅基金會美術館等重要藝術機構舉辦個人藝術展。曾被邀請參加威尼斯雙年展、悉尼雙年展、聖保羅雙年展等世界各地的重要國際展。獲得美國麥克阿瑟“天才獎”、首屆威爾士國際視覺藝術獎、全美版畫家協會“版畫藝術終身成就獎”等獎項，被《美國藝術》雜誌評為15名國際藝術界年度最受注目人物之一。
題圖：徐冰與雅克·德里達，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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