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与他的烽火时代

罗曼·罗兰（1866年1月29日-1944年12月30日 ），法国现代著名文学家、传记作家、音乐评论家、社会活动家。作为作家，他创作了《约翰·克里斯多夫》《母与子》（又名《欣悦的灵魂》）等，获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作为社会活动家，他一生坚持自由真理正义，为人类的权利和反法西斯斗争奔走不息，被称为“欧洲的良心”。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波及数亿人口的战争毁灭了四个帝国，重创了欧洲文明。在这场战争中，人类首次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全球性浩劫，而无数知识分子也被裹挟其间，有些是弃笔从戎，直接投身战役，有些则是在后方为和平与自由摇旗呐喊，罗曼·罗兰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左起：茨威格、罗曼·罗兰、托尔金、麦克雷、毛姆、托马斯·曼、里尔克、萨松。

“一战”期间，法国的知识分子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战线为祖国法兰西而战。而罗曼·罗兰却发表了《超乎混战之上》，表达了超然于民族主义的态度，饱受了巨大争议，连曾经的师长挚友，都纷纷和他划清界限。

其实，侨居在中立国瑞士的罗曼·罗兰并非不关心这场空前的世界大战。这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浩劫使他在精神上感到极度痛苦：“我痛苦万分，简直想一死了之。生活在这种发狂的人类中，无可奈何地眼看文明崩溃，多么可憎可怕。这场欧战是几世纪以来历史上最大的灾祸，这是我们寄托在人类博爱上的最神圣的希望在破灭。”

终于，他告别了闭门读书、潜心著述、几乎不问世事的生活，成为一个直接干预公众生活、关怀世界大事的作家。

在“战俘通讯处”：“痛苦，我认识了你”

大战初期，罗曼·罗兰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参加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战俘通讯处”的工作；第二件事，是在报上发表公开信，谴责德军炮轰比利时的著名历史古城卢汶。

罗曼·罗兰在“战俘通讯处”工作的几个月，目睹了战争带给人类的痛苦与灾难。“战俘通讯处”要将大批战俘的信转达给其家属，并把家属的信设法送到战俘手里。当然也负责寄送前线的士兵给战俘、或后方的家人给已经失去联系的前线士兵的书信。有时也不得不收寄战士们的“诀别书”。一些前线士兵，或伤员自认已无生还可能时，就会悲痛地写信和亲人诀别；如果后方的家人惨遭不幸，也会写信给没有希望再见到的在前线的亲人。总之，每一封信都关乎生离死别。

这段经历深深的刺激了罗曼·罗兰。1915年4月，他在日记中写道；“痛苦，我认识了你。七个月来，在‘战俘通讯处’，我天天沉浸在悲痛与哀伤的海洋中。”

炮轰德军 却遭德国好友“背叛”

1914年8月下旬，比利时历史名城卢汶的古代建筑与历史文物在德军的炮火下均化为灰烬。罗曼·罗兰无法忍受这种对人类文明的狂暴摧残。于是，他在8月29日给德国著名剧作家、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盖哈尔特·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写了一封公开信，并发表在9月2日的《日内瓦日报》上。信中，他谴责德国的文人学者，面对德军的罪行，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他还在信中呼吁：“为了我们的欧洲(而您一直是欧洲最光荣的战士之一)，为了文明，为了德国人民的荣誉，我恳求您，向德国的优秀人物(其中有不少是我的朋友)呼吁：请你们尽最大的努力来反对犯罪行为，不然的话，你们也将担负犯罪的责任。”

令罗曼·罗兰失望甚至愤怒的是，此信发表后不久，德国知识界包括霍普特曼在内的90多位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公开宣言，宣称德国知识界完全支持本国政府的行为。

公开“超乎混战之上”的态度

1914年9月15日，罗曼·罗兰在《日内瓦日报》上发表了他生平第一篇政论《超乎混战之上》。“超乎混战之上”，也是这位著名作家面对战争所采取的基本立场。“混战”是指当时欧洲若干民族、若干国家之间的一场大战。罗曼·罗兰采取高高在上的超然态度，就是说，他不站在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本位立场上，反对一切民族沙文主义和爱国主义。

《超乎混战之上》的要点有三：

第一，对于交战双方在战场上流血牺牲的大批热血青年表示哀悼：“呵，世界上英雄的青年人！用何等慷慨的狂欢，他们将热血洒向干渴的大地！灿烂的夏季，骄阳照射着那些被镰刀砍倒在地上的、作为牺牲品的庄稼！你们大伙，各民族的青年人，一个共同的理想，使你们悲剧地混战一团，年轻的兄弟成了仇敌。”

第二，西方各个“优秀”民族之间不是非打仗不可，如果非得打，也应当到西方以外的世界，不要破坏了自己的家园；如果打仗是为了争夺“世界财富”，那么“世界财富”也完全可以用协商方式来和平分配。

第三，成立一个国际纠纷的仲裁机构，以避免新的战祸。这一机构名为“最高道德法庭”，其目的与职责在于组织舆论力量，遏止战争势力。为了改善人类社会，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在全世界发起一个高等道德法院，组织一个“良心法庭”，“它监视一切对人权的粗暴侵犯，并执行仲裁，不论这种侵犯来自何方，来自哪一个阵营”。

尤其引人瞩目的是，罗曼·罗兰还对知识分子提出了特别的希望，即保持思想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反对种族主义。

文中写道：种族政策“在科学上说来非常荒谬——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种族是完全纯粹的。这种政策，正如勒南(Renan)在写给斯特劳斯(Strausse)的那封信中所指出：‘只能导致动物之间的战争，弱肉强食的战争，仿佛形形色色咬人与吃人的野兽为了生存而搏斗的战争。这将是那错综复杂的所谓人类的末日了，因为它本来是由这许多必需的元素所组成的。’人类仿佛一阕交响乐，由伟大的集体灵魂所谱成；要是谁只能破坏了这种元素的一部分才欣赏并热爱它，那他就证明自己是一个野人。”

遭遇孤立

《超乎混战之上》的发表震动了德、法的知识界，激怒了社会舆论，罗曼·罗兰顷刻间成为众矢之的，甚至被法国人骂成“卖国贼”。

《超乎混战之上》宣称各民族、各国文化都有自己固有的优点，应当互相尊重。这就是说，德国民族、德国文化也有自己的优良传统，值得法国人尊敬和重视。

单凭这一个观点，就足以令法国的民族沙文主义者以及受他们影响的公众暴跳如雷。如亨利·马西斯(Henri Massis)立即在《水星报》上以《反对法国的罗曼·罗兰》为题发表文章，对罗曼·罗兰进行谩骂、攻击。当时，一些人公然叫嚣，要将罗曼·罗兰处以极刑。记者、政客还说罗曼·罗兰是“有凭有据”的德国特务，并改叫他“日曼·罗兰”，说他是日耳曼人。于是百姓提起“日曼·罗兰”来，个个切齿痛恨。甚至罗曼·罗兰往日的师长好友，也有人公开表示对他的深恶痛绝。如当时法国的史学大师拉维斯以前一贯赏识罗曼·罗兰的才华，到了这时，也公开表示和罗曼·罗兰断绝关系，划清界限。

被法国人骂作“日耳曼人”的罗曼·罗兰，同样遭受了德国知识分子的攻击。德国文人们普遍把罗曼·罗兰看成是最阴险的敌人，是躲在和平主义外衣之下的沙文主义者。有人在《德意志评论》上撰文指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作者“在阴险的中立主义假面具下，包藏着对德国精神的最危险的攻击”。就连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也对罗曼·罗兰冷讥热嘲，痛恨有加。在英国，带头抨击《超越混战之上的》的正是曾经赞扬过《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著名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

发表更大胆、更泼辣的《论偶像》

罗曼·罗兰曾在日记中写道：“有充分理由使我相信，我迟早将成为暗杀暴行的受害者。”

极度的孤立与长期的郁闷使他陷于悲观绝望，几乎到了自杀的边缘。

“新的危机。可怕的夜晚。我惟一的镇静剂便是一死了之。不再活下去。不再做人。呵，如果我非长生不死不可，我一定会发疯。”

但是，罗曼·罗兰仍未放弃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在相继发表了《武装力量中的仁慈》(1914年10月30日)、《致我的批评者》(1914年11月17日)之后，他于1914年12月4日又发表了一篇比《超乎混战之上》更大胆、更泼辣的文章《论偶像》。

该文的基本精神和《超乎混战之上》是一致的：反对民族沙文主义，反对战争。同时严厉斥责法国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的表现：“法国知识分子并不使我觉得脸上光彩……思想界的首脑们，到处在集体疯狂面前低头屈膝。这种闻所未闻的虚弱，充分证明他们没有骨气。

法国政府反对罗曼·罗兰获诺贝尔奖

1915年秋，瑞典皇家学院打算把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曾创作鸿篇巨制《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罗曼·罗兰。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才进行了一年多的时间，作为中立国的瑞典要把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一个交战国的文学家，显然得承受多方面的巨大压力。其中，法国政府对此就坚决反对。

法国政府甚至向瑞典政府表示，如果瑞典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罗曼·罗兰，法国驻瑞典大使将拒绝参加授奖仪式。与此同时，巴黎的民族沙文主义报刊也歇斯底里地说罗曼·罗兰是犹大，诺贝尔奖金就是他出卖祖国的报酬。在这种情况下，瑞典皇家学院决定暂不发表19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姓名。直到第二年11月，瑞典皇家学院与外交部才打电报给罗曼·罗兰，说他是19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而且，一直到1917年6月初，审慎的瑞典皇家学院才将诺贝尔奖的证书和奖金寄给住在日内瓦附近的罗曼·罗兰。

罗曼·罗兰在收到奖金后，即毫不犹豫地把奖金全部分赠给法国救济战争难民的几个民间组织和设在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

欧洲各地纷纷举办一战纪念活动

从1914年起，罗曼·罗兰和自己的思想以及为实现这个思想而进行的斗争构成了一个整体。他已不再是一位作家、一位诗人，他已经不属于他自己，他是灾难深重的欧洲的喉舌。罗曼·罗兰继续着反法西斯、支持被压迫者的活动，他的作品逐渐具有了明显的政治主张。与在战争中放逐，或在战后颓废的其他知识分子相比，他反而是更富有战斗精神的。

作者: 斯蒂芬?茨威格

出版社: 团结出版社

出版年月: 2003年11月

丛书: 插图本名人名传丛书

ISBN: 9787801307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