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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熟人，经营婚恋网站，成功撮合男女无数，经验丰富。混迹某MBA班，结识钻石王老五一堆，后者皆有求于他，提择偶要求各种。这些为了事业而牺牲了个人最佳婚期甚至最佳育龄的男同学，论见识论境界，就是非同凡响。比如，白不白？不重要；富不富？无所谓；美不美？看眼缘——最看重的是：能互相理解，有共同语言。
一来二去，名媒终于发现为成功人士做月老，实在是知难行易，全无挑战性——因为说到最后，千言万语总是会自动归结为同一句话：“要不，你还是帮我物色一明星？二线不拘，三线也行；或者，电视台女主持，出镜记者也无所谓啦。”
专业人士为此而沮丧，但是对像我这样的非专业人士来说，就饮食男女而论，此事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男女，原来成功人士在这方面与鄙人竟也有完全共同之处；忧的是饮食，盖因最近凑了个热闹，在某“高端商务餐厅策划方案”的招标活动中充当评委。投标者为本案所做的市场调查显示，成功人士对餐厅的要求，乃与我等截然不同，就像择偶一样，他们也会对心目中的理想餐厅提出各种不同的要求，比如有人要求酒单要全，有人更意出品要有文化，等等，各不相同。但是，他们不约而同并且毫无争议地达成的共识就是：一家理想的餐厅必须要设有足够多的包间，而这些包间更得具有高度的“私密”性。
包间以及“包间文化”，貌似为中国独有。包间，从前又名“雅座”、“雅间”或“阁子”。据小说家言，宋江在江州（今九江）登上那座由苏东坡亲笔题名的“浔阳楼”之后，直接就进了包间：“便上楼来，去靠江占一座阁子里坐了凭栏举目，喝采不已。”那“阁子”，想必就是包房了，还是一间“江景房”。
这种阁子，规模可以极大。如作者在第六十五回中夸耀的北京大名府（今河北省大名县）“唤做翠云楼”的那座“名贯河北，号为第一”的大酒楼，“楼上楼下，有百十处阁子，终朝鼓乐喧天，每日笙歌聒耳”。可想而知，那些个包房，从V1到V100，楼上楼下，统统地V了个IP的。此外，和现在的包间有“纽约”、“伦敦”等名号一样，古代的“阁子”也各有各的“阁名”，鲁达把李忠拽到州桥之下的“潘家酒楼”，进的就是一个名叫“济楚阁”的包间。
这样的“阁子”已是《水浒传》里常用的内景。第二十五回：“武松径奔到狮子桥下酒楼前，便问酒保道：‘西门庆大郎和甚人吃酒？’酒保道：‘和一个一般的财主，在楼上边街阁儿里吃酒。’武松一直撞到楼上，去阁子前张时，窗眼里见西门庆坐着主位，对面一个坐着客席，两个唱的粉头，坐在两边。”
这段书，信息量极大：一、大宋年间，有进包房习惯者，虽以官、商为主，但跨度颇大，从屌丝级公务员到城中大户以及 “一般的财主”，都好这口；二、大宋的包间，私密性远输我朝。以今人的标准，这种“阁子”充其量也就是个“假包”，甚至只是一个漏洞百出的“隔断”而已，连扇像模像样的门都没有，空挑个帘子罢了，作为一家餐厅的“私处”，简直就不能算是一条内裤，遮羞布而已。因而，那武松才能随意撒野，“去阁子前张”然后“挑开帘子，钻将入来，把那妇人头望西门庆脸上掼将来”。
非但没门，就连墙壁，大概也是意思意思的，隔音效果弱爆，否则，坐在“济楚阁”里的鲁达，未必就能听到“隔壁阁子里有人哽哽咽咽啼哭”，而在“樊楼”阁子里喝酒吃肉、赏灯饮酒的宋江和柴进，根本也不可能如此真切地听到“九纹龙”和“没遮拦”在隔壁阁子内高歌的每一句逆天的歌词。
明末小说里的包间，“阁”还是“阁”，但终于有了真正的“门”。《醒世恒言》 第十六卷“陆五汉硬留合色鞋”，张荩引陆婆“到一个酒楼上，拣个小阁儿中坐下”，“张荩打发酒保下去，把阁子门闭了”。包间有了门，隔墙便不怕有耳，于是张荩就与陆婆“把那奸情一一细说了”。
民国时代，包间多称“雅座”，就连“极小”、“极脏”的极为不雅的饭馆里，竟然也设雅座：“他带她到一个极小极脏备有单间的饭馆去……这种设有雅座的馆子，在重庆是最费钱的。”（老舍《鼓书艺人》）
再往后，集体主义精神大放光芒，也把我国的“包房文化”逼入了史无前例的黑暗期——连旅馆的客房门上都被镶了玻璃，谁还敢奢望吃个饭还要把门关上？好在三十多年弹指一挥间，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后，“包房文化”开始报复性地复兴，不仅中餐馆有包间，西餐厅也概莫能外。1983年在北京开业的第一家外资高级西餐厅“马克西姆”，当年也不得不向国情低头，忍痛在其“西体”之上硬生生地隔出了一间局促的包房作为“中用”。
现而今，有门的包房还嫌不够私密，房内还得设洗手间，一切大进大出，一概不假外求。更有甚者，在大楼停车场设包房专用电梯，客人下得车来，神不知鬼不觉地直抵包房，肉也吃了，酒也喝了，人却是来无踪，去无影，明明来过，却能搞得根本就没有来过一样。大明朝杭州酒楼里的包房要是也能私密到这个程度，“陆五汉硬留合色鞋”里的那对偷情男女也就犯不着去密谋什么“五更时分”从女方家的墙外攀布而上，只要直接去张大爷初见陆婆的那个酒楼，开个雅座，关上门，踏踏实实地就能把事给办了。
成功人士对于“私密”的追求，屌丝和老外们是永远都无法理解的，因为彼等在下馆子一事上最大的“私密”，无非就是“因为好不容易成功说服自己一回而慷慨解囊豁出去下个馆子大吃一顿而巴不得被人围观”。屌丝不懂，主要是因为先天性的基因缺失：很久很久以前，尽管每一块肉都是野生的，但工具的不行，猎获的不易。偶有得手，若不是立马拖着猎物找个避静的地方躲起来吃，必然就无法获取到比他们那些毛绒绒的同胞更多的脂肪和热量，也就无法成功地引领进化。
换言之，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中还能存活下来并且生儿育女成功传播基因者，必定是那些率先养成在包房（通常是个洞穴）里茹毛饮血之习惯的原始成功人士。现代成功人士的血液里，这种优秀的基因必定是与生俱来；老外费解，则皆因哲学层面上的东西方差异。儒学大师钱穆先生说，“西方商业文明滋生了基于‘孤’的人生，中国的农耕文化则导致了以‘群’为主的生活。”但“人生有群与孤之两面，不能偏无，亦不能无偏向。为求平衡，于是尚群居者转重孤，尚孤往者转重群”，故“中国人主要在人群中求有孤，西方人主要在从孤中求有群。西方人因在孤的心情中生活，故自外面观之，若其甚爱群。如日常健康运动，中国人往往属个人的，如八段锦、太极拳之类。西方人则爱群体运动，乃成为竞技性，则参加运动者，乃在群体中发挥其孤独感。尤其是参加竞技者尚属少数，围而观者，则每在万人数万人以上。外面看是大群体，其实仍是个别娱乐”。
搞运动如此，下馆子亦不例外。生性“孤寒”的老外偶尔下个馆子，之所以独喜大厅，盖因其“从孤中求有群”观念在作祟；爱热闹的中国人里头之所以有一小部分人偏爱包房，体现出的乃是“在人群中求有孤”和“在群体中发挥其孤独感”的追求，不是吃喝，而是修炼。那境界，相当于在张艺谋的团体操阵列中坚持个别娱乐，淡定地耍着个人主义的八段锦和太极拳——“君子和而不同”。
想到这里，不由吓出了一身冷汗。从今往后，必须从一个不自觉的包房使用者升华为自觉的恋包房癖；从此以后，必须视在散坐区进食为当众猥亵和当街大小便——“私密”，我终于想通了，对一家高端餐厅的最高期许，其实从来就没超出过对一个普通厕所的基本要求。
本文作者沈宏非，文载2012年10月14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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