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瞿广慈画作《最后的晚餐——忧伤》。
艺术家的十八岁
或幽暗或明亮的青春记忆
18岁是人生的重要分水岭，从这一年起，我们被定义为“成人”。当我们翻开18岁的青春记忆时，浮现出来的不仅仅是青春，经过岁月的洗礼，回望青春的眼神会在过去和现在中出现很多的交叠，青春，在遗忘和遮蔽的记忆中，呈现不同的画面，或幽暗或明亮。
《艺术家的十八岁》收录了99位当代中国重要的艺术家、评论家和策展人的青春记忆，年龄最大的是生于1918年的闵希文先生，他18岁时是1936年；年龄最小的是生于1982年的卢远征，他18岁时是1999年。这几乎是20世纪中国艺术家们的青春断代史。在五月四日这一天，小编编选几位当代艺术家们的青春志，在记忆力穿越，相聚。
向京，雕塑家，以独特细腻的女性视角塑造了众多大胆、直指人心的女性艺术形象，是当代最重要的女性艺术家之一。
向京：18岁时，到处都是金光灿灿、不朽的样子
18岁的时候，我还在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读书。在教室里，我一边怀着对素描画得好的前辈和同学的无限崇拜之情，一边啃着一周6本有关各时期大师的进口画册；旁边的隆福寺胡同里传来张蔷贱兮兮的单声道歌声；校园里学生自己管理的广播站放着Beatles的盒带；隔壁就是中国美术馆，往南走一站是人民艺术剧院，再走一站就是中央美院大学部了，往北几站是棉花胡同深处的中央戏剧学院……
有一次大家集体旷课，为了罢掉不喜欢的化学课，尽管化学老师对我们非常宽容。清早6点步行到长安街，到了天安门再沿故宫、景山走回学校，最后全体同学在操场被训话，当然化学课还是照上。那个年纪感觉时间好像是花不完的，很多时候在各种地方漫无目的地走着，包括我们最热衷的下乡实习。
我喜欢自己一个人背着画箱在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路上走着，走累了看到车就招手，老乡也一副英雄不问出处的高深样子，搭上我们就走。迎着炫目的夕阳眼泪就会流下来，因为摸到自己像梵高一样的心脏。
1986年的北京各种艺术方兴未艾，先锋艺术、先锋戏剧、先锋诗歌、先锋文学和地下摇滚等都是发生在身边的真实大戏。不知记忆中是因为那个大时代的精彩还是正好处于躁动的年纪，反正什么都是金光灿灿的、不朽的样子。
那时我们都巴望早早成熟，我记得一次一个大学部的师兄问我几岁了，我无比沧桑地沉吟道：“十——八——岁——了。”师兄眯起小眼睛看向远方，更沧桑地说：“真年轻，我都——25 了。”
王广义，1980年代中国新艺术运动主要参与者之一，北方艺术群体主要成员。
王广义：我的18岁，在单纯的信仰幻觉中度过
在我18岁的时候，“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当时国家的政策是每家只能留一个孩子在城市里，其他的必须下乡。我二哥留在城市里，所以我就下乡了。
我当时下乡的那个地方叫黑龙江召州县永乐公社太丰大队。那是一个青年点，一共有40个到这里下乡的知识青年，年龄都在18岁左右。我们这40个人分别被安排在6 个生产队里和农民一起干活，当时称之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每天早晨天还没亮，我们就到地里去干活，天黑了才回到青年点的集体宿舍，干活的中间会穿插一些政治学习。而我在干活和政治学习的间歇时间，还会画一些速写和风景写生。当我18岁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一件大事情发生了，先是周总理逝世，接着是毛主席逝世，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巨大的信仰消失了。
那时候大家年龄都还小，男知青、女知青都在一起。不仅仅是我，别人好像也没有发生爱情故事。可能唯一有的就是在心里偷偷喜欢谁，男知青之间也会说哪个女知青好或者不好，但是都没有实际行动。当时我们都住在知青集体宿舍，倒是特别有集体主义、互相关心的感觉。那时候大家也确实感觉天地很广阔，真觉得毛主席说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很准确。我觉得我的18岁是在一个连自己也不太清楚的单纯的信仰幻觉中度过的。
张晓刚，油画艺术家，作品运用近现代中国流行艺术的风格表现革命时代的脸谱化肖像，传达出具有时代意义的集体心理记忆与情绪。
1976年，我满18岁。那一年，是“文革”开始的第10个年头。这一年，开始是周恩来、朱德先后逝世，紧跟着是毛泽东的突然去世。中国顿时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最终揪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四人帮”。
我参加完学校组织的追悼会之后，正常地高中毕业，正常地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下乡插队至云南晋宁县二街公社锁溪大队五小队当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记得下乡的第一天，我们乘坐父亲单位挂满红绸的大巴车来到锁溪村，放下行李到大队部的院子里集合，参加欢迎新知青大会。生产队杀了几头猪，“宴请”新老知青与贫下中农代表。才刚刚开始吃饭，我就被几个热情的农民大哥灌得大醉。我依稀记得，在连着干完3碗烧酒之后，我看着对面那位贫农的儿子缺了一根拇指的手，身体一歪，倒在地上昏睡过去……
当我醒来时，已是第二天的早晨，太阳在我脸上缓缓地划过，照在床旁的土墙上，四周一片寂静，是一个没有云彩的晴朗的天。透过窗口我看到对面房东家紧闭着的窗户，窗台上还挂着几串鲜红的辣椒（我画了一幅那些辣椒的水粉画写生，一直保留至今），在晨曦中显得格外夺目。我在内心深处确切地感觉到，我终于离开父母，开始自己新的人生了。它非常真实，非常兴奋，有点迷茫，但没有任何感伤。
因为这次来得过于突然的醉酒，我没能看到饭后那些欢迎新知青的热闹场面，也没能看到那些送子女到农村开始新生活的流泪的父母。也因为这次醉酒，我感觉到自己似乎终于成了一个男人，也从此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杨千:18岁那年，实现了从美工到画家的梦想
我18岁那年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1977年，那年是我的幸运和希望之年，至今难忘的还是关于高考的事。1976年秋，我高中毕业后，因父母多病，弟弟未满12岁的特殊困难而留城，躲过了“上山下乡”。那段时间没有什么理想，觉得有门画画的手艺，走到哪里都不会吃亏。我那时的愿望是当一名在电影院画巨幅电影广告的美工。
1977年，我听说可以考大学了，没有比这更令人鼓舞的消息了，而我父母却反对我考四川美院。在那个年代，父母因海外关系和历史问题被整惨了，特别担心我从事文化方面的工作，认为那是容易犯政治错误的行业。但我除了音乐和美术之外，对理工科毫无兴趣。我不顾父母的反对，报考了四川美术学院的油画专业。没想到，由于考试发挥得特别好，我考了全美院的第一名。在录取通知书出来以前，我被称为“神童”，名字出现在内部招生简报上。我还记得，当我父亲接到录取通知书时，他的手颤抖着撕开信封，激动不已，他没想到自己的儿子有这个能力。从此，我的梦想就从当一个电影院的美工上升到要当一个专职画家。现在看来，我是实现了这个梦想的。
杨千作品：《媒体制造-林怡》，杂志纸屑于亚麻布，2009年作。
人一生，没有几个18年，但第一个18年，也就是人一生的第6570天到6935天这段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它标志着一个少年变为一个成年人。这时的他（她）可以或应该独立走出家门奔向生活，这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人一生，幸运健康的可以活到82岁，也就是29930天，其中的一半时间在睡觉、吃喝拉撒、洗漱，剩下的14965 天再减去人生的头5年和最后5年没有什么记忆和欢乐的10年，人生就只剩下11315 天了，其中又有一半的时间在无聊、郁闷和应酬中度过。在我这个年龄，可能有价值的就只剩下几千天了。我们每天都在消耗自己的生命，几千块钱“哗哗”就出去了，是经不起花的。可能我们的生命期消耗得慢一点，但那确实让人感到不是那么乐观的。
方立钧，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现居北京，职业画家。中国后89新艺术潮流最重要的代表之一。
大约在1981年到1982年的时候，我18岁。那个时候我们在读书，来了一个军队转业的校长，对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比如他把围墙搞成电网，除了星期天之外，谁都不可以出校门。如果要出校门，就要找班主任给你写假条，可是班主任都住在校外，哈哈！他的另外一个规定就是男生的鬓角不能超过上耳际。其实这个鬓角的生长，一定是超过上耳际的，但因为他是军人出身，又是校长，他说给你处分或是怎么样都行。
有一天，他把我们这些头发过长的同学叫到前排，然后指着我们说：“明天这个时候，如果你们的头发还超过上耳际的话，就按旷课处理，什么时候解决掉，什么时候旷课就解除。”旷课是很严重的，在那个时候是可以把你开除的。下了课之后，我们几个人就拿着校长给我们的出门条，到对面的小理发馆去。大家很发愁，因为我们把鬓角剪掉后还是会长出来，它还是在下边，校长又会盯着我们，所以索性剃光头好了，于是六七个男同学全部剃成了光头。
那时候我在唐山读书，唐山大地震后，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差，我们能够一个星期洗一次澡就很不错了。剃完光头之后没洗澡，头发到处乱飞，吃饭的时候都会掉在碗里。第二天做操时，校长要检查我们的头发，其实我们混在人群里光头也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忽然把我们一起叫到前排的时候就很显眼了。校长一下就跳起来了，不过最终也没有把声音喊出来，因为他想到了我们完全是遵照他的指令来办事的。
就是在这个时候，对于我或者以后做人、做艺术来讲，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启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按照一个强权的，或是说一个坏人的意思去做事情，它带有一定的叛逆性，它给我的启示也是一种技术性的。
徐冰，1977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毕业后留校。1999年获得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麦克·阿瑟奖。现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徐冰：18岁时接触到的民俗影响了我的艺术
1972 年，我赶上了最后一个“上山下乡”的小高潮。我们选择了北京最穷的县、最穷的公社去插队。这地方是塞北山区，很穷。
我是3月份到的，冬天还没过去，这房子冷得没法住，我和另一个男知青小任就搬到孙书记家里。他家只有一个大炕，所有人都睡在上面。我是客人，所以被安排在炕头，小任挨着我，接下去依次是老孙、老孙媳妇、大儿子、二儿子、大闺女、二闺女，炕尾是个弱智的哑巴。这地方穷，很少有外面的姑娘愿意来这里，而近亲联姻，有先天智障的人就多。在那个禁欲的年代，这山沟里的人在性问题上倒是有些随意。我后来跟朋友提起这些事，会被追问：“那你们知青呢？”我说：“我们是先进知青，正常得很。”一般人都不信。现在想想，先进知青反倒有点不正常，几个十八九岁的人，在深山完全像一家人过日子。中间是堂屋，左右两间用两个布帘隔开，我和小任在一边，3个女生在另一边。有时有人出门或回家探亲，常出现留下一男一女各睡一边的时候。早起，各自从门帘里出来，共用一盆水洗脸，再商量今天吃什么。看上去完全是小夫妻，但绝无生理上的夫妻关系。
男知青干一天记10分工，属壮劳力，干活儿一定要跟上队长，因为队长也记10分工。今年出工是要把明年的口粮钱挣出来的。我最怕的活儿是蹲在地里薅箍子，等于是让你蹲着走一天，真是铁钳火烧般的“锻炼”。农村的日子确实艰苦，但当时一点不觉得，就是奔这个来的。
我当时做得更过分，和别人比两样东西。一是看谁不抽烟，因为去之前都发誓：到农村不抽烟。最后，全公社100多男知青中，只有我一个在插队期间一口烟都没抽过，我说过不抽就不抽，这没什么。二是看谁回家探亲间隔的时间长。我都是等着有全国美展或市美展才回京，经常是只有我一个人在知青点，我有点满足这种对自己的约束力。只剩下我自己时，就不怎么做饭，把粮食拿到谁家去搭个伙。猪场在村口，从自留地过往的人，给我两片生菜叶就是菜了。有一天，羊倌赶着羊群经过，照样是呼啦啦的一阵尘土飞扬，我从中竟闻到浓烈的羊膻味儿，香得很！看来是馋得够呛了。我有时会找点辣椒放在嘴里，由于刺激会分泌出口水来，挺过瘾的，这张嘴也是需要刺激的。
那一带的村子都藏在山窝里，据说当年日本人经过都没发现，可这里有些话和日语是一样的。后来我学过一阵日语，他们管车叫“Kuruma”，收粮沟人也叫“Guluma”（轱辘马），这类字还不少。我估摸是唐代的用法，传到日本，汉语后来变化了，而山里人不知道。这里的大姓是“郤”（que），字典里的标音为“xi”，注为古姓。这里偏僻，古风遗存。我第一次看到把“黄金万两”、“招财进宝”写成一个字的形式，不是在民俗著作中，而是在书记家的柜子上，当时被触动的程度，可不是能从书本上得到的。遇上红白喜事，老乡们的另一面—“观念”的部分，就会表现出来。办丧事，他们会用纸扎糊出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完全是乡土版的“第二人生”。老人还会翻出一些纸样，按照上面的怪字，描在白布上，做成幡。后来他们知道我会书法，又有墨汁，就让我来做。当我研究文字后才知道，这叫“鬼画符”，是一种能与阴间沟通的文字。我在村里的重要性主要显示在：每当有人结婚，总是请我去布置洞房，不是因为我那时就会做装饰，而是因为我家有父母、哥姐、弟妹，按传统说法叫“全人”。这种人铺被子，将来生的孩子多，儿女双全。我在收粮沟接触到这些被归为“民俗学”的东西，有一股鬼气，附着在我身上，影响着日后的创作。
本文经中国摄影出版社授权，选编自《艺术家的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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