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事后看来，泡沫中的人们似乎是非理性的，但人们当时其实也是在权衡各种利害得失后，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做出了投资选择，投机其实同样充满了理性的算计。
人常常会因为各种原因陷入集体狂热：宗教、政治、领袖（无论政治家还是娱乐明星），但最经常令他们着迷的，毕竟还是金钱。
就此而言，像17世纪的荷兰人对郁金香的迷恋那样为一种花卉而举国若狂，乍看起来着实令人费解，不过花本身仅是表象与象征，其背后仍然是金钱的魔力。
如今众所周知，郁金香是荷兰的国花，也许还有少数人知道它也是土耳其的国花，但这种花的真正故乡却是在中国西部的天山。
在向西传入波斯和土耳其后，这种绚烂的花朵随即被赋予神学上的意义——在一神教的传统中，花园是天堂的缩影。
郁金香被种植在土耳其皇宫核心位置的花园里，受历代苏丹的钟爱，现在英语中表示郁金香的“tulip”一词，就源于土耳其语的“头巾”，因为其花瓣看起来有几分像穆斯林的头巾。
就像咖啡一样，西方人从土耳其人那里接受郁金香，最早是通过驻伊斯坦布尔的使者的介绍——也许在1560年代的某个时刻，这种花的球茎被带到了欧洲。
这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郁金香、咖啡、糖、茶、土豆，还是印刷术、火药，每一种新事物传入欧洲时，都激起了迥然不同的、有时是剧烈的社会反应。
以郁金香来说，它先是被引种培植，不同品种被科学分类，随后进入大学的“学术植物园”中受到研究，再受到荷兰新兴市民社会的普遍喜欢，接着就被商品化，最终，在传入欧洲还不到八十年之际，竟导致了世界史上第一次商品投机触发的经济泡沫。
那时的荷兰独立未久，正处于现代化变革的进程中，然而人们在经济上仍很不宽裕，一如本书所言，“在很多方面，现在被视作穷人的人也比17世纪最富有的荷兰人过得舒适。”
当时荷兰严格的加尔文教义极力限制奢侈，连教堂风琴都被视为华而不实而被禁用，荷兰人在国外则以对钱财极其精打细算而著称，然而奇怪的是：正是这样一个民族“毫无缘由地为郁金香而疯狂了”。
在郁金香投机达到顶峰的1637年，一个木匠一年的工钱为250荷兰盾，一个普通商人每年则能挣1500荷兰盾，当时300荷兰盾就能满足一家人全年开销，与之相比，1637年购买一个郁金香球根的最高价格则达到5200荷兰盾之巨。
郁金香本身并非天生是一种投机商品，“郁金香热”并非这种本身的魔力或罪过，而纯然是特定社会结构的产物。
土耳其人对郁金香的喜爱，与荷兰人的郁金香热，仅具表面上的相似，但其实质却迥然不同。不如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这一投机泡沫，为何是此时、出现在此地，而投机的对象为何又是郁金香这种花卉？
的确，荷兰人当时是很喜欢郁金香，1600年这种花仅有约100多个品种，到1630年代则已培植出1000种，而其中至少500种是荷兰人培育出来的。
它在某种程度上也的确适于作为投机商品：因为这种植物具有高度变异能力，能不断培育出新品种，同时它又生命力顽强、培育简便，几乎不需要什么投资，一小块土地和一些种子/球茎即可，也就是说，人人皆可参与。
但问题在于，它在土耳其也并未引发投机风潮，而像菊花、金鱼这样富于变异的生物，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也最多引发文人墨客在文化价值层面的欣赏。
因此，关键之处仍在于荷兰当时的社会正处于躁动之中，就算没有郁金香，他们大概也会找到另一种商品来大肆投机的。
花朵诚然美，但举国陷入对一种花的极大热情，更主要还是因为人人都意识到倒卖球根是一本万利之事。
在此我们首先要意识到一件事：在传统的天主教正统教义下，一切“投机增值”（speculative gain）的行为都是罪恶，因为“贪婪”是七宗罪之一，连金钱利息都触犯天条（1574年南荷兰宗教会议还宣布禁止高利贷者进入教会）。
经济利益服从于宗教上的拯救，并受道德规则约束；而荷兰人当时正竭力从天主教主宰的西班牙手中挣脱出来（1568年爆发八十年战争，1581年宣布独立）这也为新教的荷兰人摆脱传统教义的束缚提供了契机。
新教的观念激励个人成功，这使荷兰人在欧洲率先发展出一种全民理念，即认为社会的流动性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人们可以通过获得成功和个人财富而提升社会地位。
1602年，荷兰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买卖股票的市场，1608年又在阿姆斯特丹建立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期货市场。
这些都形成一套激励机制，当机会出现时就会有人奋力争取，1624年一位佛兰德的牧师说：“有一分钱可挣的地方，会有十双手来抢。”而人们也的确看到了成功者：到1631年，荷兰最有钱的300个市民中，至少六分之五都投资于各种高利润的贸易。
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没什么能阻挡人们将热情涌向一种新的投资对象了——尤其当考虑到当时最富有的荷兰人祖祖辈辈积攒下来的财富也就40万荷兰盾，而一个郁金香商人一两年就能通过倒卖球根聚积起这么多钱，那还有几个人能坐得住？
利润如此丰厚，人们手有余财但却很少投资对象，而市场又极其不规范，此时各种投机倒把、乃至明目张胆的诈骗行为，就都在所难免了。1840年，一位细心的波士顿观察家曾有一句精辟的断言：“投机在获取成功时被称之为事业，只有失败时才是一种罪恶的事物。”
荷兰的郁金香热，很快成为破灭的泡沫。当所有低劣的品种都被用于交易后，再没有新品种能进入市场，其结果是人们的信心崩塌，恐慌迅速蔓延，球根价格每年下跌35%，没几年暴跌到顶峰时期价格的仅仅六分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泡沫繁荣，在世界历史上反复出现：1736年的风信子泡沫、1838年法国的大丽花热、1925年的佛罗里达土地投机潮、1985年的长春君子兰热，以及前些年的玉石与普洱茶泡沫，而在荷兰，这样的泡沫居然还出现了不止一次，如1912年的唐菖蒲热，只不过很快就消散了。
从荷兰郁金香热的事例中，或许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尽管类似的投机泡沫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但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它却是那个地方市场经济兴起的征兆。
在现代经济最发达的美国，投机也是最狂热的，正如《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中所言：“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像美国这样，公众如此广泛而深入地参与投机买卖；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如此深切地想要享有资本主义的果实。”
内战结束后的几十年，美国公认是一个赌徒和投机的国家，《镀金时代》确切地描述了当时的美国社会氛围：“筹谋宏图大业，进行各种投机钻营……为了暴富而欲火中烧。”
1920年代美国城市中公然盛行的商业主义让伦敦人都感到震惊，当时一个美国人在芝加哥宣称：“我们不建造房屋，而是建造可以投机的商品。”
17世纪的土耳其是不可能有这种全民投资热的，郁金香热仅是最高权力者对御花园中植物的赏玩，而不可能成为一种市场行为；只有在一个社会流动性加强的个人主义社会中，在经济利益驱动之下，人们才可能这样做。
荷兰的郁金香泡沫最早，也正是因为荷兰最先改组为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社会结构。尽管当时荷兰政府也认为这种买卖双方都不实际占有货物的期货贸易是非常危险和不道德的，因而三令五申地禁止，但它最终却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模式。
在摆脱了宗教的束缚后，人们设法让资本增殖的努力，不再被视为罪恶、不道德或不合法（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直到2011年才废除“投机倒把罪”），而变成了在市场基本逻辑下个人承担的风险，以及社会法律规范的问题。
尽管“投机”常含贬义，而“投资”则被视为是“好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其实很难分辨这两者有何区分——它们都包含着一定的风险，因为理论上说，投资回报率都是不可能完全预期的。然而，太过强调人们在这一追逐利益过程中的“狂热”，其实也是可议的。
虽然事后看来，泡沫中的人们似乎是非理性的，但人们当时其实也是在权衡各种利害得失后，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做出了投资选择，投机其实同样充满了理性的算计。这正是“经济人”假设的基本特征。
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秘诀，可能就在于如何通过逐步建立规则和监管，去掌握和释放一些巨大的力量——这就像核聚变如果无法控制将造成极大破坏，但掌控得当却能发电。
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郁金香热”这种现象，是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都要上的一课，经历之后，人们才能从中学会如何面对市场经济的风险，以及如何建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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