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九个人预见了希腊危机，包括撒切尔夫人和弗里德曼 |全球

撰文：Julie Verhage、Alex Balogh

编辑：张晨

翻译：蒋郁

希腊问题直到2009年才成为媒体的大头条，但早在20世纪90年代其实就已经有一些经济学家、政治人物和教授发现了欧洲货币联盟存在的缺陷。希腊最初进入到这个单一货币联盟时就大费周章，这一点就让人思索良久。1998年，希腊未能达到加入欧元区的条件，3年后的2001年，希腊获准加入欧元区。

这些高人当初一定拥有魔幻故事中可以预见未来的“水晶球”——他们提前预见到了希腊发生的问题。

经济学家韦恩·高德利(Wynne Godley)

1992年，这位经济学家在给《伦敦书评》( London Review of Books)写的一篇文章中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如果整个一个国家——一个完全一体化共同体中的一个潜在“地区”——出了结构问题，会造成什么后果？要是一个主权国家，它就可以让自己的货币贬值。假如这个国家的人民接受了实际收入下降这个必须承受的后果，那么它就可以在确保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进行对外贸易。但如果这个国家处于一个经济和货币联盟当中，这一做法很显然不会得到允许。这时，除非“联邦”预算安排可以起到“再分配”的作用，否则这个国家的前景就会非常暗淡。……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无权让货币贬值，如果这个国家不能从财政均衡中获得好处，那么它就会无法避免地陷入越来越严重、无法挽救的衰落。最后，这个国家的人民就会被迫移居到别的地方，否则就要忍受贫困，甚至饥饿。

政治学家阿纳尔夫·巴林(Arnulf Baring)

1997年，这位德国政治学家在他出版的《德国是否会衰退？》(Scheitert Deutschland?)一书中写下了非常悲观的预测。以下是内容摘要：

他们会说我们是在给乞丐补贴，而这些乞丐却在地中海海滩上的咖啡屋里无所事事。货币联盟最后会变成一个规模巨大的“敲诈”机制。我们德国人要求执行货币纪律，但其他国家会把金融困局的“账”记在货币纪律头上，而最终这笔“账”会被他们算在我们德国人头上。不仅如此，他们还会把我们当作经济警察。在欧洲，我们有可能再一次成为最遭人嫉恨的国家。

经济学家马修·福斯塔德(Mathew Forstater)

1999年，这位经济学家在《东方经济杂志》(Eastern Economic Journal)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详细说明了他对货币联盟的未来所感到的担忧：

在欧洲货币联盟的框架中，如果投资者对某个成员国的债务些许感到担心，他们可以购买另外一个国家的债券，而不用担心出现货币风险，因为成员国之间不存在汇率差异问题。成员国从投资者那里才能拿到可供支出的资金，因此，如果无法吸引到投资者，就无法获得所需资金。此外，如果因为经济发展放缓导致某个成员国入不敷出，投资者就会要求该国的预算达到平衡，而最可能的方式就是缩减开支。也就是说，在发生衰退的时候，市场力量可能反而要求采取“顺周期”(pro-cyclical)的财政政策，但这会令已经严重的经济衰退雪上加霜。……即使没有给成员国的赤字和国家债务设置上限，欧洲货币联盟的结构也会令成员国几乎无法采取“逆周期”(counter-cyclical)的财政政策——即使有这种政治意愿也无能为力。这是因为，如果放弃了自己的货币主权，成员国就无法再采取协调一致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要解决周期性的需求危机，就需要全面而有效的解决方案，这其中协调一致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是必不可少的。为什么会有国家心甘情愿地自废武功，主动放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一致的这种能力呢？在官方失业率达到两位数，又有明显的通缩压力时，也不实施协调一致的宏观经济政策，这尤其让人难以理解。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2000年，在对加拿大央行进行的一次主题演讲中，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对有关欧元未来的提问给出了十分谨慎的回答。

我认为欧元现在还处于蜜月期。我希望它取得成功，但对此不抱很高的期望。我认为成员国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会受到“非同步”的冲击。

希腊前总理科斯塔斯·西米蒂斯(Costas Simitis)

2008年12月，这位希腊前总理在议会的演讲中提到了希腊的经济数据。后来人们发现，希腊通过一系列交易让自己的债务情况更好看一些。

“……债权人知道了希腊政府提交的统计数据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欧元区成员国认为）应该迫使希腊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申请借款，这样监控希腊经济状况的责任就从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转移到了IMF。”

斯蒂芬妮·贝尔·凯尔顿(Stephanie Bell Kelton)

在200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凯尔顿认为“欧元区的稳定前景堪忧”。

那些想要争得基准地位的国家或者那些想要更佳借款条件的国家，会想方设法减少赤字或者提高盈余。因此，在这种政策占据了上风的国家，它们的政府就不会那么关注产出与就业的稳定，对此我们不必感到惊奇。与此相反，那些想要逃避“稳健”财政原则的国家可能会发现自己无法承受大规模的“逆周期”赤字，因为出借方不会按照这些国家想要的条款来提供足够的信贷。除非采取措施让成员国避免这些财政问题［比如政治联盟，建立“联邦”（即整个欧盟的统一）预算，或者建立帮助成员国采取各种政策的新的借款机构］，否则欧元区的稳定前景堪忧。

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

根据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自传，她早在1990年就警告说，单一货币无法同时容纳发展强劲的经济体和发展不佳的经济体。她描述了自己与约翰·梅杰(John Major)就这个问题的争论：

“德国人会担心反通胀措施遭到削弱，而比德国穷的国家一定会被告知，如果单一货币出现任何后果，没人会拯救它们，而这会让穷国没有效率的经济遭受灭顶之灾——我和约翰·梅杰的争论会让德国和其他国家相信这种情况会出现。”

经济学家沃伦·莫斯乐(Warren Mosler)

早在2001年，这位经济学家就预见到了欧元区的缺陷，这是因为，在货币联盟之下，欧元区的政治结构不允许成员国单独应对金融危机。

历史和逻辑都表明，对信贷敏感的欧元区12国政府和银行系统会受到考验。“市场之箭”会造成“小洞”——规模不大的流动性危机，然后这种危机会造成“大洞”，迅速波及整个欧元区的支付系统。要想让支付系统复活，非欧洲央行(ECB)直接出马不可，但这一直接介入措施目前得不到准许；这颗耀眼的明星陨落，从它的灰烬当中无疑会产生一种永恒的主权货币。

经济学家兰德尔·雷(L. Randall Wray)

1998年，这位经济学家在他出版的《理解现代货币》(Understanding Modern Money)一书中，批评了欧元区的结构。

在欧洲货币联盟之下，根据最初的想法，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毫无关系，为了实现价格稳定这一主要目标，各国都有很大的货币政策独立空间。而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和债务与赤字之比这些标准又会制约财政政策。正如古德哈特(Goodhart)认识到的那样，最为重要的是，欧洲货币联盟是当今世界第一个大规模的实验——它想打破一国政府与其货币之间的联系。根据目前的架构，欧洲货币联盟拥有一家中央银行（欧洲央行），但却没有任何财政部门。这就好比美国设立了一个联邦储备体系(Fed)，但财政职能又分散在各个州，各自为战，没有统一的财政部。这也好比每个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都在用外国货币来实施自己的财政政策；而赤字开支会迫使这些国家的政府按照民间市场的要求来以这种外币获得贷款。

希腊与债权人最近达成的协议能否暂时掩盖欧洲货币联盟的缺陷？这个问题现在无法回答，只能静观其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