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原载2009年第6期《收获》“一个人的电影”专栏】
【原题：刘镇伟：后现代的歪打正着】
很小的时候，看过捷克民族英雄、作家伏契克的一段话：“我们为了快乐而生，为了快乐而战斗，并将为了快乐而死。因此，永远不要让悲哀同我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文革”后期衣食堪忧的灰暗童年，这种追求快乐的人生观便如刀砍斧凿般镂刻在心。那时，连同这段名言一起记住的还有伏契克的书名——《绞刑架下的报告》。一个人在死神的绞索中，居然吟咏出如此快乐的宣言，确实让人肃然起敬。
二十多年后，我在海口一家街边投影厅，看了一部堪称娱乐至上的电影《东成西就》。那天夜里，局促的投影厅挤满了观众，有座位的坐着，没座位的站着，男男女女,摩肩接踵，烟气呛人。尘垢、汗酸、狐臭、廉价香水味杂糅。这些因生活重压有些麻木疲惫的脸，裸露着单纯而放松的笑容。好像从第一个镜头开始，及至电影结束，爆笑声此起彼伏没有消停。这次观影经验，让我切身体会到什么叫苦中作乐，什么叫纵情狂欢。
在多次接受访问时，导演刘镇伟都明确表示，《东成西就》是他拍摄最痛苦、最不喜欢的电影——仿佛始终有人拿着鞭子抽他，没有剧本匆匆上马，疲于奔命日夜赶工，演员混杂勾心斗角，以及因仓促无法避免的粗制滥造，这一切，让这部电影的制作成了他的一场噩梦。尽管如此，这部汇聚了华语圈众多大牌明星的喜剧还是创造了不可复制的奇观，张国荣、梁家辉、梁朝伟、张学友、钟镇涛、张曼玉、刘嘉玲、王祖贤等一众巨星，放下身段，近乎变态地恣意癫狂、搞怪、逗笑，此前没有，此后难再。
几年前，我在深圳，通过影碟，看了刘镇伟悲喜剧风格的“大话西游”系列电影——《西游记第一百零一回之月光宝盒》、《西游记大结局之仙履奇缘》，体验到快乐的另一种形态。
在《仙履奇缘》尾声中，群魔垂涎的唐三藏被绑缚到了“绞刑架”上，即将舍身饲妖、命悬一线的唐师父却仍不忘语重心长、诲人不倦，他本无快乐的诉求，以为教化，即可使天下苍生脱离苦海，奔向终极乐土。结果，身边的两个监斩小妖因不堪忍受其喋喋不休的“说教”，先后自尽。真的是除魔不用利器，只需三寸不烂之舌便退敌于身边。在“一点正经没有”的“无厘头”下，该片让人摘下面具，笑叹自己,也笑叹天下一切可笑可叹的人与事。同时，也让我们领略了唐僧式“绞刑架下”的另类“报告”——它给妖孽带来的是烦躁、痛苦乃至崩溃，给观众带来的则是每每想起便忍俊不禁的开怀。
在《香港电影的秘密》一书中，美国学者大卫·波德威尔开篇引述了《纽约时报》影评人对香港功夫片的抱怨：“尽皆过火，尽是癫狂。”在随后的分析里，波德威尔认为，当年这两句不屑和辱骂，成了今天香港电影荣誉的标记。那些张狂娱人的作品，其实也包含着独有的创意与匠心。优秀的香港电影，不仅是娱乐大众的商品，同时也满载着可喜的技巧。在“尽皆过火，尽是癫狂”的香港电影中，刘镇伟无疑是典型代表之一，从早期“装神弄鬼”的“猛鬼”系列，到黑帮传奇的“赌霸”系列，再到“无限复活”式的“时空穿梭”系列，当然，还有为其赢得“后现代”、“无厘头”、“一代宗师”江湖地位的“大话西游”系列。没有学过电影的刘镇伟，却以技术全面、快速多产、谐谑癫狂，成为香港商业类型片的风云人物。
2009年7月28日下午，我在广州海珠区的电影片场，见到正在拍摄新片《越光宝盒》的刘镇伟导演，他依然是《大话西游》中“菩提老祖”的样貌，脚蹬软底鞋，身着休闲T恤，一双自来笑的眼睛，光光的大圆脑袋，似有些佛相。在随处可见“神话”道具的现场，他与所有来访者一见如故，幽默调侃,谈笑风生。借着片场照明灯，我给他拍了十几张照片，后来发现每张都是喜眉笑眼，像个活菩萨。人说，相由心生，这个被香港影坛称为八大“恶人”之一的“神经刀”，真的在时间流转中“修炼”得慈眉善目了!
黄昏时分，我希望找个较安静的屋子与他对话，他脚步轻盈地快速带我们来到摄影棚靠里的化妆间，我们围着茶几而坐，海阔天空，聊电影与人生，从他早期的弃商从影，到各时期名作的台前幕后，以及与影界名流的交往内幕，直到天黑作别。五十三岁的刘镇伟思维敏捷，表情丰富，操一口浓重的香港普通话，常常要夹杂英语和粤语来修正表达的意思，对普通话的辨别也常需重复才能听懂。谈话间，他坐的组合沙发几次从衔接处分开，他就漫不经心地一次次把要“逃离”的部分抻回来。我不禁想到《东成西就》里梁朝伟扮演的西毒行刺熟睡的北丐，因时光逆转,让匕首反复刺出又收回，有种机械的谐趣。
在香港电影的名利场，刘镇伟是个颇为低调的人。在他早期做电影时，甚至完全不参与宣传，试图全凭观众兴趣和口碑赢得票房。他往往集编、导、演、监制等多项重担于一身，在银幕上却难以看出，有时甚至连导演都署化名。只有熟悉他电影的人才知道，那些署着编剧技安、导演陈善之、刘镇纬等人的名字，是他化身的另一些符号。不论是拍电影还是做其他，刘镇伟说他只是为了寻求快乐，为了快乐，那些熙熙攘攘的名来利往都可以看轻。他通过电影寻欢作乐，并进而给观众带来欢笑。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伏契克的名言——永远不要让悲哀与自己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自称“老顽童”的刘镇伟，仍葆有着顽童的无拘、调皮和好玩。他沉迷《西游记》，并用笔和摄影机延续着那些人神难辨的天马行空。五十多年来，他反复读《西游记》，且常常有新的领悟。最近读时，他发现，“孙悟空是个女人，如果不是女人也肯定是同性恋。”其依据是：在这个世界，如果不是女人，谁会陪一个男人千辛万苦去做取经这样枯燥的工作。他坦承，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有三部他都反复看过,只有《红楼梦》没看完，也许是心智还不够成人，看了多次，就是看不懂，当然也就看不完。他把《红楼梦》当作一本时尚杂志，“当时的很多生活，从习俗到用品都写得很清楚，真的就是本杂志。”说到当下他最喜欢的小说，他选择了村上春树的《遇上百分百的女孩》和《海边的卡夫卡》，与他的个性和电影似乎都不搭界，他说：“因为我是精神分裂的嘛！”
刘镇伟觉得自己就像《铁皮鼓》里的侏儒奥斯卡，戏耍，叛逆，拒绝长大。平时看电视，把科比·布莱恩、刘翔都看成自己的大哥哥。即使现在，他也常常与十三岁的女儿在家中捉迷藏，一起扮鬼惊吓妻子，有一次还把岳母吓得心脏病差点爆发。他说他不是“天真”,是“恶搞”。我问他的心理年龄，他只说自己的实际岁数，不对心理作出判断。但他笑言，自己始终停留在婴儿期，其特征是：“至今还是睡眠很多，喜欢喝奶。”
王樽：好像是个规律，很多高产导演都不是电影科班出身。还有个规律，比较多数的导演都是学美术或设计的，这些专业似乎更容易进入电影。这两点你都在其中，不同的是，你从一开始参加工作，到中间几次大的工作职能都与财务有关，和电影创作完全不搭界。是怎样的因缘际会让你进入了电影圈？
刘镇伟：我十六岁就到英国读书，学的是美术印刷设计。第一份工作是在广告公司，做了大概三年，我突然发现自己不太喜欢美术工作。当时我为什么去了财务公司，想想其实也不是很清楚。那是1970年代，香港的经济开始起飞。年轻人心高气盛，二十来岁，觉得好像做企业家很不错，乱来一通，就到了财务公司、银行里面做。当时有几个选择，我有个朋友在菲律宾最大的财务公司，叫我去这个公司，就选择了这个，在菲律宾和香港两地跑。对我人生起步最大影响，还是我曾在英国读书，那时同时能讲英语和粤语的人不是很多，我就变成在公司里面一个沟通语言的桥梁。在菲律宾工作了三年多，这个时候，公司有个计划是制作电影，就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做电影的“世纪”公司。不知道为什么，就选择了我，派我回到香港，也是做财务、行政，不是做创作。这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电影工作。
王樽：第一次做电影是身不由己地被动接受？
刘镇伟：完全是被动的，对电影一窍不通。之前对电影的认识，也只是一般观众而已。但我从小就很喜欢看电影。只是看，也没有意识去学习和研究，纯属一个观众。
王樽：你最早的电影记忆是在哪里？
刘镇伟：我是在香港的一个渔村里长大，小时候就住在长洲一个很小的海岛，离香港有十海里。当时没有电视机也没有收音机，很少娱乐项目，但是岛上有两间很破的剧院，一家叫金龙戏院，还有一家叫长洲戏院。王家卫拍《阿飞正传》的时候，他就叫我带他去金龙戏院，他很喜欢，但因为别的原因没有拍成。那个戏院就是我最早的电影记忆，我童年时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里面，差不多一个星期去五六次，我妈妈每天都带我去看戏。
王樽：你的父母也都喜欢电影么？
刘镇伟：我爸爸不喜欢，我妈妈很喜欢。我不记得我爸爸带我去过，带我去看电影的永远是妈妈。最早看电影大概也就是两三岁，它们对我的影响很大、很大。因为它给我增加了很多回忆，很多的快乐，我看了太多，大概有几百部，潜移默化，对我认识生活有很大的启蒙作用。
王樽：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或者说，对你日后从事创作有影响的电影还记得吗？
刘镇伟：记得。影响了我从喜剧走向悲喜剧的。那个时候，我已离开了童年的小岛。大约是十八岁吧，那年我去看了查理·卓别林的黑白电影《城市之光》。我之前就看过卓别林的很多喜剧，很搞笑，很喜欢。然后，有一天我就去看了《城市之光》，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哭着出来，就是很难受，我是来看一个喜剧的，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我一直不明白我为什么看喜剧看哭了，后来，我发现它影响了我以后的创作。一直到我当导演了，我一直在拍喜剧。我知道，如果我的第一部电影选择拍一部悲喜剧，肯定是没人投钱给我机会。在香港，喜剧就是喜剧，悲剧就是悲剧，不能变成悲喜剧。然而，我一直在等，等我在电影圈做到了一定的地位，没有人再可以阻止我做自己喜欢做的，我肯定会拍摄悲喜剧电影。很多年后，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个人来找我，他就是周星驰，他想让我帮他拍一部电影。我说，如果你来找我，那我就要你拍爱情悲喜剧。他很吃惊，有些犹豫。后来，还是被我说服，拍摄完成了《大话西游》。
王樽：其实，最高境界的艺术都是具有双面性。最好的喜剧和最好的悲剧，都是喜中有悲和悲中有喜。你一直跃跃欲试要拍悲喜剧，也与你的戏剧观念有关吗？
刘镇伟：我倒不是非要追求最高的艺术境界。我是想，你让我拍片，我就想做个不一样的。悲剧、喜剧都有人拍了，但没有人做悲喜剧。我觉得，很多人不敢做这个事情，并不是它不一定好。我常常说，刘镇伟从来不是想做伟大的人，我只是不想做那些全部算计好的事情，我希望做别人没做的。我不像我的好朋友王家卫，王家卫是个非常懂得计算的人，他会把一切都计算好了才会去做，是个很好的生意人，他的电影其实都是另类的商业电影。我虽然做过财务、银行工作，但并不是一个好的生意人，要是的话，以前的公司也不会垮掉。我做事不会全部计算好，我只计算个七八成，剩下两三成我就不计算了，剩下的交给老天。人总不能什么都算清楚嘛，你不是上帝啊，剩下的命运还是让上帝去决定吧。（笑）
王樽：香港没有悲喜剧传统，最成气候的是武侠、黑帮和闹剧。我看你的电影，大多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在拍，真的就像摸着石头过河。评论也往往形成两极，说好的真好，说烂的真烂。
刘镇伟：我拍电影确实是凭感觉，这样才能享受拍电影的过程。就像当年拍《天下无双》一样，它开始的结局不是现在这样，已经拍了大半部分，但我感觉有个人物关系不够好，就决定整个改掉。编剧就拿着剧本看着我说，这是贺岁电影啊！然后，我就说，不要怕，现在的贺岁电影好的不多。我说，内陆观众接受能力很强，他们可能会喜欢的。从《天下无双》开始，打破了香港的电影传统。香港电影的传统是，贺岁电影不能悲剧收场。结果《天下无双》之后，《伤城》、《门徒》，还有很多贺岁电影都有了悲剧收场。但是，他们的电影结束后，很多人叫好，我的电影结束后，很多人骂我。（摇头苦笑）像我最新的《机器侠》，肯定也是给人家骂。但是没有问题，我跟他们说，你们不敢做这个，我在做，总要有一个人往前走。不能让别人不停地走，把我们越抛越远。五年前，我见到一个人叫刘翔，他拿了金牌，可是在他之前，还有很多人付出了心血、时间和金钱，有许多无名英雄无人过问。我就甘当这样的无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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