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见俊辅（1922-2015）
日本反战思想家
文|姜建强
东京中华新闻主编
93岁高龄的日本战后思想家鹤见俊辅，因患肺炎2015年7月20日于京都去世。这位1922年出生的“不良少年”，最终为日本的“左翼”思想界画上了一个后无来者的句号。他的去世，也标志着日本“左翼”思想界的死亡。虽然在这个圈子里还有大江健三郎，还有小森阳一，但显而易见的是领军人物已去，再有大江，再有小森，恐怕也无力回天了。这是鹤见去世给日本社会带来的最大损失和遗憾。
这就宛如迷失了方向的萤火虫，从黑暗的河边飞到街上，划出一道青色的美丽之光。但最终，这道青色的美丽之光还是消失了，大地又恢复了原有的暗黑和不可测。在笔者看来，鹤见就是一只发光的萤火虫，在思想的河川两岸飞舞，泛着极为有限的青光，但也给人带来许些黎明前的喜悦。问题是这道青光还是远去了，最终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但受过这道青光鼓舞的人，因这道青光而带来喜悦的人，会用不同的形式记住这道青色的美丽之光。
与战后日本其他的思想家有一个显著的不同，鹤见在15岁的时候去美国留学。16岁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哲学。1942年日美开战，他因无政府主义倾向严重被FBI逮捕，在拘留所内完成毕业论文。后来他在文章中提及旧事，说在拘留所的马桶上修改过英文句子。毕业后他乘坐日美滞留人员交换船回国。这段经历，为他日后思想的定位（反战）和思想的展开（九条会的创始人之一）奠定了基础。
回国后不久鹤见与著名政治学家丸山真男等人创办启蒙杂志《思想的科学》，思考究竟何谓日本人，何谓日本人的思维模式，成了“日本人论”的一大主力学派。1960年代他参加反安保运动与反越战运动，并筹建了市民团体“无声之声会”。1970年因为反对警察进驻大学，辞去同志社大学的教授一职。上世纪90年代，他参加慰安妇求偿运动。2004年与大江健三郎等人共创“九条会”，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政治企图。显然，鹤见是一位政治上的行动派。
书斋写作与广场运动，这个上世纪在民主国家普遍有效的公知抗争模式，在他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也因此被贴上“左翼进步人士”的标签。他的几部代表作，如《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2001年）、《战后日本的大众文化史》（1984）、《思想的陷阱》（2011年）等，也都是在具有左翼色彩的岩波书店出版的。在日本社会集体向“右”转的今天，他的去世，某种意义上在某些人眼中有“正是时候”的感觉。从这点来看，他的影响力和民众对他的认知力恐怕不及丸山真男。丸山也是国家主义的批判者、天皇制的反对者，但丸山有时又非常巧妙地扮演着“忠诚与反叛”的角色。所以，日本人记住丸山真男的名字，肯定要比记住鹤见俊辅的名字来得持久。
作为思想家的鹤见，在笔者看来有两大学术贡献。一是提出了“十五年战争”的概念。如果说1894-1895年为甲午战争，1904-1905年为日俄战争，那么1931年-1945年为“十五年战争”。在这十五年中，经历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1937年全面侵华、1941年发动太平洋战争、1945年战败等一连串侵略战争的行为。这个概念是鹤见在1956年提出的。司马辽太郎在其历史小说中运用过这个概念，而日本学者江口圭一在1986年出版的《十五年战争小史》，则表明这个概念获得了认可和普及。之后的大杉一雄《日中战争：十五年战争史》（1996年）一书，则又强化了这个概念。
当然这个概念有其精度上的问题，特别是与中国的“八年抗战”这个历史概念，有如何整合和规避的问题。但就其概念本身而言，则表现了鹤见对日本侵略的一种自主的历史定位和历史反省。因此这个概念在意的是思想的强度而不是精准。在集体无意识的日本社会，显然需要这种思想的强度去硬撼暧昧和良知。
鹤见学术贡献的第二个方面，是对战时知识分子“转向”的研究。日本为什么会走向军国主义的道路？为什么会陷入战争的泥潭？这与当时日本知识界的所作所为是否有关？这里，鹤见的尖锐性在于：一个人的思想为什么会产生如大江健三郎所说的“空翻”？或者说，在怎样的情况下，人会突然“转向”？这个问题的切入口何在？鹤见发现这个切入口就是日本这个国家。国家意志的强制力，使得思想者转向，而思想者本人的意志在国家意志的撕裂下，表现为一种阅读“空气”的自发性。
鹤见举例说，在1931年-1945年的十五年战争期间，日本政府被军国主义者把持而频发战争。面对这种情况，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是如何接受这个国家行为的呢？当时作为反对力量的日本共产党委员长佐野学，在狱中突然发表“转向”声明，转而支持天皇制，引发大批左翼知识分子集体“转向”。鹤见指出，这个极端的例子代表了日本人在战争期间的思想转变：明治维新之后进入日本的所谓西方理性精神，转瞬间就被国家意志击得粉碎。
鹤见的研究还表明，在集权主义的驱使下，每个国家的思想者多少都会有“转向”的问题。而日本之所以更具有代表性和警示性，在于日本有其自身的概念和逻辑，诸如“锁国”“国体”“天皇制”等，日本知识分子正是在这些概念和逻辑的感召下，面对国家意志时表现出思想的软弱，更表现出一种根性上的毫无顾忌的反判，从而助长了这个国家走向军国主义，走向战争。也就是说，当西洋学术与理性精神在遭遇国家意志的强行切换后，被撕裂的日本知识者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心理幻觉：他们对这个国家投以轻蔑和厌恶的言语，但在这个言语背后隐藏着爱。换句话说，本来应当爱的东西被某个时候应该厌恶的对象替换了。在有意无意间，爱上了憎恨的东西，平庸的恶也就登场，这个国家的行为为此发生逆转。显然，鹤见从历史和文化着手，非常深刻地揭示了日本人对“转向”的自觉与喜好，并触及了日本人很少坚守一种信念与国家意志对抗并为之牺牲的精神底部。
这里，我们无法想象的是这位战后日本重量级反战思想家，曾是一个地道的“不良少年”。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与他人组成盗窃团伙，专偷车站小店的物品。他还是个性早熟者，上课的时候迷思自己的性器是放置于左边好还是右边好的问题。10岁开始出入欢乐街，多次与拉客女发生性关系。他还自杀未遂五回，入精神病院三回。进入中学后，他把武藏小山古书店里与性有关的书画全部买来，放置于学校的保管箱内，被发现后勒令退学。东大学毕业当上政治家的父亲，担心儿子的将来，便劝说他买块地经营养蜂场，赶快结婚生子过常人生活。最终在1938年，鹤见孤身去了美国。少年时期的这段不良史，对他以后思考所谓的正义带来能量。
成为思想家的鹤见，多次谈起正义的危机话题。他说正义之士追求纯粹，但最终常走向暴虐。所以，他想当“坏人”，干脆一“坏”到底。《朝日新闻》在“天声人语”栏里，高度评价鹤见的这种“坏”，说这恰恰是鹤见思想的核心之一。鹤见80岁出版第一本诗集《耄碌之春》，说“耄碌是一种创造”。那么“坏”是否也是他思想底部的一种“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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