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落下帷幕，《江南三部曲》（格非）、《这边风景》（王蒙）、《生命册》（李佩甫）、《繁花》（金宇澄）、《黄雀记》（苏童）最终胜出。其中以沪语写作的《繁花》，展现了记忆里老上海的市井生活、普通群落中的藏龙卧虎，被誉为最好看的上海小说之一。《外滩画报》记者探访了“爷叔”金宇澄的书房，和他探寻其笔下的上海故事与繁花地图。
文 | 王俊逸 陶奕燃 编辑 | 鲁毅 Agnes
爱神花园里的编辑爷叔
采访结束，我和摄影师正忙着收拾东西，金宇澄突然问我们：“你们俩今天是第一次见面？”我们齐刷刷地回应 “是的”，一边觉得有些奇怪。“那今天是我们三个人第一次相遇了。”金宇澄说。“会是一个故事的开端吗？”我反问。金宇澄笑笑：“我们一直活在故事里呀，我们可以一直讲故事。”
他前年出版并一炮而红的小说《繁花》就脱胎于网络故事。2011年，他在上海本地文化气息浓郁的弄堂网文学板块上，开帖讲故事，讲上海各色各样的市井小民，闲笔再聊一聊上海各处的新旧风貌。网友们看得很开心，每天都在帖子下面留言追问：“爷叔，然后呢？”这样写了几天后，金宇澄被触碰到敏感的写作神经，就这样“一去不回头”地写了下去，“感觉自己可以永远这么说下去了。”
2012年，《收获》8月刊以长篇专号的形式首发了《繁花》全文，杂志迅速脱销，马上加印。单行本去年3月上市，至今已经印了21万册；2014年，王家卫买下《繁花》电影版权；2015年，《繁花》获得茅盾奖。
王家卫和金宇澄
如今，小说家是金宇澄身上最醒目的标签，不过他的正职，仍然是《上海文学》的编辑。26年来，他每周一三五到办公室上班，但每天都要处理小说稿件。杂志社在巨鹿路675号的一栋老洋房里。站在花园里，就看到咖啡色外墙满是苍绿的爬山虎，一大丛蔷薇枝条从三楼一角垂下。经由花园上楼的短短时间，金宇澄跟我们聊起这幢房子的往事，“这是30年代一个大资本家给他太太的礼物，请来邬达克设计的……”这幢历史保护建筑还有“爱神花园”的别名。
《上海文学》杂志社位于巨鹿路675号上海市作家协会内
金宇澄的办公室在三楼。两个打通的大房间形成了一个开放式空间，他的办公桌在里面那间。左边有个壁炉架，上面陈列的全是1950年代的《文艺月报》合订本（《上海文学》的前身），右边是朝南的大露台，由带窗格的落地玻璃门隔开。
《上海文学》的作者给金宇澄的书信，用毛笔写在撒金宣纸上（摄影：李威娜）
朝南光线强烈，他在玻璃上贴了纸。我发现那些旧纸都是2010年某一期杂志发稿目录的校样。他的办公桌很凌乱，书籍、杂志、工作校样堆放在一起。有一本《歇浦潮》很是显眼。这是上海世界书局1924年版的影印本。“这本书大名鼎鼎，一直买不到，最近总算在网上觅到了，语言流畅，也比较罗嗦，整章不分段，内容比想象中要差一点。”他之前刚看完李伯元的《南亭笔记》，这是金宇澄父亲留下的旧书。
由于父母都是知识分子，金宇澄小时家中有很多书。1969年，经历几次抄家之后，家中的藏书除了初版《鲁迅全集》，几乎全被抄没。金宇澄的读物，当时就只有这套全集。
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到了东北，1978年返回上海后，随父亲到上海的龙华机场领取被抄走的部分图书，没想到进了一个大房子，满眼是“像垃圾一样堆起来”的书，没有分类，也没装箱，大家都在里面乱翻乱找，“到处是灰尘，到处是人，根本找不到自己家的书。”
探寻上海的“繁花”地图
凭回忆者口述所画，1960-2000年上海卢湾区局部，含租界部分路名及其他。2011年，卢湾区已被黄浦区合并，此名已成历史。（金宇澄手绘插图）
老市民区是上海的“毛细血管”，也是金宇澄熟悉的上海生活，他笔下的故事就取材于这些市井生活。“市民生活是上海的基础，不管你做什么工作，回到家，还是进入了市民的文化范围。”市民题材的小说，在二三十年代曾经非常丰富，后因为种种原因，一直处于被批判与压抑的状况中。“过了这么多年，这座城市几代人积累起来的市民样态，也应该到了要表达的时候。”
静安寺菜市场
故事的一开篇就发生在静安寺菜市场。上世纪90年代，步入中年的沪生经过菜场，被买蟹小贩陶陶喊住，两人嘴上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便引出了几桩事体来。
如今要在静安寺附近寻得一家菜市场，大抵是十分困难了。寸土寸金商业闹区早已一步步蚕食了市井喧嚣之地。
寻踪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686号静安寺附近
思南路公馆
“阿宝十岁，邻居蓓蒂六岁。两个人从假三层爬上屋顶，瓦片温热，眼里是半个卢湾区，前面香山路，东面复兴公园，东面偏北，看见祖父独幢洋房一角，西面后方，皋兰路尼古拉斯东正教堂，三十年代俄侨建立，据说是纪念苏维埃处决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打雷闪电阶段，阴森可惧，太阳底下，比较养眼。”
思南路公馆约莫就是阿宝童年大段美好回忆的寄托地：洋房、花园、轿车、钢琴、佣人。
而今经过上海的卢湾区、黄浦区“撤二建一”成立新的“黄浦区”，原址上新建的思南公馆，已成为上海市中心成片花园洋房最集中的区域，融合中西设计，在梧桐树影掩盖的花园洋房之间，包含了精品酒店、酒店式公寓、企业公馆和商业区等建筑。
寻踪地址：卢湾区思南路55号(近复兴中路)
国泰电影院
国泰电影院买票队伍，顺锦江饭店的街廊朝北排开，该廊现已辟为店面。1961年，少数头轮电影院有冷气，“上海电影院”是三轮影院，以纸扇消暑。（金宇澄手绘插图）
“到国泰看《王子复仇记》，《百万英镑》，《罗马假日》。夜场十字路口，就是舞台，即便南面的复兴中路儿童图书馆一带，也看得见国泰门口雪亮的灯光。男女结伴等退票，等于摆一种身段，不疾不徐，黄牛看见这批人，只能避开，三分是等人，也像约会，轻轻靠近，问一句，票子有吧。”
延伸到锦江饭店一侧过街走廊的买票队伍，打扮摩登相约出行的男男女女，无孔不入的“黄牛”贩子。金先生将国泰塑造成了19世纪60年代末青年人心中最闪亮的一笔。
国泰电影院，原名国泰大戏院，被誉为“上海影院中的贵族”。1930年由鸿达洋行设计建造。1932年1月1日，国泰大戏院正式对外营业，当天在《申报》上刊登的广告尤为醒目："富丽宏壮执上海电影院之牛耳，精致舒适集现代科学化之大成"。
张爱玲亦是倾心于此，在作品《多少恨》中这样描述国泰：“现代的电影院本是最廉价的王宫，全部是玻璃丝绒、仿云石的伟大结构。这一家，一进门，地下室淡乳黄的；这地方整个的像一只黄色玻璃杯放大千万倍，特别有那样一种光闪闪的、幻丽洁净。”
寻踪地址：上海市卢湾区淮海中路870号（茂名南路口）
中山公园
“1967年深秋，一个下午，沪生陪姝华，走进中山公园，去看一看华东最大，还是远东最大的法国梧桐，公园门口，一样贴满大字报，但越往里走，等于进入一个坟场，寂无一人，四顾旷莽，园北面有西式大理石音乐台，白森森依旧故我。”
“1867年，法国梧桐，还是意大利梧桐，100年的荒凉。”上世纪60年代末，沪生与姝华，看着中山公园中这课号称最大的法国梧桐，发出了这样的感概。
中山公园，前身为旧上海英国大房地产商霍格的私人花园别墅，1914年英国人兆丰改建为租界公园，成为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公园。这座历史悠久的园林最大的特点在于交融。最早以英式园林风格为主，后曾被日本占领，因此兼具日本庭院风格，其后改建过程中又不断加入中式园林建造手法，可以说是“英日中”三国园林建造风格大融合的成果。
寻踪地址：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780号（近定西路）
三官堂桥
“阿宝慢慢走上三官堂桥，背后的景色，已让无数屋顶吞没，脚下的苏州河，散发造纸厂的酸气，水像酱油，黑中带黄，温良稳重，有一种亲切感，阿宝静下来，靠紧桥栏，北岸是62路终点站，停了一部空车，张开漆黑大口，可以囫囵吞进阿宝，远远离开，可以一直送阿宝，到遥远的绿杨桥，看到夜里的田埂，丝瓜棚，番茄田。”
这是阿宝和雪芝就此一别的场景。三官堂桥，苏州河，62路终点站，似乎都寄托了阿宝的惆惆怅怅。
老上海人都知道沪西的曹家渡，提到曹家渡大家就知道附近有个三官堂桥了。该桥始建于1928年，有原达丰纺织印染厂厂长杨杏堤倡议并捐资建造的，因桥南有个三官堂庙，时人不叫它的大名“曹家渡桥”而称其为“三官堂桥”。而文革开始后，三官堂庙拆没了，三官堂桥破损。1976年8月重建钢筋混凝土桥，于1980年12月建成通车，取名曹杨路桥。
寻踪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立交桥
文学没必要搞得很深高
金宇澄一直是《上海文学》的编辑，他的办公室由两个打通的大房间组成。他的办公桌很凌乱，书籍、杂志、工作校样堆放在一起（摄影：李威娜）
B =《外滩画报》
J = 金宇澄
B：你做了三十多年的编辑，应该看了无数的小说投稿，你喜欢什么样的来稿？
J：做文学编辑，要有职业宽容度，各种样式都要接受，就像做一桌菜，不能只一种口味，不能只挑自己喜欢的。至今我还在这个岗位上看来稿，感觉这么多年，差不多就那几种叙事方式，作者对文字特性没多少敏感，手法越来越单一。
80年代马尔克斯进入中国，很多来稿都是“很多年以后……”，很少独立的个人创造。创造这个范畴，好像我们特别没有办法，来稿对于个性，创造性的努力，包括语言、题材、结构的意识都很缺。容易满足于一个故事，那不算好的文学。要么也就是翻译腔，二手语言的味道，实在影响我们太多年了。
B：你自己很注意语言，有人说《繁花》建立了一套自己的方言写作的语言系统。你会用这套建立起来的语言再写下去吗？
J：这个小说是讲城市。写各种人，各个街区的故事，很复杂，城市的丰富性，用这种语言比较合适。如果我下一个作品单写一个人的话，写他的活动，可能就会用其他的样式了，比如长句子。
B：你说在东北插队时，当时都是受苏联文学影响，喜欢肖洛霍夫的《顿河故事》。可是《繁花》里有一大段写蓓蒂爸爸的议论，“苏联人里，肖洛霍夫最血腥，为了主义，可以父子相杀，相残，写了多少害人故事。”这很有意思。
J：对，这一段议论，出自苏联电影《第四十一》。那个时代，我们只接受苏联文学观的教育，一个简单可怜的时代，影响却很深远。为了主义，确实有理由可以把自己情人亲人杀死，肖洛霍夫的作品，亲人之间的相残写了不少。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这是对，还是错？从当时的意识形态来讲，也许是对的。其实是老百姓卷入了政治斗争所造成的悲剧。
B：书里蓓蒂爸爸，一个1960年代出现的人物，在谈话中使用了“变态”、“女权分子”这样的词，还提到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
J：小说在《收获》发表后，“豆瓣”有一位读者怀疑说，那个时代，怎会有人懂这些名词呢？引起了我的注意，说明我没有写透，因此单行本扩充了，我让蓓蒂爸爸跟阿宝来回对话好几轮，让读者的疑问得到回答。我的意思是，上海一直有不少保持个人观点的读书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文化中心是上海，这些西方的理论，在那个年代就已经翻译，有多种译本，也就有很多读者，到1960年代，只隔了三十年，怎会没人知道没有人懂？这情节在其他的城市，或许不合理，什么事情，放在上海都是没问题的，因为上海五花八门，上海很丰富。
《繁花》经常出现看了很多书的人物，却不是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也许没什么观点，确实是懂很多书的，上海题材最能体现这些了，普通群落的藏龙卧虎，上海一直是由各种文化背景的人组成的。
B：你在《繁花》扉页里写“古罗马诗人有言，不亵则不能使人欢笑。”这句话怎么来的？
J：这是钱钟书先生的话，我抄在书的开首，表现了一种民间的生态，平民的情感往往就在于此，老百姓的段子往往这样开始。我认为的文学，不是庙堂的深高。博尔赫斯最喜欢《一千零一夜》，他觉得好的文学，就是给读者消遣与感动，不是醒世与劝化。
《繁花》
金宇澄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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