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9月8日，中秋节，张爱玲被发现在洛杉矶的西木区公寓内自然死亡，终年75岁。遗嘱内容为：1.尽快火化 2. 骨灰撒于空地，不开追悼会，不立纪念碑。
1950年7月24日-29日，张爱玲在夏衍的关注下，参加了首届“上海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当时张爱玲穿着旗袍，外面罩着有网眼的白绒线衫，坐在会场的后排。此次大会夏衍为总主席；梅兰芳、冯雪峰为副主席；周信芳（麒麟童）为执行主席；陈白尘为秘书长，五百余人与会。
参加完“上海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还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参加了两个多月的土改工作，这段经历便是后来她写《秧歌》的基础。张爱玲还重访杭州一次，再次见到的西湖美景，后来成为她《五四遗事》的背景。
1950年或者1951年中国大陆解放不久，张爱玲领证件时所拍的证件照。当时张爱玲用配给的一段湖色土布，一段雪青洋纱，做了一件喇叭袖唐装单衫，一条裤子，去排队登记户口。当登记户口的干部问她：“认识字吗？”张爱玲当时心里惊喜交集，觉得自己不像那些望之俨然的知识分子。
1952年4月，张爱玲获得香港大学注册处入学通知。7月，持港大证明离开内陆，经广州搭火车经深圳抵达香港。
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接受司马新的书面采访时曾说：“1952年去香港的思想起源是当时在沪没有工作机会。”
离开上海的前夕，一个看似北方人的青年干部检查张爱玲的行李，他用小刀刮张爱玲戴着的一副包金的小藤镯。因为镯子包金很厚，他刮了半天才看到一小块泛白色。他看着张爱玲脸上心痛的神情，说“这位同志的脸相很诚实，她说是包金就是包金。”（张爱玲《对照记》），后来张爱玲去派出所申请出境，警察一听说她要处境就沉下脸来，但最终还是给张爱玲放行了。
从上海到香港的旅程中，罗湖桥是最后一站，香港警察把入境证拿去检查时，张爱玲和其他准备出境的人眼巴巴地等着。一个孩子模样的守卫和他们一起。在仲夏的烈日下暴晒了一个小时后，年轻战士说：“让你们在外头等着，这么热！去到那边站着。”（张爱玲《重返边城》）他们全部客客气气地笑了，包括张爱玲在内，没有一个人采纳他好心的建议，依旧紧紧贴在栅栏上，担心会在另一端入境时掉了队。民兵检查她时，张爱玲很紧张，因为她护照上用的是一个笔名。民兵问她：你就是写作的张爱玲？她很紧张地说：是。那民兵就让她出境了，没有为难她。
8月18日，母亲的老朋友，在香港大学工学院任讲师的吴锦庆（Wu KingChing）写信给港大文学院院长贝查，为张爱玲申请助学金。这封信中说到张家生计困难，张爱玲已无积蓄，新中国成立后需经济援助。
8月20日，赴港大注册，注册表里有贝查院长同月的支持信函。信中指出：1.张爱玲已是难民，生活困难；2.她于1941年获得何福奖学金，证明她是当年最优秀的学生；3.她申请重读，应当得到奖学金，如果申请到奖学金，金额将是一千元。张爱玲正式在香港大学复学，住在女青年会（YWCA）。
炎樱（前）是张爱玲一生中少有的朋友之一。她们在1937年相识于香港大学，直到1995年8月炎樱在纽约去世，同年9月张爱玲在洛杉矶去世。
11月，离开香港大学，前往日本东京找炎樱，寻求赴美的机会不成。在去日本前，张爱玲写信给Register's Office辞掉奖学金，退学。张爱玲辞掉奖学金的时候，不知道当时这份奖学金还在开会讨论。港大的文学院院长贝查还替她力争，然后发现人已不在，非常生气。
去日本找炎樱之前，先后卜了两卦。求第一签的时候，炎樱还没有来信，张爱玲便以牙牌（又名宣和牌、骨牌）问炎樱的近况。邝文美在此签上写道：“问炎樱事，时不知彼已乘船赴日。”去日本前张爱玲又求了一签，签文是“中下 下下 中平”。“求人不如求己，他乡何似故乡。”“蓦然起波澜。纡回蜀道难。黄金能解危。八九得平安。”（冯晞乾《张爱玲的牙签牌》）
张爱玲赴港后，姑姑搬到卡尔登公寓305室，这是只有一个套间的公寓。香港大学注册处的Ng（Mr. Ng）亲自向张爱玲保证，所有的有关她在港大的记录资料都完整保存，还出示副本给她看。
张爱玲赴港以后，夏衍托人带信给张爱玲的姑姑，希望张爱玲能为《大公报》、《文汇报》写点文章。姑姑说张爱玲离开上海前，他们已经约定互不通信，所以她没有办法将这个消息告诉张爱玲。
1954年张爱玲在香港由邝文美陪同在英皇道街角的一家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1955年1月25日，胡适写信给张爱玲，称赞《秧歌》道：“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写得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功夫。”（张爱玲《忆胡适之》）
2月20日，写信给胡适，感谢他把《秧歌》读得那么仔细，并对胡适所提出的修改建议一一作了回复。信中还提到批评界对《秧歌》的反应：“有过两篇批评，都是由反共方面着眼，对于故事本身并不怎么注意。”（张爱玲《忆胡适之》）张爱玲还说希望将来能将《海上花》和《醒世姻缘》翻译成英文。
4月3日，《纽约时报》刊登了对 The Rice-Sprout Song（《秧歌》）的书评《无水的根》（Roots without Water），作者是John J. Espey，书评中说道：“张小姐的长篇小说貌似中国农村的日常生活的随兴描述，实为结构紧凑与调制精巧的杰作。她不在乎忠奸立判、黑白分明的模式。顾（罔）与王（同志）始终可以理解，甚或动人。”（高全之《张爱玲学》）
秋，傍晚，搭“克利夫兰总统号”（President Cleveland）邮轮赴美。（张爱玲能够去美国，因为1953年有一个难民法令（Refugee Act），允许少数学有所长的人到美国来，成为美国永久居民，以后也可以再申请为美国公民。在远东，三年中一共名额5000人，3000人给本地人，2000人给外地人。张爱玲是在香港申请的上海人，属于后者。她想利用这个法案申请入境，必须有一个美国公民作保，领事馆文化专员利查·麦卡锡（Richard McCarthy）曾分派过张的翻译工作，他就当了一个担保人。）只有宋淇夫妇到码头送她。在去美国前，张爱玲叫邝文美陪她到香港皇后大道买些零星物品。张爱玲挑了一个闹钟，邝文美说担心闹钟会在电车上响起来闹笑话，张爱玲说这倒是极好的戏剧材料。
50年代初，张爱玲在香港最困难的时候，宋淇和邝文美夫妇给予她无私的关心和帮助。到了美国后，宋淇夫妇为张爱玲提供写电影剧本的工作，这些工作成了张爱玲的主要收入来源。
1956年张爱玲填写了申请书，寄往位于新罕布夏（New Hampshire）的州彼得堡的麦道伟文艺营（Edward MacDowell Colony）。在申请书上她写道：
我是一个来自香港的作家，根据1953年颁发的难民法令，移民来此。我去年10月份来到这个国家，除了写作所得之外我别无其他收入来源。目前经济压力逼使我向文艺营申请免费栖身，俾能让我完成已经动手在写的小说。我不揣冒昧，要求从3月1日到6月30日期间允许我居住在文艺营，希望在冬季结束的5月15日之后能够继续留在贵营。
张爱玲与赖雅于1956年8月结婚。
3月2日，文艺营审批委员会同意接纳张爱玲。
3月中旬，结清了87街女子宿舍的账目，从纽约乘火车到波士顿，再转乘长途巴士到新罕布夏，到了彼得堡市区，又雇了一辆计程车到市中心外数英里的麦道伟。到营地时天色已晚，张爱玲被安置在女子宿舍，并分配一间她自己的工作室。
3月13日，张爱玲第一次见到徳裔剧作家甫南徳·赖雅（Ferdinand Maximilian Rey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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