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物星球》
亚当·明特 著
刘勇军 译
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06-01
撰文：Adam Minter
编辑：汪吕杰
书摘
港口城市台州位于上海以南265千米处，拥有460万人口，那里或许就是中国旧物再利用行业蓬勃跳动的心脏了。我曾经去过那里的码头区，目的之一就是想看看旧物再利用业开始的地方，可并没有看到太多旧物再利用的痕迹。那里的码头上停着一艘艘船只，码头水泥大门的另一边矗立着一栋栋全新豪华的高楼大厦，在船只和大厦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水泥楔形建筑，大概有足球场那么宽，400多米长。海风习习，一整天都有人在那个巨大的水泥空间里把散落的废金属小碎片收集起来，堆在一起，他们周围则是一堆堆数百米长、5米高的各种废金属，从冰箱门到汽车制动器，无所不有。即便我不愿意承认，可那一堆堆东西看起来依旧很像垃圾，但它们并不是垃圾，而且它们肯定也没有被当作垃圾。在每一堆废品前面都有一块及腰高的指示牌，牌子上有手写的字迹，标有两方面的信息：购买这堆东西的个人或企业名称以及废品到港时间。附近往往会有一个户外厕所大小的移动小屋，有人在屋里看守这些废品，确保这些东西在由卡车拉走去分类前不会被小偷偷走。
每一堆废品的重量都在600～800吨，而日本是向这个快速发展的创业中心出口废品最多的国家。有一堆废品吸引了我的目光，它们的主人姓施，年近不惑，身材精壮，戴着一副名牌大太阳镜，身穿灰色马球衫和一条全新的蓝色牛仔裤，脚穿一双闪亮的黑色运动鞋。这堆废品是他预付了40万美元买来的，而且他还特意去日本监督废金属装船。据他说，他每个月会去日本四五次。虽然麻烦，却还是值得的：在废金属到达台州后，他只需要大约两个星期就能把它们卖掉变现，一般情况下利润约为10%。
每年做上三四十次，肯定能赚大钱。
我是受到一位美籍台湾人戴维·焦的邀请到台州来的，他是一位废品商（兼亚特兰大环宇集团副总裁），与施先生是生意伙伴，共同经营一家废品加工厂，主要加工戴维从世界各地买来的废金属（日本除外，该市场由施先生负责）。戴维五十多岁，却童心未泯，这种品质在废品商身上算不上罕见。毫无疑问，他做这份工作是为了赚钱，但有一点显而易见，他非常着迷于把废金属变成闪闪发光的全新物品。这些废金属有的来自他的大本营亚特兰大，有的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他最喜欢到那里搜寻废金属，还有的来自日本这个奢侈浪费国家的废品站。
那天早上，我们坐在从邻近城市宁波开出的火车上，他跟我说了一些话，让我苦苦思索一个早上的问题有了答案：“一个客户告诉我，距离台州不远的制造中心义乌每个月需要500吨黄铜来制造打火机上的打火针。”
“打火针？”
“没错，你知道的，就是打火机里面的一小段黄铜，是个促进打火的装置。”
“真的吗？”我问。
“想想吧，每个月全世界要用掉多少打火机。”
离开台州码头，我边走边回头：这里大约有二十堆和施先生那堆废金属一样的废品。那些全新的高级大厦就在这些废金属上方赫然耸立，从这里可以看到大厦正面的观景窗。我估摸那些屋主总有一天不愿意再看到这些废金属。
施先生让我们上了他的车，那是一款宝马X5小型SUV汽车，然后拉着我们驶过蜿蜒交错的狭窄公路，路两侧有很多棚屋一样的小型建筑，戴维说这是“典型的中国家庭式作坊”。里面可能就有小型燃煤熔炉，将废金属熔化，制成简单的新产品。我想看看有没有烟冒出来，结果在房顶上方，只看到了连绵的群山，那里原本是梯田，但现在则种满了快枯死的葡萄架。农民不再务农，都下海经商了。
然而，台州市中心却没有一栋摩天大楼，这里交通十分拥堵，就是凭借这一点我才确定我们的确是到了某个地方的中心地区。在早晨暗淡的晨光下，所有那些四五层的商场、办公楼和看上去像是公寓楼的建筑看起来全都一个样。大部分建筑上都挂着招牌，而大部分招牌宣传的似乎都是制造和建筑生意。
在台州，车声、人声和工地施工声不绝于耳。
这时是上午10点，我们向左转弯，小巷突然变得拥挤不堪。“这里是旧货市场。”戴维坐在施先生宝马汽车前排的乘客座椅上对我说，并冲着一幢挂有招牌的建筑点点头，那栋建筑边上有黑压压一群人，“就在那里。”
如果你问我，我会说那里与周围的建筑差不多，可根据施先生所说，那里正是这座城市的中心。施先生把戴维和我放在路边，然后把车开走去找停车场了。我们两个人走进了喧闹密集的人流中，而这里，就是肮脏又火热的新兴城市。戴维领着我穿过街道，离开集市中心区，来到了一个偏僻处，有两个十几岁的少年穿着沾有油污的拖鞋站在一大片废品中间，包括电动工具、螺丝刀、一堆缠绕在一起的铜线和几个煎锅大小的钢套箱，这显然是用来装某些重型设备的，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零件，不过我都叫不出名字来。
只见他们正慢慢地把这些零件——废旧零件——重新组装成一台电动机，而这台电动机或许会被装到农田灌溉泵、工厂的钻床、房子后面的电动机，或是旋转木马上。我曾在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见过这样的加工过程，在那些地方，智商高且自学成才的技术员修理并翻新富人们扔掉的东西，因此过上了很好的生活。
然而，这并不是副业，也不是商机。“台州的根基就是废品再用，”戴维告诉我，“而且政府支持这个行业，利润太丰厚了。”问题是利润到底有多丰厚：中国或其他国家的人都没有统计过，有多少废品从这个国家那些怎么填都填不满的废品熔炉中流入了像这样的旧货市场里。但如果这个市场有代表性的话，那么这一行的利润可谓丰厚到了极点。从外面看，这里至少有两个方形街区那么大，随处可见推着自行车兜售可乐和冰激凌的小贩。
施先生过来和我们会合后，我们一起快步穿过街道，走进了一个很像是小巷的地方，但这里其实是旧货市场的入口。这道入口如同一条城市街区，两边整齐堆放着很多已经经过分类的电动机，大小不一，有的和拳头一样小，还有的和桶一样大，其中大部分都将被用来发动台州周围地区工厂里的设备。但这些电机也有其他用途：地球上所有由机械驱动的东西上都有一个闹哄哄的电动机，可能是电扇、棉花糖机，还可能是冰上钓鱼场外的电动机。在全世界，正在使用中的电动机可能有千百万个。这个旧货市场里的大部分电动机都是日本人用坏后扔掉的（电动机坏了后，日本人会买新的，而不是修理），可台州还接收了来自美国、欧洲各国和澳大利亚的数百万台废旧电动机。可以修理的电动机经过各个环节最终来到了这个旧货市场，而那些修理不好的则被拆解成不同的金属，进了熔炉。
我们逛了一个又一个货摊，然后在三个穿着蓝色连衣裤的机械师身边停下来，他们是从一家轮胎制造厂开车过来的。那天早上早些时候，那家工厂的一台机器里的发动机坏了，所以他们来这里买一台，因为这里的东西便宜。施先生说这些中间商的利润是百分之百。那些丢掉发动机的日本人、美国人和欧洲人从中赚不到钱。
“美国人就是这样，”戴维笑着告诉我，“他们喜欢买新的，不喜欢重复使用。”
曾经有一段时间美国人特别看重旧电动机。电动机坏了，他们会修理，只有修不好了，才会把电动机扔进垃圾堆。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前，美国的废品站还会雇工人拆解废旧电动机，把里面的铜线取出来，然后把铜卖给铜或黄铜买家，钢套箱则被送进了炼钢厂。但是，随着美国人工成本在20世纪后半叶大幅上升，生活标准也越来越高，拆解电动机的成本渐渐变得高于从中取出的铜和钢的价值。与此同时，炼钢厂不再熔化这些麻烦的东西，因为其中含有铜，会降低钢的质量；而铜和黄铜制造商也没有兴趣去熔化整个电动机，毕竟其中绝大部分成分都是钢。就这样，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乡村遍地都是一堆堆电动机（这些废旧电动机主要来自农业和农业设备）。废品站如果还有电动机，要么是堆在一处弃之不理，要么就是送进垃圾填埋地。换句话说，情况糟到了极点：没有循环再用，也没有旧物再利用。
因此，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在北美，美国的电动机成了一钱不值的东西。中国的废品收购商时常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得到废旧电动机（而美国的废品站在甩掉这些麻烦的同时还嘲笑这些“愚蠢到家”的中国人），然后，他们会把废旧电动机运到中国，把美国人不去修理的东西翻新后重新使用，每个月只要支付工人50美元，就能拆解那些修理不好的电动机。剩余的铜在那个年代则会以最低1美元左右的价格被卖掉。想想吧：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免费的东西，在到达中国海岸的一刻，就有可能值1万多美元。有多少东西在2012年时的价值是1988年的50多倍？撇开互联网和科技股不说，我想不出还有其他。不过我可以保证，华尔街从来都没有人用图表分析过中国电动机过去一年的价格，更不用说二十多年来的价格了。
我、戴维和施先生继续挨家逛货摊。有些翻新商专做小电动机，有些专卖又细又长的电动机，有些卖的则是桌子大小的电动机，还有的卖的是分好类的电动机零件。转了个弯，走进另一个过道，这里也是电动机的海洋，而且在这条巷子的中心，有一个摊位卖的是翻新齿轮，有的小如茶碟，有的大似比萨饼。在同一个货摊上，齿轮对面有很多链条，这些链条很大，是工业用的，有点像自行车的链条，是用来连接电动机和设备的。
突然间我意识到一件事，在这些过道里，卖电动机、齿轮和链条这些驱动设备的人都是女人。无一例外。她们坐在凳子上，打着赤脚，一边织毛衣，一边和过道对面的人聊天。在我看来，她们似乎有点无聊，时不时还有些愤世嫉俗。“她们的丈夫都出去跑销售了，”戴维告诉我，“不能只靠这个市场赚钱。所以男人们都在外面卖东西，女人们则留下来看店。”
“都是家族式的生意。”我说。
“没错。”
我们又转了个弯，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片人头攒动的地方，这里或许有两个正方形城市街区那么大。人们骑着自行车穿过这些吵闹又拥挤的过道，仿佛是在城市街道里穿行，而过道里则堆满了翻新的东西，有扳手，还有电话电缆。女人们双臂环抱站在摊位前等着顾客上门；上了岁数的男人坐在折叠式躺椅上，看着顾客来来往往。在他们上面，阳光透过玻璃房顶和积有肮脏雨水的塑料布照射下来，闪闪发光，光线幽暗，让人感觉仿佛置身水族馆。
我缓缓地走着，路过的摊位上立着数百个旧钻头，很多都长约1米。“日本人用了几次就把它们当废品扔掉了，”戴维说，“他们在这里甚至都不需要翻新，只要转手卖出去就行了。”往前走是电器配件的摊位，有翻新的保险丝盒、电源线和电源插板。旁边的一整个过道里都是卖翻新电钻的摊位。其中大部分都来自日本，而且只适用于日本的电压。不过没关系：这些卖电钻的人会改装，只要换一两个零件和一根新线，就适合中国的电压了。
摊位一个接着一个。戴维停下来，从一个推着手推车在市场里贩卖冷饮的小贩那里为我买了罐可乐。然后我们经过了一些贩卖翻新轮胎的摊位，这些轮胎都是小轮搬运车和购物手推车上的那种轮胎。轮胎颜色不一，有红色、蓝色、黄色，还有绿色，都是翻新的，是从日本人懒得重复使用或修理的一堆堆东西里取出来的。
这个旧货市场凌晨4点开市。“这里的工厂很早就开工了，”戴维提醒我，“而且很多还是通宵生产。如果你凌晨4点需要一台电动机，就可以来这里买。”
台州的这个旧货市场是中国最大的同类市场之一，可中国的每个城市、镇子和村子里都有类似的市场。有些市场很大，就和台州的这个市场一样；有些只是人们在自己的房子前摆上几台翻新的电动机和电视机。但并非所有东西都是进口的，中国人开始越来越多地翻新他们自己生产和浪费的东西。但旧物再利用随处可见：旧物再利用已经和中国经济融为一体，其紧密程度就像美国经济离不开汽车每年出新样子、iPad定期推出新版本，以及激光影碟总是最新版式。中国使用他国废品的情况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现如今这种情况就不如二十年前普遍，但相比那些中国希望赶超的国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依然需要旧物桶里的东西。
台州如此热衷重复使用别人扔掉的东西，那些盲目求新的国家或许并不赞同这样的做法。不过台州人这么做可不是因为他们很穷。根据施先生提供的信息，台州是中国人均汽车拥有率最高的城市，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本土汽车制造商吉利，这家汽车制造商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在2010年一次性收购了沃尔沃汽车品牌。吉利汽车是台州最大的制造商，但绝不是这里唯一著名的制造商。一些中国最有名的自行车和摩托车制造商都坐落在这里；洗衣机和空调等家用电器的制造商也在台州安家落户。
无论是汽车，还是用来建购物中心的钢筋，这些制造业在一定程度上都以进口废金属为原料。在广东，人们把进口废金属做成了新产品，再出口给输出这些废金属的国家，和广东不一样，台州的废金属大多都留在了中国。汽车由台州的汽车经销商销售，冰箱进了上海的购物中心，自行车则在中国西部地区尘土飞扬的市镇里售卖。如果没有那些进口废金属，以及全中国对进口废金属的需求，台州这座城市只能是另一个穷乡僻壤，只要原材料够他们自己用就满足了。没有进口废金属，就没有吉利汽车，就没有汽车零件制造商，就没有空调制造商，人们只能以耕种为生。
在某种程度上，对废金属的迫切需求代表着人们迫切希望得到机会，发展成为中产阶级消费者。不管是用美国的废品、日本的废品，还是用欧洲的废品，只要能完成目标，就没有任何差别。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装着废金属的集装箱在源源不断地抵达台州，特别是这些废品大都是电动机。然而，这种需要开始带来了非常实际且麻烦的影响（如果你从事的是废旧电动机出口业的话）：能从国外进口的电动机越来越少。戴维在吃早饭时告诉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亲眼见过装满了旧电动机的船从芝加哥地区和五大湖地区驶出（因为驳船沿途还要装更多的废旧电动机），沿着密西西比河到新奥尔良。在圣路易斯和孟菲斯市，不断有更多的废旧电动机被装上船，然后一直抵达新奥尔良。在新奥尔良，它们被装上散装货船，每船大约装两千吨。那时的情形现在再也不会有了。”
之所以不会再有，是因为两个原因。首先，在20世纪80和90年代散落在美国乡村的一堆堆电动机都已经出口了。现如今，在废旧电动机市场上流通的都是当下美国、日本、欧洲和中国（其占有的份额越来越大）扔掉的废旧电动机。
第二个原因更为严峻。如果站在戴维这样的美国废品商的角度来看，也会这么认为。事情是这样的：相比20世纪80年代，现今美国的工厂少了，因此美国工厂淘汰的电动机就不如美国制造业黄金时期那么多（美国的废旧电动机储备大都来自工厂设备）。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部分是因为效率问题，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全球制造业逐渐向亚洲转移。但如果你是个美国人，这样的结果应该会让你大吃一惊：曾经带动美国工业发展的电动机竟然都被出口到了中国，翻新之后被用来推动中国的工业发展。对于不能翻新的电动机，人们把里面的铜取出来，用于制造中国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渴望购买的洗衣机、空调等电器和奢侈品，并成为这些行业的主要铜源。
施先生驾车带我们离开台州，路上他说到房价飙涨，豪华汽车应有尽有，一家奢侈品商城即将在市中心距离旧货市场不远的地方开张纳客。与此同时，我注意到前方道路先是变得开阔，随后又变窄，接着身边突然出现了很多卡车、摩托车、自行车和人，车上和人的后背上满是废旧电缆、电线、金属薄片和橡胶绝缘材料。这里就是台州市政府指定的废品循环处理区，该市34家最大的废品回收商都被集中到了在这里，以便可以对他们进行更有效的监管。然而，坐在施先生的汽车后座上，我见到的是一派壮观又混乱的场面，这里有各种类型、形状和用途的废金属，人们把它们背在背上，装在自行车、卡车和电动三轮车上，在街上来回运输。从敞开的工厂大门，可以看到男女工人在里面剥电线，分类残余物碎片，把分类好的废金属装上卡车。
施先生的公司坐落在一条大街上，是一栋破旧的两层砖制建筑。走进昏暗的大理石大厅，我便感觉这样一个公司里肯定不会有太多文案工作。只见角落里摆着两把破藤椅，盆栽植物已经枯萎，落满了灰尘，地板看起来仿佛刚刚被火箭袭击了一样。
我们穿过一扇门，来到一条很长的巷道，这里可能有300多米长，两边有各种混合废金属，很难看，不时会看到一些工人在工作。这些深色废金属是从日本进口来的，乱七八糟地混杂在一起，和我们在港口看到的一样，可这些混合废品开始有了意义，因为工人们正在分类，同样的零件被分到了一起（相对而言）。右边是一堆堆摆放在金属薄片中间的废水表；左边，有很多缠绕在一起的废旧电缆，电缆周围是看上去像是从房子上剥下来的铝墙板碎片。附近有20多个被排列成正方形的铲状橡胶盘。有些装着废电线，有的装有很多铜碎片，还有的装着许多我认不出来的电器元件碎片。然而，对于那些经过培训能通过碎片来分辨价值的分类工人来说，这些废品显然都是值钱的东西。
戴维告诉我，日本的废品站没有足够大的经营空间，东京尤为如此，因此，他们只能把废品堆成一大堆，装进集装箱，然后运到台州，并且等待像施先生这样的买家。我则认为这是他们浪费的结果——很像是神秘的废金属百宝袋。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发达国家像日本那样，会把废金属直接扔掉。可日本人就是嫌麻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知道台州会为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然而，这里没有一个人抱怨。比如说，施先生就从那个装满日本废品的百宝袋里摸到了大彩。
巷道里肯定有50多个分类工人，不过很难数清楚：每走一步，就会从一堆堆废品后面看到其他工人，他们戴着手套正在分类废金属碎片。我俯下身，想看清楚点，只见几个工人正在分类最小的碎片：支架、螺丝钉、插座、电路板，搞不清楚从哪里卸下的铜环和铝饼，锋利的齿轮、一段段链条、电线碎片、破管子、易拉罐、散热器碎片，还有手指甲大小的颗粒，看不出原本是什么东西。一个碎片本身不值钱，一桶碎片亦值不了几文钱；但几天后，几周后，这些价值不大的东西积少成多，就构成了数百万美元的财富，这些原材料让台州成了一个富庶之城。
我们继续向乱糟糟的市场中走去，在两个身材壮硕的女人边上停下来，她们正拿着锤子和凿子拆解水桶大小的电动机，这些电动机原本是日本人用来驱动机器的。拆解电动机是一种艺术，最好、效率最高的电动机拆解工人把那些大多数人听都没听说过的电动机拆开，每个月可以赚到500美元。这可不容易，把电动机拆开，然后把里面缠绕在一起的铜线拉出来，同时还要把其他零件分类。当然了，每个人都能干得了这个工作，但操作者需要心灵手巧、有力气、有经验，这样才能做得快。
然而，最大的效率在于能从这些碎片中分拣出电动机，然后把它们放在一边，再送出去卖给可以修理及重新使用它们的人。这便是从貌似垃圾的东西中捡出宝藏，收获的利润比循环再用还大。
这就是旧物再利用。
施先生告诉我，除了那些从日本进口来的废品，他每个月都从日本进口价值100多万美元的废旧电动机，而且，如果有能力，他还会进口更多。大部分都是废品，可如果其中能有些东西可重新使用，就更好了。“台州需要废金属。”那天我们在一起时他说了好几次这句话。我突然想到，相比把废金属输出到这里的美国、日本和欧洲各国，台州自然更需要金属。在我的家乡，根本没有人会重新使用旧物，人们只会把废品堆在一起，等着有敏锐意识的人从别人扔掉的东西里发现价值。
就拿橱柜里的旧电脑显示器来说吧。在美国，这是制造新物品的原材料，但在非洲、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南美国家，它们的作用要大得多：是让人们用上互联网的廉价工具。要使之成为现实，只需要三点：集装箱，有人能修理，以及有人把翻新显示器卖给需要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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