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唐诗纪事》，这是作家袁凌有关伟大唐朝的瑰丽奇梦，抒情，典雅而狂放。他一定是在发高烧，一定连自己也目瞪口呆，当他化身为陈子昂、骆宾王、张九龄、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高适，李贺等等，纵行于青春、慧敏、富足、高歌、危机、动荡并艰辛的唐土。袁凌迫令我们成为唐人的同代人，或者说，他诱引那些河岳英灵成为了我们的同代人。”
一个多月前，我收到了袁凌《在唐诗中穿行》的部分书稿。这是我在读了书稿后写下的推荐文字。
当时我有点吃惊。之所以吃惊，不光是因为袁凌身为调查记者，写了这么一本有关唐诗的书，搁了十几年才拿出来，更是因为他触及和尝试解决了一个对于读唐诗特别重要的问题，很多地方我和他有相同想法。
今天我们和唐诗的关系，最大的问题在于，现代人读古诗，常把古人放得远远的。而《在唐诗中穿行》这本书让我吃惊的是，作者居然把这些古人当成了当代人，或者可以说把他把自己变成古人的同代人。
我觉得这是阅读古文学时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你究竟是把古人供起来读，还是努力把自己当作古人的同代人来读，这是两种读书的方法。
把古人供起来读，一般来说是希望获得一种熏陶，一种修养：可以随便吟几首古诗，必要的时候还可寻章摘句。我本人对于从古诗这儿获得修养当然也在乎，但是没有那么在乎。我个人希望从古人那儿获得的是创造力，就是“古人为什么这么写”？
一说到唐诗，一提到李白、杜甫、李商隐这些诗人，我脑子里自然形成这些问题，唐朝人怎么写诗？是不是像我们这样写诗？这对写作来讲是特别致命的问题。比如说唐朝人怎么一赴宴就要写诗？一送别就要写诗？哪来那么多灵感？在没有灵感的情况下，你怎么开始写作？写诗跟他们生活之间是什么关系？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说唐诗伟大就完了。
唐代诗人如何获得创造力，这对今天的人来讲特别重要。一旦古人在你眼中变成活人，而不再是死人，不再是供起来的东西，你就会在阅读和想象中获得别样的感受，不再只是神圣化唐代和唐诗。
我们对唐诗实际上有神圣化的倾向，我们每个人说起唐诗，差不多说的都是《唐诗三百首》，不是《全唐诗》，而《全唐诗》收的是两千三百位诗人的五万来首；从五万首选出三百首，这是个什么比例。如果有耐心读《全唐诗》，你会发现《全唐诗》也不是全部都写得那么好，甚至挺烂的也有；读《全唐诗》可以读到唐代整个社会状况、唐代文化进行的状况。读《唐诗三百首》你会领悟诗歌的伟大，读《全唐诗》你读到唐人和他们诗歌的实际，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读唐诗有很多的读法，我觉得其中一种很重要一个读法，就是袁凌在这本书中实践的读法。他好像一下跟诗人距离那么近，一下进入这些人的生活。袁凌找到了这样一个方法，我觉得对今天的我们来讲，袁凌找到了一条特别迷人的通道，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人，不仅仅理解唐朝人，也能理解屈原，理解曹植，理解宋代那些伟大的诗人，都应该这样，甚至延伸到理解古代那些伟大的艺术家，也该如此。
和古人同时去理解古人，才能意识到诗歌背后承担的生活、人性和历史，这决定了诗歌的高下。唐代很重要的事件是安史之乱。当时的大诗人王维经历了安史之乱，但是他没法写。李白诗歌也提到安史之乱，他参加了永王李璘的军队，本人经历了下狱和奔逃，《在唐诗中穿行》写到了李白的经历。但安史之乱塑造的唯一一个大诗人是杜甫，杜甫身上有一种东西是王维没有的。杜甫诗歌很多在处理当下，很多诗人没法处理当下。
袁凌的新闻写作一定跟当下有关，而当下在诗歌里是很难处理的，因为一般人认为当下没有诗意。比如月亮、树，秋天，过去很多人都写过无数遍，但天津的化工厂爆炸，你写诗试试，写不了，因为你的语言处理不了这个事件。为什么杜甫可以处理安史之乱？如果你观察杜甫那个时代的诗，你会发现他在他的诗里表达了复杂的时间观，甚至有可能是三个时间交叠在一起:历史时间、自然时间、个人时间。而王维处理不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王维是个二流诗人。钱钟书说王维就是个二流诗人，只不过王维是二流诗人里最好的一个。
安史之乱是一个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别重要的转折，陈寅恪认为安史之乱开始中国就变了，中国不再是古中国。直到今天，我们的课本里都没能够清楚地讲出安史之乱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杜甫的诗里传达了这一转折的信息，所以叫“诗史”。
到了韩愈和白居易的时代，韩愈为什么反对迎佛骨？他是要回归道统，因为他面对的是异教乱华的安史之乱。白居易却学佛。韩愈、白居易同朝为官，两个人关系特别微妙，韩愈的朋友是孟郊这些人。在一些记载里提到，韩愈也曾经想邀白居易一块出行，但被白居易委婉拒绝，所以说两个人关系并不那么好。古人之间也有相互的辩驳、相互的不同意，并不是不分彼此。
所以我读唐诗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语言、表达形式很美，我也会关注唐朝诗人所生活的时代、他们面临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局面。这些因素导致了他们的诗歌、文学反应。譬如安史之乱之前，李白在长安的时候，其实日子不见得好过。当时唐朝的宫廷趣味把握在王维手里。这时的王维一定不喜欢李白，李白诗里说“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
王维一定很不喜欢李白，所以无论在王维还是在李白的集子里，还是在其他史料里都找不到他们二人的交集。他们同在长安，却互相瞧不上。李白的才华和精神结构跟王维很不一样。我们看古人时常会是一团模模糊糊的印象，而当我们深入古人之间，看他们互相争吵，不同意，瞧不上，这个时候，古人才活起来。
所以我觉得袁凌这本书特别重要，作为唐朝同时代人看唐代，和今天我们模模糊糊地看唐代一定不一样。一旦像袁凌这样，变得像一个调查记者一样来进入唐朝，把唐朝的伟大搁一边，唐朝的复杂性就全出来了。这是一条复杂却迷人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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