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死亡、爱？或者，这二者之间本无区别？我到底该说哪一个呢？”
你能流利地念出她的名字吗？
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ksijevitj），1948年出生于乌克兰，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人，当然，当时他们都是苏联人。
她今年67岁。
她当过记者，然后由于你能想到的原因，离开了白俄罗斯，在巴黎、哥德堡和伯林漂泊了超过10年，于2011年回到祖国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定居。
今天，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宣布，她是刚刚出炉的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起这样的名字，估计书也卖得不好吧。”没错，现实确实是这样的。
她的书被翻译成中文版已经十多年了，但迟迟没有引起太多人关注。不过，这说不定也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前提条件，书不要太火，人人皆知，像村上春树那样滴，怎能看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的独具慧眼在哪里？
她写得都是关于战争的纪实性文学作品，什么二战啊、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啦......听了之后，你是不是也想跑？
国内有一些出版商知道她写的是好东西。但好东西也要能卖出去啊。他们费劲了心思。
阿列克谢耶维奇最著名的一本书《Voices from Chernobyl: The Oral History of a Nuclear Disaster 》，有出版商用直接翻译成《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销售状况一般。
另一家机智的出版商改了个名字，叫做……叫做……《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腐女们，你们会上当吗？
天天喝鸡汤的你们，终于有机会读一些深度有营养的东西了。
看她的书，你不会上当。这位老奶奶是值得钦佩的。
切尔诺贝利事件，是一桩无数人为之受难，却无人为之负责的事故。老奶奶花了三年时间，采访了切尔诺贝利事故背后的各类人群，有消防员的妻子、有被迫撤离的居民、有被征召的清理人、有现场的摄影师和科学家......有记忆、有情感、有温度。
听听国内有幸读过这本书的人怎么说？
“我很庆幸自己读了这本乏人问津的小书。我差点就错过它了，因为那个耸动而廉价的封面，看上去就像是一本随处可见的不入流的地摊读物。”
“作者始终站在人性的角度，用女性最细微而敏感的心灵来揭开受难人最真实的感情。 ”
“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的时候，我知道甜的糖果比苦的汤药好吃。嗯，那时，我正摸索着长大，本能地逃避着一切恐惧，苦涩、飞虫、黑暗，甚至燥热。 因而，切尔诺事件，在我阅读这本书之前，只是一场由现代科技引发的灾难。因为这件事情于我而言，过于陌生与遥远，我读了两遍，第一遍，我读死去的人们，第二遍，我读活着的人们。”
除了这本，中文版还有《战争的非女性面孔》、《锌皮娃娃兵》、《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和《我还是想你，妈妈》。
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她的颁奖词是：“她的复调般写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苦难与勇气树立了丰碑”。复调般写作是什么样子？摘录《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涨涨姿势～～
——《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书摘——
序：一个孤独的声音
我们是空气，我们不是土地……
——M.马马尔达什维利
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死亡、爱？或者，这二者之间本无区别？我到底该说哪一个呢？
当时，我们新婚燕尔。即便是去商店，我们也会手牵着手一同前往。我会对他说：“我爱你。”可是，在当时，我并不知道我对他的爱有多深。我不知道……我们住在他工作的消防站的宿舍楼里。我们家在二楼。住在同一层楼的还有其他三对年轻的夫妻，我们四家共用一个厨房。消防卡车就停在我们楼下。红色的消防车。他是一名消防员。对于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我一直都了如指掌——我很清楚他在哪儿，他现在怎么样。
一天晚上，我听到楼下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我下床走到窗边，向外面望去。他看到了我：“关上窗户，回床上去睡觉。反应堆着火了。我很快就回来。”
我并没有看到爆炸，我只看到了火苗。一切都在发光发热，包括天空在内。汹涌的火苗夹带着黑色的浓烟直冲云霄。空气中袭来令人窒息的热浪，令人感觉很不舒服。他还没有回来。
核电站的屋顶上铺着一层沥青，浓烟就来自于燃烧的沥青。后来，他说走在那上面就像是走在熔化的柏油上。他们用尽一切办法，试图扑灭大火。他们用自己的脚去踩踏那些燃烧的石墨……他们当时并没有穿帆布制服。他们穿着体恤和衬衣冲进了火场。没有人告诉他们需要注意什么。火灾发生，作为消防员，他们应召救火，这就是事情的全部。
4点、5点、6点，按照原计划，我们本该在6点的时候出发，去他父母家种土豆。从普里皮亚季到他父母生活的斯佩利兹耶有40公里的路程。耕地、播种——这是他最喜欢的工作。他的母亲总是对我说，他们是多么不希望他搬到城市里去生活，他们甚至还为他建造了一座新房子。后来，他应征入伍，在莫斯科的消防连队里服役，当他退役后，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消防员。除此以外，他别无他求！（沉默。）
有时候，我好像会听到他的声音，那声音栩栩如生，听上去就像他在我的耳边轻声呼唤我。即便是照片也无法令我产生这种感觉。可是，他从来都不曾要求过我什么……即使是在梦中也一样。一直都是我在呼唤他，要求他。
7点，7点时，我被告知他在医院里。我闻讯立刻跑到医院，可是警察已经将医院团团围住，不准任何人进入，除了救护车。我听见那些警察冲着人群大叫道：救护车有辐射，大家离远一点！医院门口已经围了很多人，我并不是唯一一个赶往那里的伤者家属，那天晚上在核电站工作的所有男人的妻子都已经赶到了医院。我开始四处寻找我的一位朋友，她是这家医院的医生。当她从一辆救护车上跳下来之后，我立刻冲上去，一把抓住了她的白大褂：“让我进去！”“不行，我办不到。他的情况不好，所有人都一样。”我死死地抓住她：“让我看看他就行！”“好吧，”她说，“跟我来。你只有15分钟的时间，最多20分钟。”
我看到他了。他全身水肿，皮肤胀得十分厉害。我几乎都看不到他的眼睛。
“他需要牛奶。大量的牛奶。”我的朋友说，“他们每个人都需要喝下至少3升牛奶。”“可是，他不喜欢喝牛奶。”“现在，他会喝的。”那所医院的许多医生和护士最终都会生病，然后死去，尤其是在那儿工作的勤杂工。但是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对此一无所知。
早晨10点，摄影师希谢诺克死了。他是事故发生后第一个死亡的伤者。我们得知，还有一个人被压在了爆炸的废墟下——瓦列里·霍捷姆楚科。他们根本无法到达他被掩埋的地点。于是，他们就把他埋在了混凝土下。当时，我们谁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只是第一批走向死亡的人。
我说：“瓦斯亚，我该怎么做？”“离开这里！快走。你还要照顾我们的孩子。”可是，我怎么能够丢下他不管呢？他对我说：“快走！离开这儿！照顾好孩子。”“首先，我需要为你找一些牛奶，然后我们再决定该怎么做。”这时，我的朋友坦尼娅·基贝诺克跑进了病房——她的丈夫也在这间病房里。和她一同进来的还有她的父亲，他有一辆车。我们随即上了他的车，开到最近的村庄，弄到了一些牛奶。村庄距离市区大约3公里。我们买了许多3升装的牛奶，如此一来，所有人就都能喝到足够多的牛奶了。可是，他们刚一喝下牛奶就立刻呕吐不止。与此同时，他们还时不时地陷入昏迷状态，医生给所有人都做了静脉注射。医生一遍又一遍地对他们说，燃烧的气体有毒，他们全都中毒了。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人提到过“核辐射”。市区里到处都是军用汽车，军队封锁了所有的道路。电车和火车都停止了运行。士兵们用一种白色的粉末清洗街道。目睹此情此景，我开始为明天如何出城买新鲜的牛奶而担忧。直到这时，我都没有听到有任何人谈论任何有关核辐射的话题。整个城市里，只有军队里的人带着防毒面具。人们继续像往常一样，从商店里买面包，然后把买来的面包装在敞口的大袋子里。人们继续吃着装在盘子里的杯形蛋糕。
那天晚上，我没能进入医院。医院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我站在他病房的窗户下，他走到窗边，大声地对我说话。那情景简直令人悲恸欲绝！人群中有人听到了他的呼喊——当天晚上，他们就会被送到莫斯科去。所有伤者的妻子立刻组成了一支队伍。我们决定要和他们一同前往莫斯科。让我们和我们的丈夫在一起！你们没有权力分开我们！我们手握着拳头大声呼喊，同时用力地敲医院的大门。士兵——当时医院里已经由士兵把守——他们将我们的队伍冲散。没过多久，一名医生从医院里走出来，对大家说：是的，他们将会被飞机送往莫斯科，但是我们需要给他们带一些换洗衣物。他们之前在核电站工作时所穿着的衣服已经全都烧坏了。当时，城市里的巴士已经停运，于是，我们这群女人就在街道上飞奔，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家，收拾衣物。可是，当我们带着他们的行李包重新跑回医院的时候，飞机已经飞走了。他们欺骗了我们，只有如此，我们才不会一直围在医院四周喊叫和哭泣。
夜幕降临了。街道的一侧停着许多巴士，数百辆巴士——这些巴士都是准备用来疏散城中居民的，街道的另一侧则停满了消防车。他们都来了。所有街道上都覆盖着一层白色的泡沫。我们踩着泡沫往前走，一边走，一边流着眼泪咒骂他们。城里的电台反复地播放他们的通知：在接下来的三至五天里，城里的市民可能会被疏散到其他地方，在此期间，大家可能会暂时在树林的帐篷里生活几天，所以请大家带上保暖的衣物。听到这一消息，人们甚至有些喜出望外——全城野营！届时，我们还将会过一个别开生面的五一劳动节。人们准备好了烧烤的用具和食物，很多人还带上了自己的吉他、收音机。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快乐的笑容，只有那些当晚在核电站工作的工人的妻子们在哭泣。
我已经想不起来自己究竟是如何赶到了父母所在的村庄，那情景就像是我一觉醒来，睁开眼睛就看到了妈妈：“妈妈，瓦斯雅现在在莫斯科。他们用一架特殊的飞机把他接走了！”不过，最后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开始播种土豆。（一个星期后，生活在这个村庄的人们也被撤离了。）当时，谁也不知道会这样！天知道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样！那一天的晚些时候，我开始呕吐。当时，我已经怀有六个月的身孕。我觉得很不舒服。那天晚上，我梦到他在睡梦中大声呼唤我：“柳西娅！柳西娅！”可是，在他死后，我再也没有梦到过他呼唤我的名字。一次也不曾有过。（说到这儿，她的眼泪流了下来。）早晨，我醒来后就一直在想：我必须去莫斯科。我一个人去。我的母亲哭着对我说：“你要去哪里？你怎么去？”于是，我拉上父亲和我一同前往。临走前，爸爸去了一趟银行，把他们所有的钱都取了出来。
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旅途中的情景，就好像这段回忆从未在我的记忆中存在过一样。到达莫斯科以后，我们拉住在路上见到的第一名警察，问他，他们把切尔诺贝利的消防员送到什么地方去了？他立刻把地址告诉了我们。这不禁让我们惊讶万分，因为在此之前，所有人都言之凿凿地威吓我们说，这属于最高机密。“第六医院，就在地铁站斯库金斯卡亚站。”
那是一所治疗特殊疾病的医院——专攻放射医学，必须凭通行证进入。我给了看门的那个女人一些钱，她这才说：“进去吧。”接着，我不得不挨个地哀求其他人。最后，我终于坐在了放射学科管理者——安吉莉娜·瓦西列芙娜·古斯科娃——的办公室里。但是在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切，也不知道她是谁；我就像一名失忆症患者，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我只知道我必须要见到她。她一见到我立刻就问道：“你们有孩子吗？”
我应该怎么对她说呢？我已经意识到自己必须隐藏我已经怀孕的事实。他们不会让我见他！幸好我很瘦，没想到瘦也是一件好事。从外形上，其他人几乎看不出我和普通人有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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