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假山中穿过，眼前顿时豁然开朗，这让我想到了《桃花源记》，我又开始臆想，感觉眼前假山的设计者一定受到了陶渊明这篇文章的影响，我引用几句原文来印证我的判断：“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我从未看到研究者从这个角度来解读文津阁中的这座假山，很有可能我的这个判断能够得到发明权。
假山后的水池也比我看到的其它两个大许多，因为水中还漂浮着未融化的冰块，这让我无法欣赏到日月同辉的美景，但水池对岸的文津阁依然还在那里，顿时让我有了兴奋之感。
从外观看，文津阁的式样和体量都跟文溯阁和文澜阁基本相像，也是明二暗三的设计，然门廊的两侧却开有石券式的门洞，门洞的上方也同样用琉璃瓦所覆盖，看上去颇为别致，我看过的其它几阁是否也有这种门洞式的设计，我却未曾注意到。
面对阁的右手有一个黄色琉璃瓦覆盖的碑亭，里面立着的是《文津阁记》，此块碑很高，我感觉碑身至少有两丈以上，这给我的拍摄带来了很大困难，只能从缝隙把它基本拍了下来。此碑的正面刻的是乾隆御题的《文津阁记》，背面和左右两侧刻着弘历做的三首诗，这首《文津阁记》中提到了该阁名称的来由，所以我把这篇《文津阁记》中这一部分摘引如下：“都为四部，一以贮盛京兴王之地，一以贮御园之文源阁，一以贮避暑山庄。则此文津阁之所以作也。盖渊即源也，有源必有流，支派于是乎分焉。欲从支派寻流，以溯其源，必先在乎知其津，弗知津则蹑迷途而失正路，断港之讥有弗矣！故析木之次丽乎天，龙门之名标乎地，是知津为要也。”由此判断，“文津”有可能是“问津”的谐音。关于这个御碑，我还听过更离奇的说法，好像是在一个电视剧里，里面说文津阁水池和假山之下有一个很大的密室，里面藏着许多避暑山庄的珍宝，日本侵华的时候，很多珍宝就藏在这里面，无论日本人怎样寻找，最终都没有发现，解放之后，这些珍宝就归了人民政府，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这个故事特别有正能量，而这间密室的入口之处就在御碑亭内，我在碑亭内仔细寻找着暗道的秘密出口，却完全找不到曾经有洞口的痕迹，我为这个八卦故事如此上心的寻找，说明我的好奇心还没有被岁月消耗殆尽，可惜不知道阿里巴巴的暗语密码，没能显现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好遗憾地离去。
文津阁上楼的台阶也很窄，但总算比文渊阁宽很多，并且两侧还有木扶手，这给我的上下楼带来很多方便。进入楼上，里面的情形还是让我吃了一惊，虽然书早已不存在这里，但我总以为还保持着里面原有的格局，可是看到的情形跟我的想象反差太大，我站在原地努力地调整了一会儿时空转换，才让自己确证眼前所见确实就是文津阁的内况。
而今的文津阁内，格局已完全变为30年前国内流行的机关办公室模样，我感觉是用轻体砖将里面做出了一间间隔断，然后又刷上了大白，隔断间的门带着玻璃，是那种四格式的玻璃门框，的确符合这种素白的氛围，窄窄的走廊与里面宽阔的空间形成了比例不协调的反差，里面基本空无一物，我也不便问当年或者现在这个文津阁改做了何种用途。
登阁下望，文津阁院中的景色尽收眼底，尤其难得的是，站在这个角度能够看到整个假石山的情形。从资料上我知道，这座假山从外形制作上也很有讲究，此山在造景的时候，隐含了十八学士登瀛洲的掌故，并且把棒槌山、罗汉山、双塔山等热河地区的十大名山浓缩在了这里，细看之下，美则美矣，但它却跟《四库全书》的壮丽无法媲美。
文津阁虽然是建阁最早的一座，然而它却是北四阁中最晚抄完的一部，《四库全书》的编修当年动用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参加编辑、校勘此书的重要学者就有三百六十多人，而抄写人员竟然有近四千人之多，因为这其中的一部就有七亿字左右，如果不是弘历，很难有人能下这么大的决心做出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一部丛书，我们今天很多人骂这位乾隆老皇帝，说他修四库的真实目的是“寓禁于征”，认为他想通过以修四库的名文征书来销毁对自己不利的史书，爱面子人皆有之，谁也不愿意让别人骂自己的祖宗八辈，这种修改字据，自古帝王一个样，用不着太苛责于他。乾隆的时候，应该是中国封建社会中难得的盛世，还称得上是四海升平，在这种国力雄厚、政权稳固的形势下，如果想销毁他不喜欢的书，下个令就行了，何必要兜那么大个圈子，动用那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实现他说一句话就能达到的目的，因此，我觉得乾隆修四库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尊重，今天珍藏这部大丛书的馆也都以此为傲，比如文津阁的这部《四库全书》就成为了国家图书馆的四大镇库之宝中的一种，如果按许多人所说，这部书是如何的没用处，那不等于在说国家的这么多专家都看走了眼？
对《四库全书》的尊重，其实不只是列为了国图的四大镇库之一，北京的一条街名还是用这部《四库全书》来命名的呢，对了，我说的就是“文津街”，就是因为把这部《四库全书》运到了这里，才有了这个名称。宣统元年，清政府就开始筹建京师图书馆，依照学部的奏请，朝廷同意将文津阁《四库全书》调拨给此馆，后来因为诸多原因，此事拖了几年，到1914年初，才将书运到北京，当时放在了故宫的文华殿内，之后几经搬迁，到1931年，这部《四库全书》才放在北海旁边盖起的新馆舍内。到此时，京师图书馆已经改名为“北平图书馆”，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图书馆。新馆建成后，北平图书馆给市公安局写信，要求把馆正门前的路定名为“文津街”，以此来纪念这部伟大的书存在了这里，这个命名权很快批了下来，并且一直使用到了今天。
因为文津阁成书较晚，恰恰是这一点，它弥补了前三阁内容上的一些错讹，再加上前面提到的弘历和纪晓岚的复校，使得该书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完整性上都高于其它几阁，之后的几阁若有缺失，也都会以文津阁本作为底本进行补抄，因此这部书受到了后世学者的重视。在这些递藏过程中，有许多大家都为该书付出了辛劳，也做出了贡献，比如说，陈垣、袁同礼、徐森玉和赵万里等，差点儿忘记一位重要人物，那就是鲁迅，当年内务部将文津阁《四库全书》转给教育部时，就是鲁迅和戴克让等一些人员前往办理各种手续，鲁迅怎么评价这部《四库全书》，我在此就不说了，总之，任何声音都不会影响到这部《四库全书》的伟大价值！
下楼之后，站在文津阁前，我看着阁楼上的一些细部，体味着它当年图书合一的壮丽景象，又忍不住地发了一顿于事无补的感慨，谢过了带我前来的工作人员，走出院门，驱车回返，看着沿路的高低曲折，想象着当年将这样一部大书运来运去的艰难，由此，也更加珍惜自己手中的所得，任何古书能够流传下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有幸能够得到，就一定有前世的宿缘，我要学会感念上天对我的厚爱，要懂得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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