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书可读是绿茶书情专门推介朋友新书的专栏，第2期推介成都作家周成林的《爱与希望的小街》。
认识周成林是在论坛年代，他有个著名的ID叫melzhou，当时大家都在各大电影和读书论坛玩，神交已久。后来一次在成都喝茶，西闪兄叫来melzhou，喝茶、聊天、吃路边摊。
多年后，我在做书评编辑时，读到他翻译的《时光中的时光 : 塔可夫斯基日记》，更是欣喜，因为塔可夫斯基是我的偶像之一。我当时在报纸上做了一个专题，叫《塔影》，向偶像致敬，并一度把自己ID改为茶可夫斯基。
近一两年，自我回归的回忆体非虚构作品越来越多，像蔡崇达的《皮囊》、冉云飞的《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袁凌的《从出生地开始》等都是这类作品的代表，这代人出走、回归，回望自身，从自己的经历出发，讲述爱与希望，恨与悲痛，读来让人有强烈共鸣和内心触动。
祖母是周成林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父母离异让童年的小周和祖母厮守在一起，上池北街十九号，这个充满爱与希望的小街，对小周来讲，是安宁与快乐之所。今天分享书中周成林怀念祖母的文章《晚春》，你会读出一位伟大女性为了孩子做出的牺牲和爱。很多人也许都有由祖母带大的记忆，相信这篇文章能触动你最深层的情感。（绿茶）
晚春——怀念祖母
文 | 周成林
一
我三个月大就被抱到上池街的祖母家。除了小学二年级那年以及之前的小段时间，我一直伴随祖母直到她去世。我一岁生日那天，祖父在家中病逝，这天也是母亲的生日 。三代人的起点与终点纠缠在一起，虽然不说罕见但也不多见。可惜我从没请人算过命，否则占卜者会推算出一个要么有趣要么骇人的运程也不一定。
祖父去世的情形我完全没有印象。等我长大了，祖母有时要指着家里靠窗的地方，说爷爷就是坐在这里发病走了的。祖母住的小院有五家人，我是唯一的小男孩。那些年，邻里融洽得多，哪家要是煮点好吃的，都会舀一碗端给别家。祖母家的厨房与隔壁易孃孃家的厨房是相通的，平时彼此借碗米要根葱的小事数也数不清。我念中学以前，祖母一直不许我跨出院门，去跟外面的街娃亦即野孩子瞎混，于是左邻右舍就成了我的活动天地。好在人人喜欢我，没人说我走东家串西家不懂规矩。
我没有上过幼儿园，因为父亲远在内蒙，出身不好的母亲在街道生产组做工，只有把我放在祖母那里。自我懂事起，母亲与祖母的关系就没有好过。婆媳间的是非向来说不清，但只要母亲一犯神经官能症，祖母家的坛坛罐罐多半被她砸得粉碎。记得祖母每次都让她砸，等她走了，才默默收拾一地碎片。我现在脾气坏的时候也想砸东西，但是想起儿时见到的情景，多会尽量忍住，实在控制不了，惟有挑最不值钱的小东西出气。这当然不是好习惯，说到底，还是自己涵养不够。
除了砸东西，母亲还打人。只要父亲回来探亲，我就会去过街楼的母亲家住上一阵子。有晚，父亲带我出去，回来见到母亲一人在喝酒。他们说着吵着就打起来了。印象中，母亲动手在先，父亲没怎么还手。我那时还没上小学，祖母与父亲平时都不说也不准我讲粗话，更别说动手打人了。见到这样的情形，我自然对母亲没有好感，而且害怕。那一阵，上池街的邻居亦爱开我玩笑，说不听话就送你回过街楼，我一听，总是大喊不要不要。
后来，父亲带我去内蒙呆了十个月，回来却错过入学机会。母亲找教书的五孃活动关系，让我直接进学校读二年级。学校在西马棚街，离母亲家近，于是我真的被送回过街楼了。母亲上班的地方远，中午回不了家。她下班回来又累，脾气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中午常常买个锅魁吃碗面了事，晚餐也是能凑合就凑合。幸好每周还有个最大的期盼，就是星期六中午在校门口见到祖母，跟她回上池街，直到星期天吃了晚饭才返回过街楼。我记得每次回祖母家都像过节，不仅有可口的饭菜，还有与院子里的长辈们摆不完的龙门阵。到了星期天的黄昏，我总是很难受，舍不得走。祖母与易孃孃次次都送我走过路旁长满梧桐树的东城根街，一直把我送到过街楼母亲家的大院门口。
二
二年级下学期，父母终于离婚了。星期六中午放学，祖母来接我，我听了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被法院判给父亲，可以永远跟祖母在一起了。三年级，我转学到上池正街小学，祖母当时在西都街口的白铁铺当会计。那是一个只有四人的街道生产组，专门修补破漏的锅碗瓢盆。父亲仍是好几年才回来探亲，我的生活费往往也很久才收到一次，于是我只有靠祖母那点工资来养活。好在中午不用经常吃锅魁一类的面食了。祖母每天午前都要回家做饭，煮好了再去白铁铺，把饭菜热在蜂窝煤炉子上，等我放学回来吃。
那些年跟着祖母的日子虽然苦，但再怎么我也觉得比跟着母亲好，起码不用忍受常年累月的喜怒无常与絮叨呵责。这么说也许自私，但的确实情。父母离婚那年，妹妹才两三岁，她被判给母亲抚养，受的罪更多，念中学时数度离家出走，离开学校后，又到社会上瞎混，终于混到进了一年劳教所。我当然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母亲，那不公平，但我一直觉得，以她的处境与精神状态来教育子女是有问题的，换成我是妹妹，也难保不会出事。幸好我还有祖母庇护，给了我一个虽然孤独虽然清苦然而相对安宁的童年。
周成林和祖母在上池北街十九号院内，当时已高中毕业。
记忆中，上池街的生活就像昨天。因为房子太窄，直到念高中，我都跟祖母睡在她的老式雕花大床上。小时候被蚊虫叮起一个个水泡，祖母常常等我睡熟了，再用针将水泡挑破给我涂药。成都的冬天虽不落雪，但冷得刺骨。祖母与我各睡一个床头，每晚都将热水袋先放进我的被窝。半夜水冷了，我往往钻进她的被窝取暖。我后来读萧红回忆祖父的文章，她说自己儿时只有跟祖父在一起才觉得温暖，看到萧红的祖父一遍遍安慰她，说快点长大吧，长大了就好了，我就会想起祖母。
但是长大的过程不像电影镜头一闪而过。我有时也羡慕家境宽裕的同学常有新衣服穿常有好东西吃。祖母很少给我买新衣服，有一年开学，连书包也是她缝制的。过年的压岁钱也不多。隔壁伍哥大年初一给了我五毛钱，把我欢喜了半天。最高兴的日子是过生日，早晨必有一枚煮鸡蛋，晚上总有我喜欢的蒜苔炒肉，院子里的婆婆大爷、伯伯孃孃与大哥大姐还会送我文具与连环画。最难过的日子是儿童节，祖母多半上班，家里就我一人，只有一边翻连环画，一边想象公园里的闹热。
不过多数日子还算快乐，祖母有空也会带我逛公园或走亲戚。但远亲再好也不如近邻。易孃孃在邮电管理局工作，经常带我去她单位玩，她的同事都以为我是她的小儿子。易孃孃真正的儿子伍哥最喜欢我了，谈恋爱时也把我带上当小“电灯泡”或曰陪衬。伍哥与明爷爷的小儿子明叔叔最爱鼓捣半导体收音机，我也从此喜欢听收音机，上高中前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有一台两波段的半导体。但是最大诱惑还是电视。伍哥有位同学家住华西坝的小洋楼，自己装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我跟伍哥去看过一回。过了很久，我有天晓得电视台晚上要放南斯拉夫电影《桥》，伍哥又没时间去，吃了晚饭，我实在憋不住，一个人跑去华西坝的别人家。好在他们记得我，没有赶我走。
三
一九八一年我念高一，阔别的父亲回成都养伤，相对宁静的生活就此结束。关于父亲在成都的日常琐屑，《乱云》一文中已有提及，这里就不多说了。父亲回来大概第二年，祖母所在的白铁铺就倒闭了。她没有退休金，我又在念书，父亲的工资就成了我们的救命稻草。
随后十馀年，祖母一手操持家中大小事务，真可以用殚精竭虑四个字来形容，虽然每每捉襟见肘，但从未有揭不开锅的时候。祖母好面子，父亲醉酒闹得再凶，她也很少向街坊邻居诉苦求助。那几年，伯父（父亲的哥哥）因为“生活问题”，从公安局刑警大队被调到中药厂保卫科，加上父亲酗酒的缘故，也几乎不来探望祖母，但她想念归想念，却不怎么埋怨，只说伯伯也是命苦，独生女儿夭折，家庭又不和，不能再去给他添负担。
一九八二年我升学无望只有做工，最高兴的就是祖母了，因为多少可以分担拮据的生活。每次单位里发过节食品与日用，我拿回家中她都开心。只可恨我那时一心用在买书读书，不仅帮不了她多少，反而经常从她手里榨点零花钱，想来真是罪过。一九九二年我离开成都前谈过几个女朋友，每次回家，祖母都煮好东西给我们吃，笑眯眯坐在一旁，从不说三道四。随后，女朋友一个个吹了，祖母除了问一句，也不言人是非，但我晓得，她心里比我还难过。
比起三道街的外婆，祖母的见识与文化虽然很少（祖父从前是银行司机，祖母一九四九年前一直做家庭主妇），但她每晚睡觉前爱在床头读一会儿书报。她最喜欢李劼人的小说了，读得兴起，还要停下来讲几句老成都的故实。八十年代有几年，世道很乱，祖母对我说，现在还不如民国了。
祖母好整洁。家里几十年的旧家具都擦得清清爽爽，糊在方格窗户上的白纸或报纸，旧了破了总要更换。院子里，就我家的地面没有铺三合土，但每天也扫得干干净净。祖母有一个墨蓝色的玻璃花瓶，是好几十年的洋货了，平时不舍得拿出来，每逢冬天，蜡梅上市，才搁在窗前的长方桌上插一束梅花。后来，隔壁邻居三姐出嫁，这个花瓶就送给她了（三姐小时候，祖母带过她一阵）。其实父亲也好整洁，不喝酒的时候，爱在窗前的条桌上练习小楷。受了他们影响，我自小喜欢窗明几净，也常学大人样，把家中物品理得整整齐齐。我后来读到“家贫常扫地，人穷多梳头”的俗谚，不免深有感慨。
四
到了九十年代，祖母的气色越来越差了。随着父亲周而复始的胡闹，家里常常又脏又乱。那时我已搬到单位住了好几年，因为地方太远，也因为住在家中根本没法好好工作，所以多半周日才回家一次。几乎每到星期天中午，祖母都要站在上池街的院子门口盼我回来吃饭，就像小时候每个周末的中午来校门口接我回家一样。我见到她日渐憔悴的面容，总是难过复难过，除了给她买点营养品，也不晓得怎样才好。事实上也没有办法。有个冬日的黄昏回家，我见祖母病了躺在床上，而父亲又出去醉酒了。我要送她去看病，但她不去。我掀开被子，看她棉裤厚袜穿得整整齐齐。她说万一不行了怕没人给她穿衣服，不如自己先穿好，又说床头柜里还有几百元钱，一直不敢用，要留到进殡仪馆火葬场的那一天。
人到了最后，可能自己都有预感。一九九二年祖母八十二岁，除了撑着瘦弱的身体操持家务，还要兼顾不争气的父亲。那年夏天，我已联系好澳门的工作，她晓得我就快离开成都，一去可能好几年，有时要跟我也跟邻居说，不知道还能不能等到我回来。八月中旬的一个晚上，邻居打电话给我，说祖母突然病得厉害。我赶回家，见她坐在床头很兴奋地说个不停，但说的都是胡话，而且伴随一阵阵莫名幻觉。易孃孃告诉我，前两天祖母还是好好的，有天中午吃了二十来个饺子，邻居劝她少吃点，她答说吃了也许就了了。夜深了，祖母说胡话也说累了。我在家中将就一夜，第二天一大早，送她去街口的邮电医院看病，医生说是肺气肿，还有一系列并发症。我去交费时，让她坐在走廊边的椅子上等我。我一转身，她摇摇晃晃站起来跌倒了，额头上肿起一个血包。我再不敢大意，请了假，在家一心照顾祖母。
久不登门的伯父总算来了，与我轮流看护家中的病人。父亲时好时坏，伯父晚上要回家，半夜只有我守在床边。我看祖母睡得昏沉，每隔一会儿，总要不自觉地伸手探探她的鼻息。我小时候就有这个习惯，那时为了好玩，而现在，觉得死亡不过举手之间。祖母白天比较清醒，躺在床上老劝我不要管她了，我的工作要紧。她有时也说伯伯、父亲和我都苦，就是不说自己苦。我惟有安慰她，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虽然心里明白好起来的希望不大。快月底了，她的气色果真有好转，我还以为真有奇迹出现，哪里晓得，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回光返照。
接下来是几天的昏迷，药也不怎么喂得进了。伯父天天都来，父亲天天都醉。二十八号晚上，一位要好的同学来陪我。院子里几位邻居看过病人，都说只有出气没有进气，恐怕熬不过今晚了。凌晨快一点，酒醉的父亲已是呼呼大睡。我守在床前，正与坐在窗边的同学说话，祖母的吐息突然急促起来。当我掉过头，她慢慢睁开双眼望着我，但是目光空空没有神。我泪眼模糊连连唤了几声奶奶，也不晓得她有没有听到，只见一滴眼泪从她眼角溢出，然后她的双眼阖上，再也没有睁开。
祖母刚走，左邻右舍都有人惊醒，过来帮我简单张罗，随后慢慢散去。后半夜下起了小雨，我让陪我的同学先去邻居家补补磕睡，自己一人守在床前。我望着床上的祖母与床前踏板上的长明油灯，很想听点音乐。我打开随身听塞进磁带套上耳塞，让舒伯特的《圣母颂》一遍遍回荡脑海。
五
祖母走后半年，我就离开了成都。当初从火葬场回来，伯父与我商量要不要把骨灰撒掉，但我舍不得，一直放在上池街的家中。一九九八年父亲也走了，我决定找个山青水秀的地方，永远告别父亲与祖母。随后，朋友驱车，经都江堰沿岷江而上，到了靠近映秀湾的一处江岸，就在那里，让他们母子俩结伴而去。
我没有像通常那样用手抛撒，而是装在家中古旧的磁坛内放进江水。他们离开的时候，祖母在近岸的洄水里绕了个圈，仿佛最后道别，然后义无反顾渐渐远去。父亲就要麻烦些，烟抽了酒喝了，就是不肯走，非要等我们把两个空酒瓶也扔给他，才肯追随祖母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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