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特别向往古人的藏书雅集，最有名的故事就是翁方纲所办的祭书会，他因为得到了《施顾注苏诗》，每到东坡生日都请一些文人雅士聚在一起举办雅集。那部宋版《施顾注苏诗》，因为我也得到了其中的一册，故而延续翁方纲的这个雅集，也就有了大大的由头。我知道古人搞雅集，除了欣赏珍本古玩，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则是要题诗、唱和、打诗钟，这本是古人的一种文字游戏，但在今天却是很难做到的一个步骤。去年，我见到了北大的潘建国教授，潘先生是常熟人，他来自藏书之乡，同时又有藏书雅好，很自然地也就跟他成了好朋友，他听到了我的雅集设想，大为兴奋，主动说由他在北大提供活动场地。我告诉他，自己也有这个冲动，但发愁于这个活动如何举办，因为我也不了解古人举办藏书雅集有哪些具体的活动步骤，但每集的吟诗作赋必不能少，就我今天的这帮书友，包括我在内，别说吟诗作赋，就是说能写出笔漂亮的毛笔字都是难点，我总不能请来一大帮朋友，聚在一起吃喝胡侃一番，然后做鸟兽散，我觉得这是对藏书雅集的亵渎。潘先生想了想，觉得我所说也有几分道理，于是，举办雅集的这个美好愿景也就暂时停留在想想的阶段。
同时也提到了“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先生旧居”就在此胡同内。
沈乃文先生近两年主编《版本目录学研究》，此学刊编的很有品味，其中的第二辑中，有一个版块是纪念傅增湘先生逝世六十周年，这一组文章有多位大家的纪念文字，其中有一篇是日本学者稻畑耕一郎所写，题目是《傅增湘与蓬山话旧》，文中所写就是关于傅增湘当年举办的十二场藏书雅集。这一段，我正在琢磨雅集之事，看到这样的文章，当然大感兴趣，以前没有注意过藏园老人竟然举办过这么多雅集，读来让我特别的神往。去年，北大图书馆买到了日本大仓文库的那批珍藏，馆方特地召开了交接仪式和纪念会，我在会上见到了傅熹年先生，傅先生是当今文物鉴定界的权威，而他又是傅增湘先生的孙子，我向他请教了傅增湘藏书后来的一些情况，同时也聊到了傅增湘先生所办的蓬山话旧的雅集。聊天中，我随口请问到当年傅增湘办这个雅集为什么要起这样一个名称，傅熹年先生说：“参加雅集的人，要求必须是翰林。”是翰林跟这个名字有什么关系？我没好意思接着问他这些幼稚的问题。
回来之后，马上再翻看稻畑耕一郎的那篇文章，才发现，其实文章中已经对这个名称做了必要的解释，因为我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只关注了一些细节，而忽略掉了那些解释，其实自己这么说也不过是借口，说到底，还是读书不认真。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蓬山话旧’究竟是怎样的集会呢？‘蓬山’一词的第一定义是指蓬莱山，比喻超越世俗的人间仙境，东汉则专指收藏宫中秘笈的‘东观’。唐代以后，则多以蓬山作为‘翰林院’的雅称。傅增湘曾出任翰林院，因此，以蓬山作为由他主持的集会名称，可说是实至名归。提出这个想法的，是与会者中最年长的陈宝琛。”
原来提出这个建议的人竟然是福州的藏书家陈宝琛，他这个提议绝对是高大上，因为他要求参加的会员必须是进士出身，单纯是进士还不行，还必须曾经在翰林院任过职。这等高规格的要求，天下才能找到几人？其实，今天也有高规格的收藏雅集，那就是台湾的“清玩雅集”。这个雅集的成员都是台湾、香港各界的极成功人士，我在这里加个“极”字，是因为他的成员都是各行各业的领军性人物。即便如此，也不是可以随便入会，而是每增加一名会员，必须要全体会员同意方可。这个难度若跟傅增湘所办的蓬山话旧PK一下，不知道哪个难度更大，但傅增湘还是办起来了。
第一次雅集举行于1931年的农历七月十八日，这次来了42人，年纪最大的就是陈宝琛，他当时已经84岁了，他们的具体做法就是让最年长的陈宝琛先作一首诗，其他的参会人员都跟着次韵附和。我就是看到了这几句话，才让自己想办雅集的兴头迅速凉了下来。他们唱和完这些诗，然后去印成一本书，名字就叫《蓬山话旧集》。自此之后，几乎每年办一届，期间也有特殊原因停过几年。到1946年，举办到了第十二集之后就停止了。但不管怎样，他们这个雅集一直是坚持翰林出身，这等高规格还能坚持办这么多年，据我所知道者，就是傅增湘所举办的这个蓬山话旧。所以说，我把蓬山话旧称为最高级别的藏书雅集，事实证明，我的所说绝不言过其实。
因为蓬山话旧的举行地点每次都在傅增湘北京的宅第，当年的旧地名叫作“石老娘胡同”，现在则称之为“西四北五条七号院”。傅增湘是民国间数一数二的大藏书家，在京城访藏书楼，他的故居当然是我必访之点，趁着某天风和日丽，我开车前往西四，把车停下之后，开始徒步寻找。
西四这一带是北京的老城区，窄窄的胡同纵横交错，行车很困难，于是，我虽然有这种心理预期，但行走在期间，才知道刚才的决定是何等的正确，虽然开车多年，亦很少走这么长的路，在明晃晃的太阳照耀之下，还是喜欢车里的阴凉，宽宽窄窄的胡同之内，几乎没有一棵遮阳的树。时间已近中午，柏油路上的热蒸汽熏得我有些昏昏欲睡，真盼望能像骆驼祥子那样赶上一场暴风雨。
西四北五条胡同在元代时属鸣玉坊，明代时称“石老娘胡同”，相传是有一位姓石的接生婆居住此巷，这个雅称一直延用到了一九六五年，此之后才改为今名。胡同口挂着一块介绍牌，说石老娘胡同长478米，宽5米，仍保存着元代胡同的旧制，这太过难得。沿着长长的胡同一路向内走，因为是从西向东倒着进来的，从起口的40多号一路数着号牌向前走，终于看到七号院，门口却挂着“北京杨氏修脚门诊”的牌匾，再细看，此牌匾原来属于旁边开出的门脸——甲七号，而真七号门楣外观保持完整，从油漆到色泽看，是近两年进行过维修。
在门口站了两分钟，没有遇到院中的人出入，于是轻步地走入院内，眼前的情形，看上去却是一副破败不堪的景象，已然变成了几十户人家的大杂院。当年傅增湘在此居住之时，于这个院落里搞过多次聚会，我在一本民国的杂志上看到过这个院子当年的照片，院内的假山和亭台楼阁很是精致，而今则完全看不到当年的痕迹，只有进门影壁上的砖雕还隐约展示着当年的精致。整个大院有三进院落，在第一进院落中，有一棵粗壮的石榴树，至今仍然枝叶茂盛，我猜想这应当是傅氏园中的故物。
两年前，我在沈乃文先生主编的《版本目录学研究》杂志中，看到了一组纪念傅增湘的文章，这些文章中，其中配有多幅当年藏园的老照片，而今，那些照片中美丽的景色在这里一点痕迹都看不到，这又让我产生了无谓的感伤。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写了一首七律，以此来歌咏傅增湘，这首七律的最后一句是：“书魂永不散藏园。”这句话用官方语来说，叫道出了人民心声，人民都包括哪些人，我不了解，但我至少可以把“人民”二字换成“我”。
傅增湘是在1918年花了一万一千块大洋买下了这个宅院，其实当时是三个院落，傅增湘将其买下后连通在了一起，傅增湘孙子之一的傅延年曾说，当年这院子里的太湖石都是他爷爷从南方运过来的，后来北京建中山公园，把他家院里的名花和这些太湖石都移走了。当年的藏园兴旺之时，除了自家人以及前来的亲戚，仅家中的工作人员就有五十多位，这些人包括看门的、打更的、养鱼的，以及厨师、保姆、佣人、花匠等等，而这些人都生活在藏园之内，由此可以想象，当年的藏园是何等的宽敞，这些人的吃用全部都是由傅增湘一个人负担，每年的花费在一万到一万五千块大洋，这个数字在当年听起来很吓人。
傅增湘喜欢上藏书，也是很偶然的事儿。1911年，他作为南北和义乌的参议来到了上海，在此期间，偶然买到了汪启淑进呈给四库的一部宋版书，书名是《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他把这部书买了下来，据说花了“百金”，百金是多大个数额，我不了解，他为什么买这部宋版书，我也没查到原因，但这部书对他很重要，因为这是他开始藏书生涯的第一步，就因为这部书，中国诞生了一位伟大的藏书家。
自此之后，傅增湘的后半生都在跟藏书打交道，几十年间，他买到了大量的珍本、善本，其中，宋刻本他就收到了180多种。这个数量自清代以来的藏书家，很少有达到这个水准者，估计就是四大藏书楼与李盛铎能跟他媲美，其实四大藏书楼中也有超不过傅增湘者。
傅增湘不仅是藏书，他还对古书进行校勘，余嘉锡《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序》说：“江安傅先生挂冠以后，定居北平，闭户不交人事，所居有山石花木之胜，取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颜之曰：藏园。聚书数万卷，多宋元秘本及名钞、精椠，闻人有异书，必从之假读，求之末得，得之未读，皇皇然如饥渴之于饮食。暇时辄取新旧刻本，躬自校雠、丹黄不去手，矻矻穷日夜不休。所校都一万数千余卷。”余嘉锡所说的“一万数千余卷”，后来按照傅熹年先生统计，具体数字是一万六千余卷，民国以来还真没有人能超过这么大校书数量。
傅增湘买过最贵的一部书，可能就是宋绍兴十五至二十年临安府所刻的《周易正义》，这部书买于民国二十三年，当时他花了一万块大洋，对于这个豪举，傅增湘也很得意，他认为，这已超过了明代王世贞用一个庄园换一部《汉书》的故事。后来，傅增湘将此书在日本影印了一百部，这个影印本当年价钱也很贵，至今我手里有两部《周易正义》的影印本，这也算我跟藏园老人的一点因缘。
还有一个因缘，当年张元济在上海影印出版《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傅增湘也提供了不少的底本，当时他买到了一批高丽公文册子纸，他把这些纸寄给了张元济，请他帮着影印一些稀见本，但每种书只印一部。这真是刻意地制造珍稀品种，以这个数量做出的书，每一部都是孤本。他当年跟张元济的通信，后来影印出版了，书中多处记载了傅增湘给张元济写信提到影印书之事，他跟张元济说，这种纸买来时很贵，要节省着用，并且将如何裁剪省纸都要画出示意图。由此可见，傅增湘对于制作这种书同样也是很用心，我在二十年前读到他们的通信之后，就对这每样一部的书极为神往，好在天遂人愿，这二十年来，我陆续买到了这种公文册子纸所印的孤本十余部，但是他当年究竟印了多少种，我却从未见到过相关准确数字，只能靠自己一部部地收下来，希望我延续自己以往的运气，让我能再多得几部这样的孤本。
傅增湘虽然可以用一个庄园的钱来买一部书，但他也有手头紧的时候。某天，他接到了宝熙的电话，说有人让他代卖几部宋版书，傅增湘一听书名，知道这些书稀见，连夜就赶到了宝熙家，他看到宋版孤本让他高兴不已，然而一听价钱，却又让他摇了头。回来后，他在日记中写到了自己难受的心情，他说，因为正赶上年末，手头紧，无力拿下这些宋版书，只能望书兴叹而已。而他看到的其中一部宋版书，在六十多年之后竟然到了我的手里，哈哈，我竟然买到了傅增湘当年没能拿下的书，这也算我的小得意之一。
当然，我心里也清楚，自己的这点儿小本事，跟傅增湘比起来有别天壤，能够幸运地得到一部他当年买不动的书，这也不过是运气使然，我也就是赶上了他年末手头紧的时候，这等于隔空乘人之危，我得到这部书中间还有许多曲折的故事，今后再慢慢向大家汇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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