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鲁迅逝世79周年，朋友圈小刷了一下鲁迅。不久前，阅读邻居读书会主题阅读了李静的《大先生》，最近集中看了一些关于鲁迅的东西，包括一本钱理群的《和钱理群一起阅读鲁迅》。今天分享这本书中钱理群老师谈鲁迅杂文思维的文章，对我们理解鲁迅杂文很有启发。
鲁迅的杂文思维
文 | 钱理群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鲁迅，特别是鲁迅杂文。……但你一旦不满现状，对多年所受的教育产生怀疑，对现有的生活方式感到不满，想寻找另一种思路，另一种生活方式，有了打破既定秩序、冲出几乎命定的环境、突破自己的内在欲求，这时候，自然就会对鲁迅杂文里的特别的观念、思维方式、表达方式感到亲切，就能从他的杂文里得到启示。
我们读者读鲁迅杂文，不仅被他的思想深刻所震撼，更触摸到了一个活生生的鲁迅，他的所见所思所感，他的心灵的歌哭。这才是鲁迅杂文的真正内核，鲁迅杂文根底上是诗的。鲁迅确实说过，中国大众的灵魂都在他的杂文里；我们还要说，鲁迅杂文里更有他自己的灵魂。
——钱理群在演讲会上谈鲁迅杂文
鲁迅杂文不仅有深邃的思想，更有独特的思维方式。读鲁迅杂文不仅要注意鲁迅讲什么，怎么讲，还要注意他怎么想；不仅要了解他的独特见解，还要了解他看世界的方法。我常常说，鲁迅的意义，就在他是中国思想文化结构里的异样的存在，另一种存在。他不仅对任何构成主流的意识形态，公认的常规、常理、常态、定论提出质疑与挑战，而且提供了另一种思维方式。因此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鲁迅，特别是鲁迅杂文。
当你对自己多年所受的教育深信不疑，对现在生活各方面都很满意的时候，你不会喜欢鲁迅，觉得鲁迅怪怪的，跟你所接受的、习惯的、认可的观念、思维方式都不一样。你本能地要拒绝他。但你一旦不满现状，对多年所受的教育产生怀疑，对现有的生活方式感到不满，想寻找另一种思路，另一种生活方式，有了打破既定秩序、冲出几乎命定的环境、突破自己的内在欲求，这时候，自然就会对鲁迅杂文里的特别的观念、思维方式、表达方式感到亲切，就能从他的杂文里得到启示。这就是鲁迅的作品，特别是他的杂文，对于我们的意义：它是另一种存在，另一种思想，另一种思维，另一种声音，因而也是另一种可能性。
当然，你读多了，也会有不同意见，事实上，你在读鲁迅杂文时，也会时时想他讲得对不对，忍不住要和他辩论。这恰好是鲁迅所希望的。因为他对自己的观念、思维、表达也是怀疑的。他称之为“未熟的果子”，他担心自己的不成熟贻害了青年。也就是说，鲁迅完全不同于总想来指引我们的自命“导师”的知识分子，他并不试图收编我们，用他的观念、思维、表达来束缚我们。他期待着和我们一起探索、思考，一起寻找、创造新的思维空间、表达空间。在我看来，这是鲁迅最为特别，也最为可贵之处。
那么，鲁迅的杂文思维有什么特点呢？
让我们来看一篇文章《夜颂》，这是一篇很有趣的文章。一开始就有一个自我命名，说他是“爱夜的人”，还是“孤独者，有闲者，不能战斗者，怕光明者”——这都是当时许多人对鲁迅的攻击之词，这就更证实了前面说的鲁迅的异端性。鲁迅的重点在“爱夜”，而且又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人的言行，在白天和在深夜，在日下和在灯前，常常显得两样”，人只有在黑夜，才“不知不觉的自己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这显然是一个隐喻： 白日，就意味着掩饰，遮蔽；只有黑夜，才有真实。
鲁迅是属于夜的。我们前面说过，鲁迅的杂文，都是写作在深夜里，只有在这“无边际的黑絮似的大块”的包裹下，鲁迅才感到自由、自适，写出他感到、看到的真实。
于是，就有了鲁迅式的命题：“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我们要说的是，这应该是一个杂文家的基本素质。他要从白天的种种掩盖下看到背后的黑暗。
于是，就有了鲁迅的重大发现： 在“高墙后面，大厦中间，深闺里，黑狱里，客室里，秘密机关里，却依然弥漫着惊人的真的大黑暗”。我们生活在现代大都市里，早已被街道的五光十色弄得目眩神迷，有谁会看到繁华背后的罪恶，有谁会听到“惊人的真的大黑暗”里冤魂的呻吟？
鲁迅因此进一步指出，“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鲁迅连用两个比喻，就是提醒人们，惊人的真的大黑暗，不是一眼就能看出的，这就有了一个识别的问题，能不能透过白天种种遮蔽，种种伪饰，看到真实的黑暗，这需要眼力，更需要智慧，也就是鲁迅说的“看夜的眼睛”和“听夜的耳朵”。可以说，鲁迅的杂文，就是用他“看夜的眼睛”看见，用他“听夜的耳朵”听见的中国真实的反映。
我们来看具体内容： 鲁迅是如何看的？形成了怎样的看的方式与思维的特点？我们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往深处看，仔细看
鲁迅说过，我看事情太仔细，我对中国人的内情看得太清楚。
一个太仔细，一个太清楚，这大概就是鲁迅看事情不同寻常之处。他要关注的，也是杂文里要揭示的，是人的最隐蔽的心理状态，而且是人自己都未必自觉，即无意识的隐蔽心理。他有一种特殊的眼光，在一般人看来没有什么问题的地方，一眼看出内情，揭示出问题，让大家大吃一惊。
这就是发给大家的一篇千古奇文《论“他妈的！”》。“他妈的”堪称中国国骂，每个中国人都会骂，即使不在公共场合骂，私下也会暗骂。文章里就讲到一个农村趣闻：父子一同吃午饭，儿子指着一碗菜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父亲说：“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这里“妈的”就变成“亲爱的”的意思了。
问题是，中国人全这样骂，却从来没有人去认真想想，这样的“国骂”背后，意味着什么，隐藏着什么，更不用说写成文章。在人们心目中，“他妈的”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但是人们忽略之处，正是鲁迅深究之处；人们避之不及，鲁迅却偏要大说特说，要“论”。“论”什么呢？一论国骂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国民心理；二论造成这种国民心理的社会原因。于是，鲁迅就做了国骂“始于何代”的考证。这样的考证，也是非鲁迅莫为的，现在的学者是不屑于做，也想不到要做的。但鲁迅做了，而且得出了很有意思的结论。
他发现，“国骂”从古就有，但“他妈的”作为国骂，却始于晋代。因为晋代是讲门第、讲出身的。人的地位、价值不取决于你的主观努力和才能，而取决于你的出身。出身大家族就可以当大官，这就是“倚仗祖宗，吃祖宗饭”，这样的遗风于今犹存： 过去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是“有个好爸爸，走遍天下都不怕”。仗势欺人，就是仗着父母、祖宗的势力欺负人。当一个人他出身寒门，受到仗势欺人的人的欺负时，他心中充满了怨气，想反抗，又不敢反抗，怎么办？就走一条“曲线反抗”的道路： 你不是靠着父母吃祖宗饭吗？那我就骂“他妈的”，好像这一骂就出气了，心理就平衡了： 这是典型的阿Q心理。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反抗，但却是靠骂脏话来泄愤，骂一个“他妈的”就心满意足了，就忘记一切屈辱，还是眼睛一闭，天下太平了。鲁迅说，这是卑劣的反抗。
你们看，鲁迅对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国骂”看得多细，多深，他看出了内情：一个是中国无所不在的等级制度，一个就是中国人一切倚仗祖宗、不思反抗、自欺欺人的国民性。而且鲁迅说：“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不知道同学们对鲁迅这样鞭辟入里的分析，有什么感觉？至少以后再说“他妈的”，就会考虑考虑，有所反省和警戒吧？鲁迅这双“看夜的眼睛”实在太厉害了，他把我们社会制度的毛病，国民心理的弱点，都看透了。
再看一篇《晨凉满记》，这是分析张献忠杀人心理的。大家知道，中国农民起义领袖中，最喜欢杀人的就是张献忠。他到处杀人，见人就杀，不需要任何理由。鲁迅说，他就像为艺术而艺术一样，为杀人而杀人。很多人都把张献忠杀人归结为他性格的凶残；鲁迅却不满足于这样的肤浅之论，而要深究其内在的心理动因。于是他发现，张献忠刚开始和李自成争天下的时候，并不随意杀人： 有一天他当了皇帝，人都杀光了怎么办？只有到了竞争失败，不可能当皇帝的时候，他怀有一种失败的报复心理，就开始乱杀人： 反正将来天下不是我的，人都杀光了才好。——鲁迅就这样揭示了一种普遍的隐蔽的社会心理： 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处在没落的地位的时候，它会有一种疯狂的报复心理。鲁迅说有些书香门第，当家族败落的时候，他会将原来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字画在一怒之下全都烧毁： 这就是一种失败者的心理。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认识一些社会现象： 当你看到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在疯狂报复和破坏的时候，你就要想到，他们看起来很强势，内心却是虚弱的，实际上已经败落了。
但这些隐蔽的心理，都是人们（特别是当事人）不去想、不敢想，更不说出来，不愿说、不便说、不敢说的。鲁迅却一语道破，就让人很尴尬，很不舒服，于是说鲁迅“毒”，有一双“毒眼”——实际就是“看夜的眼睛”，更有一支“毒笔”——不过是写出了被着意隐蔽的黑暗的真相与内情。
换一个角度看
鲁迅还有一类文章，所讨论的问题，别人已经议论过，而且讲得也很有道理，似乎没什么可说的了。但是鲁迅却另换一个角度看，就有了新发现，就说出了别人说不出来的话，即所谓“别有一番见解”。
我们来读这篇《〈杀错了人〉异议》。当时有个记者曹聚仁，写了篇文章批评袁世凯杀错了人，说他不该杀革命者，尤其不应该杀年轻的革命者。他的观点很有意思： 你要杀，就杀中年人、老年人，别杀年轻人。这是五四时期流行的进化论思潮，认为年轻人比老年人更有用，老年人应该为年轻人作牺牲。当时有位著名学者钱玄同就说过： 人到四十该枪毙。当时的人寿命一般六十多，到四十就活得差不多了。此时鲁迅已是年过四十，为避嫌疑，就不在这个问题上多说什么了。他主要是对曹聚仁认为袁世凯不该杀错革命者的观点，提出异议。鲁迅说，你根本不懂袁世凯。袁世凯他本来就是反对革命的，他要杀革命者，包括年轻的革命者，在他的立场上是理所当然的。他杀革命者不过是露出本相。问题是年轻的革命者（恐怕也包括曹聚仁）对袁世凯有幻想，觉得袁世凯会同情革命，因此就放弃了对他的警惕。现在他露出本相，不但不进行反思，反而惊呼其杀错了人，这真是糊涂得可以。鲁迅因此说：“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这样的“异议”，就不局限于对袁世凯杀革命者的谴责，而是从中总结出应该吸取的历史教训，这样换一个角度看，就深刻得多了。
正面文章反面看
鲁迅说：“我的习性不大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这一疑心，就有了一个了不得的发现。在《推背图》这篇杂文里，他提出了一个中国人“想”“说”“做”分裂的问题：“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说这样，竟这样的。难就在这地方。”
为什么会这样？由此而引发了对中国国民性的反思。鲁迅说，中国是一个会做戏的民族，所谓“剧场小天地，天地大剧场”。为什么要做戏？就因为中国人没有真正的信仰，有迷信，有狂信，但就没有坚信。中国人很少“信而从”，更多的是“怕而利用”。“利用”就是“演戏”。所以中国人是“做戏的虚无党”。
“做戏的虚无党”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这就影响到中国人的语言表达方式。于是，鲁迅又有了一个概括： 中国是一个“文字游戏国”。全世界没有一种语言像中国汉语这样具有灵活性，富有弹性。同样一件事情换一个说法就是另一个样子。比如说全世界都有失业的现象，但是中国不叫“失业”，叫“待业”，仿佛一叫“待业”就有希望“就业”了，内心的不满、焦虑就自然减缓了，这就有了“心理慰藉”的功能。这样的弹性语言，就最容易造成“说什么”与“想什么”“做什么”分离。也就是说，中国的语言是独立于人的思想和实际生活之外的。一般来说，语言是思想的反映，但在中国语言不受思想制约；一般来说，语言要变成行动，影响于实际生活，但在中国语言可以和实际生活不发生任何关系。说中国是“文字游戏国”，就是因为在中国，语言不是用来表达思想，也不准备实行，完全是为了游戏，为了宣传，说说、玩玩而已，这就是“话一句耳”。鲁迅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看到某个人，头头是道，冠冕堂皇地大说一气，你如果真的相信他所说的一切，你就是一头“笨牛”。如果你不但相信，还要按着他说的去做，那你就不知道是什么了。最可怕的是，大家都知道是胡说八道，谁都不相信，其实说话的人自己也未必相信。但是大家（说话的人，听话的人）都做出一副相信的样子。这就是说，明知语言的虚伪性，还要维护这种虚伪性。因为已经形成了游戏规则。如果有一个人把话说穿，指出说的一切都是假的，那他就是安徒生童话里的那个孩子，就会群起而攻之，轻则说你幼稚、不懂事、扫兴，重则视你为公敌，把你灭了。因为你破坏了游戏规则，大家玩不下去了，就不能容你。
面对这样的文字游戏国里的做戏虚无党，无所不在的宣传和做戏，我们怎么办？
鲁迅教给我们的办法，是“正面文章反面看”。他说，这是中国所谓的“推背图”的思维方式： 从反面来推测未来或现在的事情。
用这样的方法，去看报纸上的文章，有时会有毛骨悚然的感觉。
鲁迅举了一个例子。当时（1933年），中国正面临日本军队入侵的危险，中日关系相当紧张。国民党政府的态度自然就成为一个关键。这时候，报上登了几条消息：“××军在××血战，杀敌××××人。”“××谈话： 决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仍然不改初衷，抵抗到底。”“芳泽（按： 日本外务大臣）来华，据云系私人事件。”——这些“正面”消息，如果“反面看”，“可就太骇人了”： 原来××军并未反抗；日本当局正在派人来华招降；中国政府也有意“与日本直接交涉”，放弃“抵抗”。但这恰恰是事情的真相。
用这样的方法去读报纸上的宣传文字，确实可以看出许多被着意遮蔽的东西。鲁迅还谈到这样的经验：“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鲁迅举了一个例子：“我们平时，是决不记得自己有一个头，或一个肚子，应该加以优待的，然而一旦头痛肚泻，这才记起了他们，并且大有休息要紧，饮食小心的议论”，听到这样的议论，不但绝不可因此认定他是一个“卫生家”，却要从反面看，认定他平常是不讲卫生的。鲁迅因此写了一篇绝妙的杂文： 《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鲁迅断定孔夫子有胃病，根据就在《论语》里一句话，叫“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就是因为有了胃病，才会想到要吃精细一点，健康的时候，大口大口地吃，哪里会有“食不厌精”一说？这当然是开玩笑，但有它的深刻之处。这确实提供了一种看文章与报纸的方法。特别是那些“瞒和骗”的宣传，是可以从他宣传什么，反过来看出实际生活里缺什么的。比如，如果一个时期，报纸上突然大讲特讲某个地区如何稳定团结，就可以大体断定那个地方的稳定团结出了问题。但鲁迅又提醒说，善于瞒和骗的报纸宣传，也不会处处说谎话，它也要夹杂着真实的记载，真真假假混在一起，才有欺骗性。因此，也不能处处都“正面文章反面看”，那也是会把自己搞糊涂的。如何把握，就得靠各人的社会经验、智慧和判断力了。
鲁迅自己则依据这样的“正面文章反面看”的思维方法，对他所生活的纵横捭阖的现实政治和变化莫测的险恶人心，做出了许多极为犀利的判断。例如——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小杂感》）一，自称“铁血”“侠魂”“古狂”“怪侠”“亚雄”之类的不看。
二，自称“鲽栖”“鸳精”“芳侬”“花怜”“秋瘦”“春愁”之类的又不看。
三，自命为“一分子”，自谦为“小百姓”，自鄙为“一笑”之类的又不看。
四，自号为“愤世生”“厌世主人”“救世居士”之类的又不看。（《名字》）鲁迅的这些话，就像是对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警示： 这些自作正人君子状、自作狂态怪状、自作多情、自作谦虚状、自作救世姿态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打开书籍、报刊、网站，几乎比比皆是。这是我们非用“看夜的眼睛”认真辨别不可的。
几乎无事的悲剧与喜剧
这也是鲁迅的一大发现：“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鲁迅还说：“中国现在的事，即使如实描写，在别国的人们，或将来的好中国的人们看来，也都会觉得grotesk（按： 德语，古怪、荒诞之意）。”从人们见怪不怪的日常生活现象的背后，去发现和揭示“几乎无事的悲剧与喜剧”，这也需要有“看夜的眼睛”。
比如说吧，走到大街上，随处可以看见人们在挤着，推着，撞着，爬着，踢着，冲着……报纸上也经常报道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新闻。但人们似乎也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是鲁迅却要引导我们仔细地看，而且要深深地想。这一看，一想，就穿透到更深层面，发现了内在的荒诞和残酷。这些街头小景里的社会现象，就成了某种社会痼疾的象征。于是就产生了《推》《“推”的余谈》《踢》《爬和撞》《冲》，以及《现代史》《“抄靶子”》《“揩油”》这两组鲁迅杂文。在我看来，这都是最典型的“鲁迅杂文”，很值得细细琢磨。在下一个问题的分析里，我们将对其中的两篇《推》和《现代史》做文本细读，这里就不多说了。
谁也不注意的，几乎无事的街头小景，在鲁迅“看夜的眼睛”的烛照下，都显露出内含的大问题、大悲剧和大喜剧。鲁迅也因此改变了我们的“看”。我们每天走在大街上，看到各种街头小景，过去都熟视无睹，不加留意。现在，是不是可以用鲁迅教给我们的“看夜的眼睛”，重新去看一看，想一想？相信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思考，看出、写出许多“几乎无事的悲剧与喜剧”。
鲁迅还告诉我们，如何从报纸的文章里，读出其中的“滑稽味”。这里有一篇《“滑稽”例解》。鲁迅说：“在中国要寻求滑稽，不可看所谓滑稽文，倒要看所谓正经事，但必须想一想。这些名文是俯拾即是的，譬如报章上正正经经的题目，什么‘中日交涉渐入佳境’呀，‘中国到那里去’呀，就都是的，咀嚼起来，真如橄榄一样，很有些回味。”这里的关键自然是去不去想，我们因为懒于观察与思考，失去了许多读报（或看网上文章）的乐趣。很多文章的滑稽之处，不是一眼就看得出来，你细细体会，就会会心一笑。看起来最不好笑的地方，其实最可笑。就拿鲁迅举的这个小小的例子来说吧。当时报纸上有一条花边新闻，提到某个文人没什么才华，但是他当了有钱人的女婿，就在文坛上暴得大名。于是，就有人写文章嘲笑这个富女婿，说他“登龙有术”。又有人写文章为富女婿辩护，开口就说：“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自己娶不到富妻子，于是对于一切有富岳家的人发生了妒嫉，妒嫉的结果是攻击。”我们可以感到这样的反攻有些滑稽，但似乎说不清楚；我们看看鲁迅怎么说：“这也不能想一下。一想‘的结果’，便分明是这位作者在表明他知道‘富妻子’的味道是甜的了。”——我们读到这里，再想一想，是不能不失声一笑的。
鲁迅还举了一个例子。那是《论语》杂志上选登的一篇“冠冕堂皇的公文”——四川营山县长禁穿长衫令（按： 近年也有禁止中学生留长发的校规）：“须知衣服蔽体已足，何必前拖后曳，消耗布匹？且国势衰弱，……顾念时艰，后患何堪设想？”——真像鲁迅说的，这本身就是一幅漫画，只要稍稍想一想，就会忍俊不禁的。
但鲁迅仍然认为，这或许过于奇诡。在他看来，“滑稽却不如平淡，惟其平淡，也就更加滑稽”。因此，他说：“在这一标准上，我推选‘甜葡萄’说。”
读了鲁迅的《“滑稽”例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尝试着在读报刊和网上文章时，多想一想，也许可以从中品尝出许多“滑稽味”，特别是“平淡中的滑稽”，岂不快哉！
|选|读|
论“他妈的！”
鲁迅
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类的口头禅。我想： 这话的分布，大概就跟着中国人足迹之所至罢；使用的遍数，怕也未必比客气的“您好呀”会更少。假使依或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
我生长于浙江之东，就是西滢先生之所谓“某籍”。那地方通行的“国骂”却颇简单： 专一以“妈”为限，决不牵涉余人。后来稍游各地，才始惊异于国骂之博大而精微： 上溯祖宗，旁连姊妹，下递子孙，普及同性，真是“犹河汉而无极也”。而且，不特用于人，也以施之兽。前年，曾见一辆煤车的只轮陷入很深的辙迹里，车夫便愤然跳下，出死力打那拉车的骡子道：“你姊姊的！你姊姊的！”
别的国度里怎样，我不知道。单知道诺威人Hamsun有一本小说叫《饥饿》，粗野的口吻是很多的，但我并不见这一类话。Gorky所写的小说中多无赖汉，就我所看过的而言，也没有这骂法。惟独Artzybashev在《工人绥惠略夫》里，却使无抵抗主义者亚拉借夫骂了一句“你妈的”。但其时他已经决计为爱而牺牲了，使我们也失却笑他自相矛盾的勇气。这骂的翻译，在中国原极容易的，别国却似乎为难，德文译本作“我使用过你的妈”，日文译本作“你的妈是我的母狗”。这实在太费解，——由我的眼光看起来。
那么，俄国也有这类骂法的了，但因为究竟没有中国似的精博，所以光荣还得归到这边来。好在这究竟又并非什么大光荣，所以他们大约未必抗议；也不如“赤化”之可怕，中国的阔人，名人，高人，也不至于骇死的。但是，虽在中国，说的也独有所谓“下等人”，例如“车夫”之类，至于有身分的上等人，例如“士大夫”之类，则决不出之于口，更何况笔之于书。“予生也晚”，赶不上周朝，未为大夫，也没有做士，本可以放笔直干的，然而终于改头换面，从“国骂”上削去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又改对称为第三人称者，恐怕还因为到底未曾拉车，因而也就不免“有点贵族气味”之故。那用途，既然只限于一部分，似乎又有些不能算作“国骂”了；但也不然，阔人所赏识的牡丹，下等人又何尝以为“花之富贵者也”？
这“他妈的”的由来以及始于何代，我也不明白。经史上所见骂人的话，无非是“役夫”，“奴”，“死公”；较厉害的，有“老狗”，“貉子”；更厉害，涉及先代的，也不外乎“而母婢也”，“赘阉遗丑”罢了！还没见过什么“妈的”怎样，虽然也许是士大夫讳而不录。但《广弘明集》（七）记北魏邢子才“以为妇人不可保。谓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变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则颇有可以推见消息的地方。
晋朝已经是大重门第，重到过度了；华胄世业，子弟便易于得官；即使是一个酒囊饭袋，也还是不失为清品。北方疆土虽失于拓跋氏，士人却更其发狂似的讲究阀阅，区别等第，守护极严。庶民中纵有俊才，也不能和大姓比并。至于大姓，实不过承祖宗余荫，以旧业骄人，空腹高心，当然使人不耐。但士流既然用祖宗做护符，被压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将他们的祖宗当作仇敌。邢子才的话虽然说不定是否出于愤激，但对于躲在门第下的男女，却确是一个致命的重伤。势位声气，本来仅靠了“祖宗”这惟一的护符而存，“祖宗”倘一被毁，便什么都倒败了。这是倚赖“余荫”的必得的果报。
同一的意思，但没有邢子才的文才，而直出于“下等人”之口的，就是：“他妈的！”
要攻击高门大族的坚固的旧堡垒，却去瞄准他的血统，在战略上，真可谓奇谲的了。最先发明这一句“他妈的”的人物，确要算一个天才，——然而是一个卑劣的天才。
唐以后，自夸族望的风气渐渐消除；到了金元，已奉夷狄为帝王，自不妨拜屠沽作卿士，“等”的上下本该从此有些难定了，但偏还有人想辛辛苦苦地爬进“上等”去。刘时中的曲子里说：“堪笑这没见识街市匹夫，好打那好顽劣。江湖伴侣，旋将表德官名相体呼，声音多厮称，字样不寻俗。听我一个个细数： 粜米的唤子良；卖肉的呼仲甫……开张卖饭的呼君宝；磨面登罗底叫德夫： 何足云乎？！”（《乐府新编阳春白雪》三）这就是那时的暴发户的丑态。
“下等人”还未暴发之先，自然大抵有许多“他妈的”在嘴上，但一遇机会，偶窃一位，略识几字，便即文雅起来： 雅号也有了；身分也高了；家谱也修了，还要寻一个始祖，不是名儒便是名臣。从此化为“上等人”，也如上等前辈一样，言行都很温文尔雅。然而愚民究竟也有聪明的，早已看穿了这鬼把戏，所以又有俗谚，说：“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他们是很明白的。
于是他们反抗了，曰：“他妈的！”
但人们不能蔑弃扫荡人我的余泽和旧荫，而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无论如何，总是卑劣的事。有时，也或加暴力于所谓“他妈的”的生命上，但大概是乘机，而不是造运会，所以无论如何，也还是卑劣的事。
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就是“他妈的”，围绕在上下和四旁，而且这还须在太平的时候。
但偶尔也有例外的用法： 或表惊异，或表感服。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的意思了。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九日。（《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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