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书局是曾国藩所办，这一点似乎毫无疑问，但是把资料收集到一起比勘一番，却将自己脑海里的固有认定动摇起来。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收复金陵，曾国藩将两江总督府从安庆迁回了金陵，同时他在安庆创办的那个书局也一并带来，初期此书局的办公地点就设在了慕王府，后来曾国藩又命张文虎、周学濬与李善兰共同地去考察飞霞阁，在同治六年三月，将书局迁到了飞霞阁内，但是在这个阶段，曾所创办的书局并没有“金陵书局”这么个名称，这个阶段书局叫什么？我也没有查到确切的说法，因为从几份材料里所看到者，都是称此为“书局”，如黎庶昌在《曾国藩年谱》里于同治三年条目下有如下一段话：“四月初三日，设立书局，定刊书章程。江南、浙江自宋以来，为文学之邦，士绅家多藏书，其镂板甚精致，经兵燹后，书籍荡然。公招徕剞劂之工，在安庆设局，以次刊刻经史各种。”
曾国藩在金陵督署呆了8个月后就被调往北方去平定捻军，而此时他所创办的书局，仍然属于他个人所做的文化事业，跟官府没什么关系，他的离去使得官书局的存废成了问题，好在接任者李鸿章也对开书局有兴趣，于是李就把这班人马接了下来，继续刊刻书籍，并在此局所刻的《周易本义》上刻上了这样的牌记：“同治四年金陵书局开雕”，这有可能是第一部带有“金陵书局”字样的刻本。
李鸿章当了1年零4个月的两江总督后，也被调去平捻，而曾国藩又回到了两江总督的位子上，这同样又面临了书局的存废问题。李本打算将书局裁撤，曾却认为不必如此，他准备接着将书局办下去，而此时书局已名“金陵书局”，也就是说，“金陵书局”之名的起名人是李鸿章，而非曾国藩，如果也用“严格意义上的”这句限定词，那么，曾国藩不但不是这个书局的起名人，并且将其说成是创办人，也多少有点儿问题，但是金陵书局是在曾国藩手中，是在他的努力下，才将该局打造成了官书局系统中的第一品牌，我的这个授衔应该不会有疑议。
从慕王府搬到飞霞阁是谁的建议呢？金陵书局的重要校勘家张文虎曾写过一篇《移局飞霞阁寄廖养泉司马沪城》一文，文中有如下一段话：“同治三年初，复金陵。入城访冶城山朝天宫废址，见飞霞阁甍橑仅存。戏谓‘安得修葺为登眺地？其明年，官绅议以宫址改建郡学。巴州廖君督其工，稍葺此阁居之，同人屡来游宴。去秋竣事，廖君请移书局于此，合肥李宫保以为然。今春湘乡相侯回江督任，寻前议，遂迁焉。”
那么金陵书局搬到飞霞阁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变成了官书局呢？其实这件事也值得推敲，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阶段来叙述。最初在安庆时，给书局的人所发薪水均为曾氏兄弟二人自己的钱，关于这一点，李志茗先生在文中有如下的论述：“据《张文虎日记》，同治三四年间，因所校《船山遗书》系曾国荃出资，校书人员的待遇稍好些，曾国藩、曾国荃均分别发给薪水，一般是一个季度一次，曾国藩每次都是发银40两，平均一个月18两左右；而曾国荃则数量不等，多的时候发38两4钱，少的只有9两5钱，平均一个月近12两。两者相加，一个校书人员每月薪水30两。但《船山遗书》刻竣之后，曾国荃停止发薪，这样校书人员每个月只有18两左右。曾国藩奉命剿捻后，李鸿章在金陵新设书局，改为一个月发薪一次，每月20两，比曾国藩的稍多。”
由以上发放薪水的情况来看，无论在安庆还是李鸿章时期，都是一种私人行为，张文虎曾经在日记里感慨：书局里薪水太低，以致于他都想回乡教书：“使故乡有五十千文馆，决计归峪，亦不恋此非官非幕之一席矣。”这句话的关键词是“非官非幕”，也正说明了那时的金陵书局不属于官办，但是后来这种情况得到了转变。同治七年七月，曾国藩又被调往直隶去任总督，但他这次的离开跟上次不同，因为他跟书局里的人说，即使把这里移交给下一任之后，书局也会长期存在。于是曾国藩给两江总督的继任者马新贻写了封信，他在此信中说了一句关键的话：“此后视为一件官事”，这句话反过来说，则此前的书局是他的个人私事了。马新贻听从了曾国藩的建议，任命洪汝奎为书局提调，并且从靖江溢课项下拨银5000两，以此做书局的运营经费。至此时，金陵书局应该加上个“官”字了。
同治九年八月，马新贻被刺身亡，曾国藩又回到了两江总督的位子上，他到任的第四天就来到了飞霞阁，可见他对这个刻书事业是何等的看重。这个阶段，曾国藩组织金陵书局最大的刻书工程，则是跟浙江书局、苏州书局、湖北书局和淮南书局联合刊刻《二十四史》，这也就是后世著名的“五局合刻本”。而这项大工程中，金陵书局一家承担了《二十四史》中的前十四史，可见此局实力之大。正当金陵书局处在最辉煌的阶段时，同治十一年二月，曾国藩却去世了，此后这家有名的官书局虽然又支撑了很多年，但已没有了当年的风采。
曾国藩对金陵书局的营运很是用心，他甚至插手到书局具体的刻书字体，以及用怎样的纸张来刷印，甚至每册书装订的厚薄，他都会提出自己的意见，王定安的《求阙斋弟子记》中有这样的话：“（曾国藩）向来买书，不喜衬纸为胆，不喜纸色之太白太新者，不喜钉本太薄。每本钉厚至百叶以外，则好之。不喜天地太短、钉边太窄。”即此可知，曾国藩有藏书家的脾性，因为极其在意纸张的颜色及其册数的厚薄以及天头地脚的宽窄，这是藏书家们才会计较的细枝末节，这个遗毒一直到今天仍未被肃清，而这也是学问家们拿藏书家调笑的地方，然未成想，作为封疆大吏的曾大人，竟然也有如此学问之外的讲求。在这一刻，至少让我这个爱书人读起来，有了瞬间的扬眉吐气之感。
就字体方面，曾国藩的要求也很是细腻，他在给周缦云的一封信中说：“仆尝论刻板之精者，须兼‘方、粗、清、匀’四字之长。‘方’以结体方整言，而好手写之，则笔画多有棱角，是不仅在体，而并在画中见之；‘粗’则耐于多刷，最忌一横之中太小、一撇之尾太尖等弊；‘清’则此字不与彼字相混，字边不与直线相拂；‘匀’者，字之大小匀、画之粗细匀、布白之疏密匀。既系长远之局，须请局中诸友常常执此四端与工匠讲求，殷勤训奖，严切董戒，甚至朴责议罚俱不可少，自然渐有长进。或写手略分甲乙，上下其食。”
他把刻字的字体还编成了口诀，可见他用心到了什么程度。按说曾国藩藏书也很是丰富，在他的家乡可能是出于对他这位乡贤的崇敬，当地人认为曾国藩是清代第一大藏书家，对于这个断语，我不想展开评论，但曾氏那么大的藏书量，再加上他对古书的字体那么讲求，按说应当目光如炬才对，《求阙斋弟子记》中有这样的话：“近日刻板精雅者，宋体字如阮太傅《揅经室集》、仿汲古阁《乐府解题》、《六十种曲》等样子，画粗线粗，最为耐久。元体如黄荛圃、秦恩复、胡果泉影宋诸刻，亦贵字画粗重，而增之以锋棱。”
曾氏认为，阮元的《石匠经室集》刻得很精雅，这一句话应该让不少的爱书人都会觉得有疑问，虽然阮元的这部书也确实是写刻体，但跟清三代有名的写刻体比起来，确实够不上上乘，并且曾氏也提到了清代的刻书名家黄丕烈、秦恩复和胡克家的影刻本，这句话说的倒很恰当，因为这三家的影刻之书绝属一流。既然曾大人如此在意刻书的字体，那可以想见他刻出的书，将会是何等的漂亮，但是历史的事实却跟这种推论大相径庭。
然而历史的事实的确让人难以理解：金陵书局所刻书的字体几乎没有值得称道者，至少我所读过的相关著作中，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夸奖过金陵书局所刻字体漂亮者。在藏书人眼中，晚清官书局所刻之书的通病，就是字体难看，而金陵书局所刻之书的字体应当是标准的局刻本的模样，正因如此，“局刻本”一词在藏书界的潜台词，是说这部书的字体刊刻的很难看。关于这一点，肯定能达成业界的共识，魏隐儒在《中国古籍印刷史》中说：“金陵书局所刻的书，字体稍扁，横轻垂重，比‘汲古阁本’还显拙笨，行字之间排列过密。刻字笔画和印刷手法过重，印刷系用煤烟，浊而且浓，使读者眼前有黑沓沓一片之感。”你看过魏隐儒的这段描述之后，还认为局刻本刊刻的漂亮吗？
如上所说，曾国藩很在意刻书的字体，并且还有那样的具体指示，然而刻出来的书却被后世又贬到如此不堪的程度，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曾国藩的审美发生了问题？这种推论似乎又不能成立，因为他在文章中所举的几个清代精刻本的例子，都是刊刻十分精雅者，也就是说，他的眼光没有问题。难道是“吾眼有神，吾腕有鬼？”我的意思是说，他的那帮书局兄弟没有按他的意思把书刊刻出来，这种推论似乎也不成立，因为当时金陵书局所刻之书，曾国藩大部分都得到过印本，并且人还用特殊纸来刷印一些初刻本，专门用来送给达官贵人，可见他很满意金陵书局的刊刻风格。说到这里，也只能笼统地下个断语了：曾国藩认为金陵书局的刻书字体，的确是清代最漂亮者。美这种东西确实没有标准，环肥雁瘦，每个人眼中的西施其实是不同的。
当然，这一切的挑剔都是站在藏书者的角度，着眼点主要还是在形式上。从内容上而言，金陵书局所刻之书，堪称精审，比如我们上面提到的《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史记》，这部金陵书局的刻本就广泛受到了学界的赞誉，此书的校勘人是清代有名的校勘家张文虎，他原本在金山钱氏家中校书，前后达30年之久，后来在湖南湘潭大藏书家袁芳瑛的推荐下，来到了曾国藩的幕中，直到曾国藩去世的第二年，张才离开，他等于给曾国藩或者说叫金陵书局校书长达10年。
《史记》虽然是一部名著，但因为流传的时间太长，反而有很多的错讹，按照张文虎的说法：“《史记》自汉已残缺窜乱，迄今又千数百年，展转传写， 积非成是， 盖有明知其误而不能改者矣。”于是张文虎用了4年的时间，动用了许多不同的底本，费尽周折，终于把这部伟大之书校勘了出来，而这部金陵书局本的《史记》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地赞誉，该书被称之为近代校勘精善之本的代名词，正因为这部书，以及张文虎等同仁的共同努力，才使得书局本赢得了不少的赞誉，我想，这应当才是曾国藩的主要着眼点吧。
金陵书局总共刻过多少书？历史上有不同的记载，按照李志茗先生的统计，金陵书局从同治二年到宣统元年，至少刻书76种，这个数量足够多，虽然此局刻书至今不到两百年，但有些品种也并不容易见到，收书这么多年，直到今天，我的藏书中金陵书局本得到了多少个品种，我没有做过详细的统计，但估计不到此局刻书总数的一半，好在书局本至今也未受到藏家的青睐，看来我还有可能再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一些新的品种，我想以此来表示我对曾国藩复兴文化所做贡献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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