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
作者：尼采
动物与人的根本区别。自然要在人身上树起一面镜子，使生命得以显现在自身的形而上的意义中。一般人无此觉悟，必须被举起，哲学家、艺术家和圣人是那举起我们的力量。自然产生这些不复是动物的人，是为了使自己得以完成。
然而，我曾许诺要依据我的体会，把叔本华作为教育家加以描述，而我如果只是用一种不完善的表达，描绘宛如叔本华的柏拉图式理念一样存在于他之中和之上的那种理想人，那么，这是远远不够的。最闲难的事尚未着手，便是说明一种新的义务领域怎样从这种理想中形成，我们怎样才能通过一种经常性的活动而同如此充满意义的目标保持联系，简言之，便是证明这种理想在教育着我们。否则，我们可以认为，这不过是一次令人愉快、甚至令人陶醉的观赏罢了，我们仅在片刻之间获此观赏，随后立即被弃罝不理，因而愈发陷入深深的懊丧。同样可以确定的是，通过光明和黑暗、陶醉和厌倦的这种突然变换，我们就这样开始了与这种理想的来往，一种和理想的存在一样古老的经验正在这里重演。可是，我们不该在门厅久留，而应迅速跨越初始阶段。因此，必须严肃而明确地提出一个问题：把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崇高目标移到近处，使它能够引我们上升，从而教育我们，这是否可能呢？——借此而不让歌德的名言在我们身上应验：“人天生适合于一个有限的环境；他能看到简单、浅近、明确的目标，习惯于运用伸手可及的手段；但是，一旦他向远处走，他就既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也不知道他该怎样做了，至于他是因为对象的众多而眼花缭乱，还是因为对象的高贵和尊严而妄自菲薄，情形完全都一样。只要他被引导去追求他不能由自己经常性的活动加以把握的目标，结果总是不幸的。”这一点恰好可以成为反对叔本华型的人的貌似非常有理的理由：他的尊严和髙贵只会令我们妄自菲薄，并因此又厌弃一切行动者的团体；义务之链和生活之流都完结了。一个人也许会常常心情沮丧，人格分裂，按照二重标准生活，这意味着自相矛盾，犹豫不决，因而日益软弱无能;另一个人则干脆放弃行动，在别人行动时甚至不屑一颐。对于一个人来说，如果任务过于艰巨，他无能履行义务，危险就总是很大的；较强的天性可能因此而毁灭，较弱较平庸的天性会沉湎于一种悠闲的懒惰，最后因懒情而竟至丧失了悠闲的情趣。
针对这些反对的理由，现在我只想承认，我们在这里的工作还刚刚开始，我依据自己的经验只是明确地看到和知道了一点：你我都可能因为那个理想形象而戴上一副可履行的义务之锁链；我们中的有些人已经惑觉到了这副锁链的分量。然而，为了理直气壮地表述我用以概括这个新的义务领域的公式，请允许我先作以下考察。
由于动物为活着而受苦，且不拥有反抗这痛苦和形而上地理解其生存的能力，天性深刻的人们总是对它们心怀同情；看到无谓受苦的现象，这的确有最深刻的理由令人愤怒。所以，在世界不止一个地方都有人猜测，是罪人的灵魂投胎到这些动物的身体里了，因此，这乍看上去令人愤怒的无谓的受苦，面对永恒的公正，作为惩罚和赎罪，便在真正的意义上得到了解脱。诚然，这样作为动物在饥饿和欲望的支配下生活，亳无头脑地度过一生，这是严重的惩罚；再也想象不出有比猛兽更悲慘的命运了，它受最尖锐的欲望驱赶，穿行于荒漠，很少得到满足，即使满足了，也因与其他野兽的殊死搏斗，或因令人厌恶的贪婪和餍足，满足变成了痛苦。这样盲目而愚昧地执著于生命，没有更高的报偿，对于受罚的事实和原因全然不知，反而疯狂愚蠢地把这种惩罚当做幸福来贪求——做动物就是这个意思：而如果说整个自然以人为归宿，那么它是想让我们明白：为了使它从动物生活的诅咒中解脱出来，人是必需的；存在在人身上树起了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生命不再是无意义的，而是显现在自身的形而上的意义中了。我们该好好想一下：动物止于何处，人始于何处！自然仅仅关注这个意义上的人！只要一个人在生命中唯求幸福，他就尚未超越动物的眼界，区别仅在于他是更加有意识地追求动物在盲目的冲动中追求的东西罢了。可是，综观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我们大家都是如此：我们往往并未摆脱动物性，我仍是好像无谓地受着苦的动物。
然而，有这样一个时刻，我们终于明白了这一点。于是，云开雾散，我们发现，我们连同整个自然是怎样迫切地走向人，宛如走向某种高于我们的东西。在这突然的光明中，我们战栗者环颈周围和身后：这里迅跑宥高雅的猛兽，而我们正置身于它们之中。这些活动于广阔的大地荒漠上的人无比灵巧，他们建立城市和国家，他们发动战争，他们无休止地聚集和分离，他们彼此竞争和模仿，他们互相欺诈和蹂躏，他们在痛苦时哀号，他们在胜利时欢呼一这一切都是动物性的延续：人仿佛有意要退化，隐瞒其形而上的禀赋，甚至仿佛自然在如此长久地渴求和创造人之后，现在在他面前畏缩了，宁愿重返本能的无意识状态。啊，它需要认识，却又害怕它原本所必需的认识，火光闪烁不宁，宛如畏惧它自己，在抓住自然归根到底因之才需要认识的那个东西之前，先已烧着了成千的事物。在某些时刻，我们大家都明白，我们生活中那些最流行的机构之所以被建立，如何只是为了逃避我们真正的任务，我们如何喜欢把我们的脑袋藏进随便什么地方，仿佛在那里我们的长卷一百只眼睛的良心就看不见我们了，我们如何迫不及待地把我们的心献给国家、赚钱、交际或科学，只是为了不必再拥有它，我们如何热心地不动脑筋地沉湎于繁重的日常事务，超出了生活似乎需要的程度，因为不思考确乎成了我们更大的需要。匆忙是普遍的，因为每个人都在逃避他的自我，躲躲闪闪地隐匿这种匆忙也是普遍的，因为每个人都想装成心满意足的样子，向眼光锐利的观者隐瞒他的可怜相，人们普遍需要新的语词的闹铃，系上了这些闹铃，生活好像就有了一种节日般的热闹气氛。每个人都熟悉一种特别的情境：当不愉快的回忆突然浮上心头时，我们会借强烈的衷情和声音将之逐出意识。可是，日常生活中的表情和声音表明，我们大家始终处在这样的情境中，在逃避着回忆和内心生活。如此经常地扰乱我们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什么蚊蝇令我们不得安眠？它幽灵似的在我们身旁游荡，在生活的每时每刻都试图对我们有所叮嘱，但我们不愿听这幽灵的声音。当我们安静独处时，我们就害怕耳边会响起喃喃的低语，因此我们憎恨安静，要用交际来麻痹自己。
我们知道这一切，而且如上所述，有时我们还异常震惊于所有这令入眩晕的焦虑和匆忙，找们生命的这整个梦魇状态，仿佛是在觉醒的前夕，而愈是临近觉醒，梦境就愈激荡不安。但是，我们同时也感到，我们是太衰弱了，难以承受那个深刻反省的时刻，我们不是整个自然为了自救而寻求的那种人。毋宁说，我们只是偶尔把头露出水面，看见了我们深溺在怎样的水流中。而且，连这稍纵即逝的上浮和觉醒，我们也并非靠自己的力量做到的，我们必须被举起一谁是那举起我们的力量呢？
是那些真诚的人，那些不复是动物的人，即哲学家、艺术家和圣人；当他们出现时，通过他们的出现，从不跳跃的自然完成了它唯一的一次跳跃，并且是一次快乐的跳跃，因为它第一回感到自己到达了目的地，亦即这样一个地方，它在这里发现，它无须再想着目标，它已经把生命和生成的游戏玩得尽善尽美。它在这一认识中得以神化，它的面庞上笼罩卷被称作“美”的温柔的黄昏倦态。此刻它以这神化的表情所表达的，正是对于存在的伟大解释；而终有一死者所能怀抱的最高愿望便是屏息凝神地倾听这个解释。如果一个人仔细想过，铕如说叔本华在其一生中所听见的必是什么，那么，随后他就会对自己说唉，你的聋聩的耳朵，你的迟钝的头脑，你的脆弱的理智，你的干枯的心灵，唉，我认为属于我的一切，我是多么蔑视你们！不能飞翔，只会扑闪翅膀！只是仰望，不能扶摇直上！认识而且几乎踏上了那条通往哲学家无限自由的眼界的道路，却终于落后了几步，踉跄尾随！如果最热烈的愿望有实现的一天，我是怎样甘愿献出剩余的生命啊！向髙处黎登，达到一个思想家曾经达到的高度，置身于阿尔卑斯峰巅，空气纯净而激冽，不复有云雾笼罩和面纱遮掩，万物皆返璞归真，其本质毕露无遗，一目了然！只要想及此种景象，这颗心就变得孤独而又浩渺无涯；然而，倘若它的愿望满足了，倘若有朝一日目光如炬，俯照万物，倘若羞耻、焦虑、欲望皆消——有什么语言能够形容它的境界，这新的谜样的不张狂的激情，然后，就像叔本华的心一样，它始终怀着这样的激情拥抱存在的可怕的象形文字，拥抱石头一般冷酷的生成学说，不是作为黑夜，而是作为明亮、殷红、普照世界的光芒。另一方面，领悟了哲学家特有的使命和神性，因而足以感觉到非哲学家、无望的渴栽者的整个可有可无和平凡庸俗，知道自己是树上的一颗果实，因为太浓密的阴影而永远不能成熟，同时却看到自已所缺少的阳光近在咫尺，这又是怎样的命运呵！”
使这样一个志大才疏的人陷于嫉妒和怨恨，倘若他一般来说会嫉妒和怨恨的话，真是令人痛苦；不过，他很可能终于会调转心思，使心灵不再消耗于徒劳的渴望，这个时候，他就会发现一个新的义务领域了。
这里我已经临近那个问题的解答，即是否可能通过经常性的自我活动而同叔本华型的人的伟大理想相联系。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上述新的义务不是单独个人的义务，毋宁说入们借之而同属于一个有力的团体了，这个团体不是靠外部的形式和法则，而是靠一种基本思想凝聚起来的。这个基本思想就是文化，不过这只是就文化向我们中的每个人提出这一任务而言：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之外，促进哲学家，艺术家和圣徒的产生，借此而致力于自然的完成。因为就像自然需要哲学家一样，它也需要艺术家，为了一种形而上的目标，即为了它的真正的自我神化，借此它终于把自己设立为纯粹的、完成了的形成物，一种它在自己生成的动荡中从未得以清晰地看见的东西——所以也是为了它的自我认识。歌德曾经意味深长地提醒我们，对于自然来说，它的一切尝试有多大效果，全要看艺术家在多大程度上终于猜出了它的结结巴巴的话语，在半途上截住它，替它表达出了它的尝试的真正意图。有一回他如此宣告：“我常常说，并且仍将不断重申，世界纷争和人类纷争的causa finalis(终极理由）是戏剧诗艺。若非如此，原料就绝对派不上用场了。”最后，自然也同样需要圣徒，在圣徒身上，自我已经完全融化，他的受苦生涯不再或几乎不再被感受为个人的东西，而是对一切生灵的至深的共感、同感和通感；在圣徒身上，出现了生成的游戏完全想象不到的那种奇迹般的变化，那种最后最高的人性变化，全部自然都为了它的自我拯救而朝这一变化突进。毫无疑问，我们大家都和他血缘相通，紧密相连，就像和哲学家、艺术家血缘相通一样，有那样一种时刻，宛如最明亮最充满挚爱的烈火闪耀，在其光芒中我们不复理解“我”这个词；某种存在于我们本性的彼岸的东西正在时刻变为此岸的东西，因此我们最衷心地渴求由此及彼的桥梁。在我们的日常状态中，我们对于拯救者的产生当然不能有任何作为，所以在这种状态中我们就怨恨自己，这种怨恨是悲观主义的根子，叔本华不得不重新向我们的时代教授那种悲观主义，其实它的历史和人类的文化追求一样古老。怨恨是它的根子，而非它的花朵，是它的底层，而非它的疯癫，是它的道路的起点，而非它的目标。因为有朝一日我们还将学习恨别的更普遍的东西，而不再是恨我们的个体以及它的可怜的欲望，它的变动不居，在那更高的境界中，我们也将爱别的东西，不同于我们现在之所能爱。唯有在今日的或者正在来临的诞生中，一旦我们上升到了哲学家、艺术家和圣徒的那些最高等级，我们的爱和恨的新目标便也将向我们显现一那时我们便有了我们的使命和我们的义务领域，我们的恨和我们的爱。因为我们知道文化是什么。应用于叔本华型的人，文化要求我们准备和促进这类人的不断形成，其方法是学会识别并且清除对之不利的因索一简言之，要求我们不倦地与阻挠我们成为叔本华型的人，从而剥夺我们生存的最髙完满性的一切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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