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的《大先生》，要为鲁迅写一部话剧，简直不亚于过一座火焰山。
文|童凯思
（媒体人、书评人）
那时我才得过一场大病，出院回家，颇有些亲朋前来探视，其中一位却并不相熟，是在外面公司兼职才结识的一个学识宏富、又家境优渥的胖子。他说了一会儿闲话，大约也觉得无聊，就负手到我的书房里去看看。临别是妻子送他下楼，回来转告，胖子见我的书架摆了一些鲁迅的书，以为少看为好，容易思想偏激，于身体也不相宜。
这是五年前的事了，我动的是脑外科手术，其时胖子的话让我很是意外而且发噱，似乎脑子有病，倒是读鲁迅读出来的——插在架上的书很多，不晓得他何以对鲁迅这样敏感，何况摆在那里的书，也许只是主人权充门面呢。近日拿到李静的《大先生》，才知道五年来的光阴于我只是虚耗，但确有人在这无意义的时代里致力于寻找意义，而且是非常强悍的意义——要为鲁迅写一部话剧，简直不亚于过一座火焰山。听闻许多前辈对李静接下这一差事，也都有过很不乐观的告诫，可见当初胖子的意见并非偶然，大约在有些人心目中，鲁迅已然是一种需要谨慎对待的危险品，虽则他的已经蒙灰的神龛上依稀还有着过去的光耀，但为着健康起见，倒是“敬鬼神而远之”妥当。还好，李静这一部剧本写下来，并没有脑子生病的迹象（尽管她自供写作中间一度担心自己会半途死掉），而我在灯下阅读之际，居然精神大旺，有时还忍不住代入角色，一个人读出声来。潸然下泪的地方是有的，暗自摇头的地方却也不少，甚至在心里要和作者起争执，展眼又与自己争执起来。原因么，与其说情感与理智在时时打架，不如说鲁迅的人格存在，就是一个让人难以自解的大悖论，李静从个人与时代的种种复杂纠葛中抽丝剥茧，为戏剧树立了一条精神脊柱，即所谓“爱与自由的悖论”，而剧本一经问世，又衍出更多的悖论。
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在初识尼采时就认定，“他‘是什么’远比他实际‘做了什么’更令人神往”。对于创作者，这似乎也可成为走近鲁迅的一个秘则，故李静为写此剧，三易其稿，在写实剧、幻想剧与寓言剧中踧踖无措，最后确定了有意识流色彩而便于承载大段内心独白的梦剧，虽似剑走偏锋，也算势所必然。但鲁迅“是什么”？且不论选择以怎样的戏剧形式呈现，我的私见，他的人生就是一大悲剧。早年婚恋不如意，是悲剧；有旷世的文学天才，却没有适宜的土壤与可堪匹敌的知己，是悲剧；一生嬉笑怒骂，对抗专制，不想却为专制挟持以令天下，弄成一座面目全非的偶像，更是悲剧。种种悲剧互为纠缠，难分因果，遂使他生前逝后，都处在“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大孤独。
但这又不是古希腊式的悲剧，高高在上的主宰是命运（背后则是神，或曰上帝），主人公因承担不可抗拒的命运而彰显自由意志的可贵，如何承担，决定人的崇高与否。中国戏剧的主人公——甚至也包括《大先生》的主人公——虽也受命运的摆布，但主宰者是人，呈现为金字塔般的宗法制度下，居上者（最高者为皇帝）对居下者一级级的命运安排。这样的命运之难以超脱，甚至有过于上帝，因为“造化往往为庸人所设计”，几乎不给神性的光辉留下空间。想要公正的裁判，只能去往阴间寻找，而在阳世的反抗，要么如阿Q的宣布“革命”，飘飘然走过未庄，唱的却是绍兴戏“我手执钢鞭将你打”；要么如眉间尺与黑色人的复仇，以最暴烈的方式与王同归于尽。“以血还血”的烈焰总是下意识地流露在鲁迅笔下，如哈姆雷特似的优柔寡断，或如聂赫留朵夫似的灵魂救赎，似乎都不可想象，这也成为鲁迅文学的一个悖论：他批判国民性，与旧势力论战，他的写作也因此跳不出中国社会的世俗景观；他主张“拿来主义”，鼓励多译多读外国著作，内心却对英美的自由主义传统颇有怀疑。
他的悖论也给李静的创作构成了困境：李静写的是接近超现实的梦剧，以我浅陋的认知，好的西方梦剧多有深邃的宗教和哲学内涵打底，而宗教与哲学，偏偏不对鲁迅的脾气。故李静不得不把戏份的大半，建立在鲁迅与周作人、胡适三个人的观念冲突，乃至各种魑魅魍魉的私设公堂上，借着各色人物之口，道出极具思辨色彩的台词，营造出密度与压力愈来愈强的灵魂震波——虽然这些人物的“血型”，与作者追求的剧作气质可能并不全然相合。这里夹杂着痛苦与迷狂，但依然有别于尼采推崇的酒神颂歌，而更像是一部暗藏利牙的作品，它的主题有敏感的现实关照，与我们置身的空气如此紧密相关，以致随便翻翻，也能嗅到乌云里的电荷，那凝结着的雨滴。
“我的眼前漆黑一片，没有一条路通往对的地方??”鲁迅与朱安的对手戏，是剧中最攫人心魄的地方，作者由此揭开鲁迅在公共理想与私人生活之间的悖逆：一面在异国他乡鼓吹着“绝义务、争自由”，一面跑回老家，戴着假辫，娶旧式新娘；一面总“希望人与人不隔膜，相关心”，一面给自己的妻子手造了最冰冷的地狱。这个给世人奉为“斗士”“导师”的人对着观众自问了：“世上还有比我更可笑的人么？??你这个知行不一、出尔反尔的两面人？”这一问仿佛蘸水的毒鞭抽在我的心上。关于婚姻不幸乃至兄弟失和给鲁迅留下的内伤，历来争议甚多，在此不拟分辩，只想借用王国维对《红楼梦》的论说，即宝玉之于黛玉，固然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于最疼他的祖母，造成“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的悲剧，却并没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从中作梗，一切“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正为如此，《红楼梦》才“可谓悲剧中之悲剧”。这是一种无以解脱的困顿，是由于剧中人物的位置和关系而决定的“不得已”。
李静以理解之同情，将鲁迅与母亲、朱安置于庶几相似的境遇中，只不过原本通常的旧伦理未去，青黄不接的新道德方兴，遂使剧中的一家三口，每个人都成为对方悲剧的制造者，但悲剧的肇端，并非出于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而是自身的弱点所致，故此尤其令人神伤。这类弱点放在普通的家庭中，也许只是给亲人造成刺痛；事情发生在一个不世出的文学天才身上，加以那人性格中原有敏感与炽烈，倔强与多疑，一当经笔战发酵，为党争裹挟，谁说不会给撒旦以机会呢？剧中多有血绳的意象出现，亦让鲁迅发出“快来吸干我最后一滴血”的呐喊——血，或能给在寂寞中仍不惮于前驱的青年以温热，但让鲨鱼嗅着味道，也会悄然尾随而至的。当然，这是“疯狂的秘密”，是大概需要调动丰富的舞台手段才能让观众感知一二的。
鲁迅是卓越的“文体家”，这是对文学家的特别加冕，盖文体一旦圆熟，片言只语亦彪炳独树，无可取代。我想，这也是电影《黄金时代》只能让鲁迅用自己的文章开口，而不敢擅自为鲁迅编写台词的缘由之一——导演当然知道，生活中的人不大可能用那样的书面语说话，但鲁迅的厉害，就在于他的思想旨趣似已与言语文辞高度合一，别人想要替他说话，竟难拟出更让人信服的表达。这是“大先生”给所有编剧留下的大难题，也再次让李静陷入创作上的悖论：鲁迅深谙汉语文章的音韵之美，他的演讲和文章，文气勃郁，发自丹田，既沉毅又凝练；李静迷恋西方的话剧——据我的观察——能写出激越、亢进，甚而有些神经质的台词，但很像唱美声，是要打开喉咙，高位置安放，而且越到剧本后来越往上走，如哥特式的教堂尖顶直要刺破苍穹。于是，当李静的写作试图贴近鲁迅的灵魂，无异于一场豪赌似的冒险，但这冒险恰使我对该剧的舞台呈现抱有相当的好奇。
《大先生》并非一部单纯的剧本，书中还收入自白、残稿，李静与陈丹青、赵立新的三人谈等，让我无端想起在罗丹雕塑展上看到的一些陈列，那以石膏或大理石为材料的各种断肢残骸。这些零碎的文本供出了作者在创作时的挣扎与取舍，也折射出鲁迅人格中丰富的侧面，譬如他的滑稽、可喜、善于自嘲，他的鬼气与孩子气。这些容易为人忽略的品性，恰足彰显“大先生”最可爱的一面。可惜一个剧本毕竟无力展现鲁迅身上多样的维度与景深，我想这也许是李静永远的纠结。她希望话剧能与当代有更切实的对话，尤望主人公的境遇能与当下观众发生最有效的精神共振，故而大量台词呈现为波涛汹涌且又激越痛楚的思想诗，浓黑与炽烈的成分多了，顽童气与幽默感的比重就少了；着力于主人公精神世界的强烈与复杂，就只好牺牲了鲁迅与诸多同代人的历史关系。这也实在难为李静。演员赵丹临终前还在抱怨，偌大一个国家，鲁迅这个分量的人物，多少部风格不同、取材与角度不同的电影、话剧都是应该的。事实是，不仅赵丹准备了二十年都没有演成鲁迅，而且说到银幕或话剧舞台上的鲁迅，恐怕一般观众难得能想起一个来。“大先生”的命运之吊诡，由此可见一斑。
像所有同代人一样，我在少年时读鲁迅，常心生烦厌（那是被教科书强硬灌输、刻意扭曲的后果），及至年长，耽读鲁迅，不仅因鲁迅文章中的大半命题，在今日中国远未过时，更私人的理由，是每当我自以为高明，对这个人有意见想要发表时，总会发现，他早有一句话在哪本书里等着。他对自己的评判与裁夺，远比那些研究他、或攻击他的人更要准确、深刻，甚至既调皮，又冷酷——所谓“还原鲁迅”一说，何其难哉！此刻我写这篇随感，已是不自量力，想到李静的剧作，竟好像旁观他人替我服了一桩苦役似的轻松——无论如何，她让“大先生”的归来，又多了一种可能。接下来的疑问是：眼下有多少人还对鲁迅有兴趣，对鲁迅的话剧有兴趣？虽然当我阅读时，一度生出把所有人都拉去看看的冲动，在心里筛了一遍通讯录，却想不出几个合适的名字，再低头划划微信朋友圈，真是“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转而相信当初那位胖子的忠告，倒像是合理的进谏。
但愿当《大先生》公演之际，事情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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