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的藏书楼计有两个堂号，除了印心书室，还有御书楼，其实这两个堂号都跟道光皇帝有关。陶澍是道光皇帝的宠臣，曾经有一天诏见数次的特殊纪录。道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皇帝又把他叫到了养心殿西暖阁，谈完了正事，皇帝又问了一些家中的私事，陶澍提到了他的老家在资江边，在资江上有一块大石头，这块石头有些特别，是个竖长方形，远远看上去像方印章，所以当地人就管这块石头叫印心石，而陶澍的家就离这块印心石有三里地远，他在小的时候，父亲建了个书室，起名叫印心石室，而这个书室就建在这块的北岸。皇帝听到了他的论述，就问他这个石室是不是书屋，陶澍回答是这样的，并且说：“本是书屋，因印心石在江心，书屋适当其上，借以为名，故称石屋。”皇帝听完了陶澍的讲述，于是就给他写了个匾额，就是“印心石屋”这四个字，可能是因为不尺幅不大，过了几天，皇帝又写了一个尺幅很大的匾额赐给了陶澍，皇帝为什么写了一幅小的，再写一幅大的？这种做法很是罕见，我也请过几十位朋友给我写堂号，但没有一位会给我写一大一小两幅，当然，这几十位朋友中没有一位当皇帝的。可见皇帝要是能给写两幅，那不仅是莫大的殊荣，肯定能引起诸多的猜测，于是两件堂号事件引起了世人的八卦，这个八卦有多个版本，我在此讲述其中之一。
陶澍接过了道光皇帝的御书，很是受宠若惊，因为他手里没有公文包，于是他把御赐的书法折叠起来，退朝的时候，他想把这幅书法放在自己帽子里，可是他忘记了帽子里本来还放着奏折，所以脱帽的时候，奏折就掉在了地上，陶澍马上捡起来，就把奏折插在了靴子中，这一幕被某位大臣看到了，马上跑到皇帝那里去举报，说陶澍把御赐书法塞进了靴子里，这当然是大不敬，皇帝很生气，马上让人把陶澍叫了回来。可能是皇帝想到了陶澍的重要作用，于是忍住怒火跟他说，我觉得刚才那幅字写得小了。不对，应该是“朕觉得”，总之，皇帝让他把那幅字拿出来，要重新给他写幅大的。陶澍肯定心里窃喜，但嘴里却说不敢劳您大驾。皇帝坚持让他拿出来，于是陶澍摘下帽子，从里面拿出来了御笔。皇帝一看，马上心里高兴起来，原来是某人的诬告，但是皇帝金口玉言，既然说了写大的，就只能又给他写了一幅，于是陶澍得到了一大一小两幅御笔。
但这件事要让政治家解释起来，问题就大了去了，魏源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此文中讲到陶澍在两江总督任上大搞改革，这受到了保守势力的反扑，可是陶澍越挫越勇，皇帝为了表示对他的支持，于是就写了这样两个堂号，魏源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每一哗，则公持之愈力，上任之愈专。凡所奏请，朝上夕可。及人觐面陈得失，昼日三接，都愈密勿无间。且举数十载未尝有之旷典，亲御宸翰，一再宠赍，以示一德之威，以嘿言者之气，且以厉介确不拔之操。”但我总觉得这种解释太过主观了，皇帝赐两幅匾额的确少见，但不至于有那么多的微言大义包含在里面。然转念思之，魏源是今文经学家，他的这个学派讲求的就是文字背后的自我解读。
晚清名将左宗棠，他本是陶澍手下的得力干将，且从年轻时就受陶澍的影响，陈蒲清先生的《陶澍传》有这样一段记载：“左宗棠有三个方面得力于陶澍。第一个方面是，左宗棠的学识，受到陶澍影响，而且得力于在陶府读书。陶澍关心史志、舆地之学，左宗棠也是一样。左宗棠认识陶澍之后，一直尊敬陶澍，以陶澍为经世致用的榜样。他进入陶府后，认真阅读陶澍的藏书，研究地理、兵法，并关心洋务。他在家书中说：‘吾在此最快意者，以第中藏书至富，因得饱读国朝宪章掌故有用之书。’”
左宗棠没有白读陶澍的藏书，后来他在打仗时，就是因为曾读过一本关于骆驼在沙漠中找水的书，正因为这本书才救了他自己和大批部队的性命，此后多年，左宗棠率领大部队前往收复新疆，但在某次的行军途中，误入了沙漠腹地，又用尽了所带的水，这使得军士们都慌乱起来，马上问大帅怎么办，据说这时左宗棠想起了帮陶澍晒书时翻看过的一本书，于是他就让士兵把运输的骆驼放开，让那些骆驼随意在沙漠上走，同时让士兵在后面跟着骆驼，并且告诉他们说，只要发现骆驼的前蹄在某处不断地刨地，那就在这地方往下挖。士兵按照这个方法去做，果真在沙漠中挖出了水，众人大赞左宗棠神明，左公谦虚地说，他只是看了一本书而已。
由此可知，陶澍的藏书量确实很大，但具体的藏书量却少有记录，李绪延编著的《左宗棠家训：一位传统政治家的传世教子经》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左宗棠答应两江总督陶澍，在他死后帮他养育儿子陶桄，所以陶澍去世后，左宗棠于次年从湘阴老家赴安化小淹陶澍的宫保府第，竭尽全力地教了未来女婿陶桄八年的书。在这八年里，陶澍丰富的藏书，使左宗棠有鱼入海洋之感。陶澍学识渊博，一生酷爱读书，他不仅爱好写诗，而且书法造诣颇高，并且在哲学、历史学、地理学诸方面卓有成就。陶澍的藏书十分丰富，小淹陶家湾的藏书楼里藏书达数十万之多。”这段话里的“十万之多”没有说明是卷数还是册数，但无论是哪一种，在那个时代也算是一份有规模的收藏。
关于陶澍的具体藏书情况，在郑伟章和姜亚沙所著的《湖湘近现代文献家通考》一书中，有如下说法：“自其父陶必铨即喜聚书。陶澍自安化赴京应试时，其父即淳淳诱之曰，若不得第，‘宜益奋于学。又虑客居无书，引新城王尚书每月三日购书琉璃厂事，戒以勿惜旅赀荒学业。’自其父起至陶澍及子陶桄，三世聚至十万馀卷。所藏间有宋、元、明刻本，大多系御赐清内府刻本、武英殿刻本、清初名家刻诗文集及自著稿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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