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的藏书楼计有两个堂号,除了印心书室,还有御书楼,其实这两个堂号都跟道光皇帝有关。陶澍是道光皇帝的宠臣,曾经有一天诏见数次的特殊纪录。道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皇帝又把他叫到了养心殿西暖阁,谈完了正事,皇帝又问了一些家中的私事,陶澍提到了他的老家在资江边,在资江上有一块大石头,这块石头有些特别,是个竖长方形,远远看上去像方印章,所以当地人就管这块石头叫印心石,而陶澍的家就离这块印心石有三里地远,他在小的时候,父亲建了个书室,起名叫印心石室,而这个书室就建在这块的北岸。皇帝听到了他的论述,就问他这个石室是不是书屋,陶澍回答是这样的,并且说:“本是书屋,因印心石在江心,书屋适当其上,借以为名,故称石屋。”皇帝听完了陶澍的讲述,于是就给他写了个匾额,就是“印心石屋”这四个字,可能是因为不尺幅不大,过了几天,皇帝又写了一个尺幅很大的匾额赐给了陶澍,皇帝为什么写了一幅小的,再写一幅大的?这种做法很是罕见,我也请过几十位朋友给我写堂号,但没有一位会给我写一大一小两幅,当然,这几十位朋友中没有一位当皇帝的。可见皇帝要是能给写两幅,那不仅是莫大的殊荣,肯定能引起诸多的猜测,于是两件堂号事件引起了世人的八卦,这个八卦有多个版本,我在此讲述其中之一。
陶澍接过了道光皇帝的御书,很是受宠若惊,因为他手里没有公文包,于是他把御赐的书法折叠起来,退朝的时候,他想把这幅书法放在自己帽子里,可是他忘记了帽子里本来还放着奏折,所以脱帽的时候,奏折就掉在了地上,陶澍马上捡起来,就把奏折插在了靴子中,这一幕被某位大臣看到了,马上跑到皇帝那里去举报,说陶澍把御赐书法塞进了靴子里,这当然是大不敬,皇帝很生气,马上让人把陶澍叫了回来。可能是皇帝想到了陶澍的重要作用,于是忍住怒火跟他说,我觉得刚才那幅字写得小了。不对,应该是“朕觉得”,总之,皇帝让他把那幅字拿出来,要重新给他写幅大的。陶澍肯定心里窃喜,但嘴里却说不敢劳您大驾。皇帝坚持让他拿出来,于是陶澍摘下帽子,从里面拿出来了御笔。皇帝一看,马上心里高兴起来,原来是某人的诬告,但是皇帝金口玉言,既然说了写大的,就只能又给他写了一幅,于是陶澍得到了一大一小两幅御笔。
但这件事要让政治家解释起来,问题就大了去了,魏源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此文中讲到陶澍在两江总督任上大搞改革,这受到了保守势力的反扑,可是陶澍越挫越勇,皇帝为了表示对他的支持,于是就写了这样两个堂号,魏源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每一哗,则公持之愈力,上任之愈专。凡所奏请,朝上夕可。及人觐面陈得失,昼日三接,都愈密勿无间。且举数十载未尝有之旷典,亲御宸翰,一再宠赍,以示一德之威,以嘿言者之气,且以厉介确不拔之操。”但我总觉得这种解释太过主观了,皇帝赐两幅匾额的确少见,但不至于有那么多的微言大义包含在里面。然转念思之,魏源是今文经学家,他的这个学派讲求的就是文字背后的自我解读。
晚清名将左宗棠,他本是陶澍手下的得力干将,且从年轻时就受陶澍的影响,陈蒲清先生的《陶澍传》有这样一段记载:“左宗棠有三个方面得力于陶澍。第一个方面是,左宗棠的学识,受到陶澍影响,而且得力于在陶府读书。陶澍关心史志、舆地之学,左宗棠也是一样。左宗棠认识陶澍之后,一直尊敬陶澍,以陶澍为经世致用的榜样。他进入陶府后,认真阅读陶澍的藏书,研究地理、兵法,并关心洋务。他在家书中说:‘吾在此最快意者,以第中藏书至富,因得饱读国朝宪章掌故有用之书。’”
左宗棠没有白读陶澍的藏书,后来他在打仗时,就是因为曾读过一本关于骆驼在沙漠中找水的书,正因为这本书才救了他自己和大批部队的性命,此后多年,左宗棠率领大部队前往收复新疆,但在某次的行军途中,误入了沙漠腹地,又用尽了所带的水,这使得军士们都慌乱起来,马上问大帅怎么办,据说这时左宗棠想起了帮陶澍晒书时翻看过的一本书,于是他就让士兵把运输的骆驼放开,让那些骆驼随意在沙漠上走,同时让士兵在后面跟着骆驼,并且告诉他们说,只要发现骆驼的前蹄在某处不断地刨地,那就在这地方往下挖。士兵按照这个方法去做,果真在沙漠中挖出了水,众人大赞左宗棠神明,左公谦虚地说,他只是看了一本书而已。
由此可知,陶澍的藏书量确实很大,但具体的藏书量却少有记录,李绪延编著的《左宗棠家训:一位传统政治家的传世教子经》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左宗棠答应两江总督陶澍,在他死后帮他养育儿子陶桄,所以陶澍去世后,左宗棠于次年从湘阴老家赴安化小淹陶澍的宫保府第,竭尽全力地教了未来女婿陶桄八年的书。在这八年里,陶澍丰富的藏书,使左宗棠有鱼入海洋之感。陶澍学识渊博,一生酷爱读书,他不仅爱好写诗,而且书法造诣颇高,并且在哲学、历史学、地理学诸方面卓有成就。陶澍的藏书十分丰富,小淹陶家湾的藏书楼里藏书达数十万之多。”这段话里的“十万之多”没有说明是卷数还是册数,但无论是哪一种,在那个时代也算是一份有规模的收藏。
关于陶澍的具体藏书情况,在郑伟章和姜亚沙所著的《湖湘近现代文献家通考》一书中,有如下说法:“自其父陶必铨即喜聚书。陶澍自安化赴京应试时,其父即淳淳诱之曰,若不得第,‘宜益奋于学。又虑客居无书,引新城王尚书每月三日购书琉璃厂事,戒以勿惜旅赀荒学业。’自其父起至陶澍及子陶桄,三世聚至十万馀卷。所藏间有宋、元、明刻本,大多系御赐清内府刻本、武英殿刻本、清初名家刻诗文集及自著稿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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