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湖广场，远远地看到了一座金光闪闪的建筑，我觉得那应当是某座金融大厦，然而车却停在了这座大厦的门前，司机说这就是无锡博物院。以我的固陋，很难把这样的一座大厦跟博物院产生联想，但此院的蔡卫东馆长，确实是站在了这座大厦的门前。
虽然时有联系，但我却是第一次见到蔡馆长，他那隐在含蓄之下的睿智令我印象深刻。寒暄过后，他带我走入楼内。我的缺点之一，就是缺乏隐忍。还没走出多远，我就向蔡馆长请问，这个体量巨大的建筑物，为什么要设计成这种模样？蔡馆长笑着说，这座建筑的设计者，原本专长于火车站等地标性建筑的设计，他说这座楼的设计理念，是想展现太湖的波浪，因此楼体设计成了水波纹状。这样说来，我把这座建筑物看成是一座“金山”，是把它看小了，应该将其称呼为“金海”，才更为扩大。蔡馆长是个认真的人，他马上更正我说，这座楼比喻的是太湖。我转念一想，金湖也比金山要大，应该是寓意这里所藏的宝贝，有如太湖一般浩瀚无涯。只是，为了讨这种好口彩，却冲淡了博物馆应有的厚重与端庄，我也不知道这种时尚是对还是错。
图书本来应当是图书馆应份的藏品，但因为历史所形成的原因，使得博物馆里也有一些古籍善本，前几年就听说，无锡博物院接受了一批捐赠，里面有不少的好版本，这让我有了一睹为快的冲动。跟蔡馆长几经联系，今日终于来到了这个馆。
蔡馆长是个直率的人，他很务实地把我直接带进了会议室。我到无锡的时候，正赶上周六，我觉得在周六、周日给他打电话，必然会让他多出一些额外的应酬，于是我就在周日晚上告诉他，我到了无锡。蔡馆长说，还是应当提前告诉他，以便他安排库房能够多调出一些我想看的古籍，但即使如此，我走到会议室时，已然看到手推车上已经拉出来一些欲看之品。
《黄杨集》旧册页装，此书是元代华约武的著作。华约武的手迹我是第一次见，故无法断定这是稿本还是抄本，然册页前的扉页题字，所用纸张乃是用宋版佛经揭裱后所书写者，可见当时的讲究，尤其后面的跋语，名头一个比一个大，有祝允明、文征明、都穆、唐寅等等，尤其唐伯虎的那一开，跟寻常所见的字体不同。蔡馆告诉我，这是唐早年的笔体。这等满批满挂之物，在市场上很难见到。
《楚辞》，此书名气很大的原因，就是里面的陈洪绶插图。这部书经过郑振铎的大力举荐，而今成为了拍卖场上的热点。我的印象中，完整无缺者，仅两次出现在拍场中，今日看到的这一部，虽然已做成了金镶玉，但却有着书牌留存，因为该书大多数书牌已失，这正是该书的难得之处。
高攀龙手札，在见到这册旧裱本之前的昨天，我刚刚去朝拜了高攀龙的墓。我对他墓旁摆放的那座猪八戒雕像百思不得其解，可又感觉不到那是一种有意的恶作剧，而今看到了他的手札，也看到了他写字的率意与从容，这样想想，那个猪八戒也给他坟前的庄严肃穆增添了几分喜庆。
《高忠宪公诗稿》册页装2册。此册页里的手迹，跟上一册高攀龙的手札有一定的区别，然而细细翻看这2本册页，确实是手稿，而非过录本。其实，一个人的笔迹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写法。我曾收藏一位名家的手稿，其青年至其晚年，笔迹竟然有四种变化，并且之间很难找出笔意上的关联。但蔡馆不同意我的说法，他认为，一个人的笔迹无论怎样变化，总有固定的痕迹在。很可能他说的有道理，但对于高攀龙的这个诗稿册页，他到现在也没能给出确切的鉴定意见。册页后面有清光绪辛巳年秦臻的跋语，此跋的第一句话就是：“此高忠宪公诗，手稿也。”看来秦臻也将此视之为高攀龙的手迹。但蔡馆认为，秦臻距高攀龙差着几百年，他的跋语只能作为参考，而不能作为依据。由此可见，蔡馆在对文物下结论上的审慎。
《顾端文公十书》，巧合的是，我也是在看到此书的前天，前往东林书院，在那里拜见了顾宪成的遗像，转天就看到了他的著作，这也是一种小缘分吧。这几册书应当算是旧抄本，在用纸上较为特别。这部书全是用开化纸抄写而成，而开化纸到了清嘉庆后基本绝迹，虽然此后也有些旧纸留存，但少有人会值得拿大量的开化纸用作抄书。如此推论起来，这部《顾端文公十书》有可能是清初抄本，只可惜，匆忙看书，无暇细找里面的避讳字。
有可能蔡馆认定我只对藏书家感兴趣，因此，他所调出的藏品，大多是跟藏书家有关联者，其中看到了一摞潘祖荫手札，这些手札均裱为单篇。然而这些手札基本为两种字体，一种正楷较为少见，还有一些是寻常所见的行书。以我的看法，这两种笔迹均为潘祖荫手笔，即使那种正楷，也非书胥代笔者。
《玉台新咏》，这部书因为看过太多部，我的第一反应，此部为徐乃昌翻刻本。蔡馆不同意我的判断，他说经过查证，这应当是明代的小宛堂本。然而，小宛堂本我也看过多部，虽然徐乃昌就是用小宛堂本影刻而成者，两者之间从字迹上差异很小。对于两者的区别，只有将两部书放在一起，才能很容易地比勘出来，可惜无锡博物院就这一部，无法校对。我所见过的小宛堂本，基本上都是用特殊纸所印者，而眼前所见的这一部，却是清代常见的连史纸，因此，我本能的认为，这就是徐乃昌翻刻本。
以蔡馆的认真，他当然不喜欢我的这种随意下结论。他说，这部书的捐献者本认定该书为宋刻本。蔡馆当然知道该书无宋本存世，所以他觉得，这是明崇祯的小宛堂本，尤其此书之前还有同治年间的前人题记，故而该书不太可能是徐乃昌翻刻者。经他这么一说，我也含糊起来，只好拍下照片，说回来后经过核对再报出自己的答案。
在这里还看到了2册碑帖，其中之一是颜鲁公的《争座位帖》，此帖之后，有福增格的跋语。很惭愧，在此之前我却不知道这个人，回来之后上百度，才知道他是清中期的满人，并且是位诗人，铁保曾经称赞他为清代北方诗派的代表诗人，而今第一次见到他的墨迹，这也让我开了眼。
所见另一个旧裱本，则为《虞恭公碑》。此碑的封面有启功的题签，启先生在这个泥金笺上，小字双行写着“历字不损本，元白审定精品”。启先生目光如炬，他能认定该本为精品，那么此本的珍罕程度，自不待言。
《黄华集》高丽铜活字本。此本封皮订线均为原装，用上好的高丽皮纸刷印，确实难得。蔡馆说，此书不见著录。由此可知，蔡馆也查过不少的工具书。
《渔洋山人精华录》，此书大多为翻刻本，而该本为初印，尤为难得者，竟然是毛装。此书的毛装本，为我所第一次见到，然该书的卷末考据之处，却成为了补抄页，故难以断定，是原刻还是后来的精妙翻刻本。即使是翻刻本，也同样属难得之物。
《离垢集》，此为华岩的手稿。这也是高大上的一件藏品。华岩乃扬州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诗、书、画被称为“三绝”，然而他的手稿我却第一次见到。此稿前有浙派诗人厉鹗的题记，也同样是一位重要的诗人。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更加突出了这个抄本的价值。
蔡馆还准备了两个手卷让我欣赏，其中之一，是邵宝的书法。邵宝是位藏书家，同样是在昨天，我去看了邵宝所创建的二泉书院。邵宝的墨迹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第二个手卷则是董其昌的书法。董的书法虽然留存很多，然而该卷确实是精品。尤为特别者，上面钤盖着“朝鲜国王之印”。蔡馆问我，此印是否为手绘，我看后告诉他，确实是钤盖。尤为特别之处，是该卷所用之纸，乃是朝鲜特有的一种公文纸，透过纸背，而今仍然能隐隐地看到字迹。这个手卷钤盖有清代帝王从乾隆到宣统的御玺，著录于《石渠宝笈》。这等流传有序，真令我大开眼界。
此后又看了十余件藏品，这些藏品大多跟无锡的大户——华家有关。蔡馆告诉我，这些藏品正是三、四年前华家后人所捐献者，而我所看的这几十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总计的捐献数量有200多件。这等高质量的捐献品，真让我叹羡不已。蔡馆告诉我，这批捐献来的也很偶然，因为是华家后人主动找到博物院，说家里留下了一批字画，因为长期放在台湾，可能有些受潮，希望博物院能给予修理。后来几经商谈，华家后人感觉到无锡博物院很是诚恳，所以决定将家中所藏字画中，跟家族有关的部分，暂存在博物院。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华家决定将此永久寄存。再后来，就直接改为无偿捐献了。
这等好事真是太过难得。但蔡馆又告诉我，其实捐献的这200多件，只是华家所藏的五分之一，其余的部分仍然在华家后人手中，他们的子女可能都分到了一部分，而有一些则出现在了美国嘉士德的拍场中，其中有几场中国书画的重头拍品，就是华家所提供者。随后，蔡馆又送了我一册《华绎之旧藏文物捐赠图录》，他说此图录所收，即是华家捐给博物院的部分。
这么重要的一份收藏，我以前却不知道无锡华家对文物如此的钟情，更不知道有这等高的质量。蔡馆笑着说，因为华家所藏主要是书画，而我对书画不关注。他告诉我，华家在民国年间，其实势力很大，甚至超过了荣家。因为荣家主要是搞实业、办工厂，但华家认为，做实业太费气力，风险也大，并且也难挣到大钱，所以华家的主要精力是做房地产，同时也做典当业。
蔡馆说，因为我来的匆忙，所以看的东西较少，希望我下次再来无锡时，能够多一些时间，来慢慢欣赏他们的馆藏珍品。可能是为了让我对无锡有更加感性的认识，当晚蔡馆介绍我认识了当地的画家兼收藏家许赟先生，同时还见到了一位日本朋友，可惜我忘了他的姓名。在聊天时，我听到了蔡馆对各种门类藏品的看法与评价，这让我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到他对文物的深刻认识。由这样内行的专家来做博物院的馆长，这当然是难得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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