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湖广场,远远地看到了一座金光闪闪的建筑,我觉得那应当是某座金融大厦,然而车却停在了这座大厦的门前,司机说这就是无锡博物院。以我的固陋,很难把这样的一座大厦跟博物院产生联想,但此院的蔡卫东馆长,确实是站在了这座大厦的门前。
虽然时有联系,但我却是第一次见到蔡馆长,他那隐在含蓄之下的睿智令我印象深刻。寒暄过后,他带我走入楼内。我的缺点之一,就是缺乏隐忍。还没走出多远,我就向蔡馆长请问,这个体量巨大的建筑物,为什么要设计成这种模样?蔡馆长笑着说,这座建筑的设计者,原本专长于火车站等地标性建筑的设计,他说这座楼的设计理念,是想展现太湖的波浪,因此楼体设计成了水波纹状。这样说来,我把这座建筑物看成是一座“金山”,是把它看小了,应该将其称呼为“金海”,才更为扩大。蔡馆长是个认真的人,他马上更正我说,这座楼比喻的是太湖。我转念一想,金湖也比金山要大,应该是寓意这里所藏的宝贝,有如太湖一般浩瀚无涯。只是,为了讨这种好口彩,却冲淡了博物馆应有的厚重与端庄,我也不知道这种时尚是对还是错。
图书本来应当是图书馆应份的藏品,但因为历史所形成的原因,使得博物馆里也有一些古籍善本,前几年就听说,无锡博物院接受了一批捐赠,里面有不少的好版本,这让我有了一睹为快的冲动。跟蔡馆长几经联系,今日终于来到了这个馆。
蔡馆长是个直率的人,他很务实地把我直接带进了会议室。我到无锡的时候,正赶上周六,我觉得在周六、周日给他打电话,必然会让他多出一些额外的应酬,于是我就在周日晚上告诉他,我到了无锡。蔡馆长说,还是应当提前告诉他,以便他安排库房能够多调出一些我想看的古籍,但即使如此,我走到会议室时,已然看到手推车上已经拉出来一些欲看之品。
《黄杨集》旧册页装,此书是元代华约武的著作。华约武的手迹我是第一次见,故无法断定这是稿本还是抄本,然册页前的扉页题字,所用纸张乃是用宋版佛经揭裱后所书写者,可见当时的讲究,尤其后面的跋语,名头一个比一个大,有祝允明、文征明、都穆、唐寅等等,尤其唐伯虎的那一开,跟寻常所见的字体不同。蔡馆告诉我,这是唐早年的笔体。这等满批满挂之物,在市场上很难见到。
《楚辞》,此书名气很大的原因,就是里面的陈洪绶插图。这部书经过郑振铎的大力举荐,而今成为了拍卖场上的热点。我的印象中,完整无缺者,仅两次出现在拍场中,今日看到的这一部,虽然已做成了金镶玉,但却有着书牌留存,因为该书大多数书牌已失,这正是该书的难得之处。
高攀龙手札,在见到这册旧裱本之前的昨天,我刚刚去朝拜了高攀龙的墓。我对他墓旁摆放的那座猪八戒雕像百思不得其解,可又感觉不到那是一种有意的恶作剧,而今看到了他的手札,也看到了他写字的率意与从容,这样想想,那个猪八戒也给他坟前的庄严肃穆增添了几分喜庆。
《高忠宪公诗稿》册页装2册。此册页里的手迹,跟上一册高攀龙的手札有一定的区别,然而细细翻看这2本册页,确实是手稿,而非过录本。其实,一个人的笔迹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写法。我曾收藏一位名家的手稿,其青年至其晚年,笔迹竟然有四种变化,并且之间很难找出笔意上的关联。但蔡馆不同意我的说法,他认为,一个人的笔迹无论怎样变化,总有固定的痕迹在。很可能他说的有道理,但对于高攀龙的这个诗稿册页,他到现在也没能给出确切的鉴定意见。册页后面有清光绪辛巳年秦臻的跋语,此跋的第一句话就是:“此高忠宪公诗,手稿也。”看来秦臻也将此视之为高攀龙的手迹。但蔡馆认为,秦臻距高攀龙差着几百年,他的跋语只能作为参考,而不能作为依据。由此可见,蔡馆在对文物下结论上的审慎。
《顾端文公十书》,巧合的是,我也是在看到此书的前天,前往东林书院,在那里拜见了顾宪成的遗像,转天就看到了他的著作,这也是一种小缘分吧。这几册书应当算是旧抄本,在用纸上较为特别。这部书全是用开化纸抄写而成,而开化纸到了清嘉庆后基本绝迹,虽然此后也有些旧纸留存,但少有人会值得拿大量的开化纸用作抄书。如此推论起来,这部《顾端文公十书》有可能是清初抄本,只可惜,匆忙看书,无暇细找里面的避讳字。
有可能蔡馆认定我只对藏书家感兴趣,因此,他所调出的藏品,大多是跟藏书家有关联者,其中看到了一摞潘祖荫手札,这些手札均裱为单篇。然而这些手札基本为两种字体,一种正楷较为少见,还有一些是寻常所见的行书。以我的看法,这两种笔迹均为潘祖荫手笔,即使那种正楷,也非书胥代笔者。
《玉台新咏》,这部书因为看过太多部,我的第一反应,此部为徐乃昌翻刻本。蔡馆不同意我的判断,他说经过查证,这应当是明代的小宛堂本。然而,小宛堂本我也看过多部,虽然徐乃昌就是用小宛堂本影刻而成者,两者之间从字迹上差异很小。对于两者的区别,只有将两部书放在一起,才能很容易地比勘出来,可惜无锡博物院就这一部,无法校对。我所见过的小宛堂本,基本上都是用特殊纸所印者,而眼前所见的这一部,却是清代常见的连史纸,因此,我本能的认为,这就是徐乃昌翻刻本。
以蔡馆的认真,他当然不喜欢我的这种随意下结论。他说,这部书的捐献者本认定该书为宋刻本。蔡馆当然知道该书无宋本存世,所以他觉得,这是明崇祯的小宛堂本,尤其此书之前还有同治年间的前人题记,故而该书不太可能是徐乃昌翻刻者。经他这么一说,我也含糊起来,只好拍下照片,说回来后经过核对再报出自己的答案。
在这里还看到了2册碑帖,其中之一是颜鲁公的《争座位帖》,此帖之后,有福增格的跋语。很惭愧,在此之前我却不知道这个人,回来之后上百度,才知道他是清中期的满人,并且是位诗人,铁保曾经称赞他为清代北方诗派的代表诗人,而今第一次见到他的墨迹,这也让我开了眼。
所见另一个旧裱本,则为《虞恭公碑》。此碑的封面有启功的题签,启先生在这个泥金笺上,小字双行写着“历字不损本,元白审定精品”。启先生目光如炬,他能认定该本为精品,那么此本的珍罕程度,自不待言。
《黄华集》高丽铜活字本。此本封皮订线均为原装,用上好的高丽皮纸刷印,确实难得。蔡馆说,此书不见著录。由此可知,蔡馆也查过不少的工具书。
《渔洋山人精华录》,此书大多为翻刻本,而该本为初印,尤为难得者,竟然是毛装。此书的毛装本,为我所第一次见到,然该书的卷末考据之处,却成为了补抄页,故难以断定,是原刻还是后来的精妙翻刻本。即使是翻刻本,也同样属难得之物。
《离垢集》,此为华岩的手稿。这也是高大上的一件藏品。华岩乃扬州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诗、书、画被称为“三绝”,然而他的手稿我却第一次见到。此稿前有浙派诗人厉鹗的题记,也同样是一位重要的诗人。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更加突出了这个抄本的价值。
蔡馆还准备了两个手卷让我欣赏,其中之一,是邵宝的书法。邵宝是位藏书家,同样是在昨天,我去看了邵宝所创建的二泉书院。邵宝的墨迹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第二个手卷则是董其昌的书法。董的书法虽然留存很多,然而该卷确实是精品。尤为特别者,上面钤盖着“朝鲜国王之印”。蔡馆问我,此印是否为手绘,我看后告诉他,确实是钤盖。尤为特别之处,是该卷所用之纸,乃是朝鲜特有的一种公文纸,透过纸背,而今仍然能隐隐地看到字迹。这个手卷钤盖有清代帝王从乾隆到宣统的御玺,著录于《石渠宝笈》。这等流传有序,真令我大开眼界。
此后又看了十余件藏品,这些藏品大多跟无锡的大户——华家有关。蔡馆告诉我,这些藏品正是三、四年前华家后人所捐献者,而我所看的这几十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总计的捐献数量有200多件。这等高质量的捐献品,真让我叹羡不已。蔡馆告诉我,这批捐献来的也很偶然,因为是华家后人主动找到博物院,说家里留下了一批字画,因为长期放在台湾,可能有些受潮,希望博物院能给予修理。后来几经商谈,华家后人感觉到无锡博物院很是诚恳,所以决定将家中所藏字画中,跟家族有关的部分,暂存在博物院。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华家决定将此永久寄存。再后来,就直接改为无偿捐献了。
这等好事真是太过难得。但蔡馆又告诉我,其实捐献的这200多件,只是华家所藏的五分之一,其余的部分仍然在华家后人手中,他们的子女可能都分到了一部分,而有一些则出现在了美国嘉士德的拍场中,其中有几场中国书画的重头拍品,就是华家所提供者。随后,蔡馆又送了我一册《华绎之旧藏文物捐赠图录》,他说此图录所收,即是华家捐给博物院的部分。
这么重要的一份收藏,我以前却不知道无锡华家对文物如此的钟情,更不知道有这等高的质量。蔡馆笑着说,因为华家所藏主要是书画,而我对书画不关注。他告诉我,华家在民国年间,其实势力很大,甚至超过了荣家。因为荣家主要是搞实业、办工厂,但华家认为,做实业太费气力,风险也大,并且也难挣到大钱,所以华家的主要精力是做房地产,同时也做典当业。
蔡馆说,因为我来的匆忙,所以看的东西较少,希望我下次再来无锡时,能够多一些时间,来慢慢欣赏他们的馆藏珍品。可能是为了让我对无锡有更加感性的认识,当晚蔡馆介绍我认识了当地的画家兼收藏家许赟先生,同时还见到了一位日本朋友,可惜我忘了他的姓名。在聊天时,我听到了蔡馆对各种门类藏品的看法与评价,这让我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到他对文物的深刻认识。由这样内行的专家来做博物院的馆长,这当然是难得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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