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所要应付的生物学的问题和黑猩猩正复相同。两者都要竭力对付毁灭的力量，对付不了就要灭亡。人类胜过黑猩猩之处在能以一代的经验传之次代。……我们的黑猩猩诚然没有得到祖宗的什么遗产，如工具、衣履、宫室之类；但是它也不至于被控以邪术伤害同类而惨受刑戮，也不至于要牺牲性命去当猿王问讯祖先的使者。倘若它没有够得上“万物之灵”，它却幸而免于“天下至愚”。
文 | [美] 罗伯特·路威
译 | 吕叔湘
把文明的历史远远地回顾一番，觉得有点儿懊丧吗？可是除懊丧以外你能指望什么呢？人生本是凄惨的。野蛮人相信险恶的力量八方来袭，这实在比乐观主义的哲学家更近于实际经验。文化是实际之一部，所以在文化的历史的每一页上人生的鬼脸都在瞪视我们。有一位德国的科学家说得好，人类跟着他的生存的条件一同发展，没有等到他的善生的条件成熟（Man developed with the conditions for his being，but before the conditions of his wellbeing）。关键就在这里。人类社会能够以最低限度的合理的适应而生存。佛伊哥人可以象征人类的命运。他在那里挨冻，却不至于真的冻死；他在极端苦恼之中继续生存，继续繁殖。同样，18世纪巴黎的极不卫生的医院也还留下充分的法国人在革命时代和拿破仑时代趁热闹。同样，20世纪的大战直接间接也没有能杀掉交战员的一半。战后遗黎也许颇受了些物质的精神的苦楚，可是他们终于渡过这一关，又像从前一样繁殖了。
西方文明应付城市生活问题已有七世纪之久，成绩可不能说是很高明。男男女女成群结队往城市里来的时候，农民社会所已养成的平衡被打破了。结果是拥挤，污秽，疾病，盗匪，不安全。当然这些东西没有能阻止都市生活的继续……
初步研究进化论的老实人常常给一种奇异的现象迷惑住。为何到了现在还有微菌之类的简单生物存在呢？万万年来它们不是和人类同样有飞黄腾达的机会吗？为什么到了今天它们还没有变成人体，或至少变成哺乳类呢？这位老实的学者迷惑住了，因为他假定进化是自发的。进化不是自发的，只有逢某种特殊的——而且大体说来是不容易有的——原因登场，才会有新变化——而且新变化发生以后那个生物也许更适宜生存，也许因此毁灭。这条原则也适用于文化。没有相当的原因，变化不会发生，这个变化也许是变好——任取这个涵义广泛的字的任何意义——也许是变坏。往往一种变化的本身很可取——例如豢牧冰鹿之俗或都市生活——但是它搅乱了旧时所已养成的良好平衡。弃旧迎新的一切可怕的麻烦都来了。西方文明应付城市生活问题已有七世纪之久，成绩可不能说是很高明。男男女女成群结队往城市里来的时候，农民社会所已养成的平衡被打破了。结果是拥挤，污秽，疾病，盗匪，不安全。当然这些东西没有能阻止都市生活的继续，可是就社会的和谐这方面说，城市社会比乡村社会低落得多了。
在克洛印第安人里头，动手打本族的人是奇耻大辱，多年之后他的乡邻还要拿手指着他窃窃私议。丹麦宣教师埃格德熟悉了格林兰的风俗以后，深以他们无法律无官吏而能太平为怪。“争斗与口角，憎恶与虐害，在他们里面几乎绝迹。他们看见我们的水手打架，他们说这些人好像忘记自己是人了。他们又说那些军官鞭打水手是不拿他们当人，简直是拿他们当狗。”财产的安全正如手和脚一般。1907年我住在阿尔伯塔州（Alberta）南部的阿息尼波因人（Assiniboine）里头，离开最近的白人颇远。我在白天里要到处跑，访问我的分住各处的报告人：可是我没有丢一个钱，在平原印第安的村落里头，这种保险是不成问题的，而现代文明却办不到。
▲ 1990年凯文·科斯特纳执导电影《与狼共舞》，探讨了白人与苏族印第安人的文化冲撞与理解。
统治一百万人比统治一百人难，统治一千个和你平等的人比统治利害冲突的几个阶级难，这是确实的。重要之点是：野蛮人把他的简单问题解决了，我们没有能解决我们的较为复杂的问题。也不是说野蛮人因为是野蛮人就一定靠得住。他在非洲创立了君主政治，在坡里尼西亚创立了贵族阶级以后，人类的尊严就成了沙地主义的牺牲品，和在任何官僚政治之下的现代国家一样。自古以来人类生长的环境使他适应小群生活。他还没有经过一种生物学的变化，能使他适应庞大无伦的城市和国家。所以虽有科学、民主政治、宗教等等的联合努力，“大社会”的罪恶仍然治不了，只是略略减轻而已。
人类不是自然的主人，而且永远不会成为自然的主人。生和死的奥妙绝不是这位小哥儿所能参透，宇宙万有的重量也不是眇眇之躬所能肩荷。无论天文学怎么进步，它不会帮我们把月亮变成饽饽。
人类所要应付的生物学的问题和黑猩猩正复相同。两者都要竭力对付毁灭的力量，对付不了就要灭亡。人类胜过黑猩猩之处在能以一代的经验传之次代。这才渐渐积聚起许多谋生之法，不独谋生，且谋所以善生。不幸，他在这宝贵的遗产里掺杂了许多渣滓，两相胶结，难解难分。后世子孙学会截石为刀，也学会用刀截指以服丧致祭。火器射禽兽也射人类。君主立法以治国，也制刑以残民。生物学者研究遗传，也妄想修补人类。
▲ 克隆羊多莉
结果是两相抵消。好像人生的苦恼还嫌不够似的，人类无端又自己加上一副重担。人类的奋斗不仅是适应自然，还要对付“骚扰我们的心和脑的魑魅魍魉”。得失可相偿乎？我们的黑猩猩诚然没有得到祖宗的什么遗产，如工具、衣履、宫室之类；但是它也不至于被控以邪术伤害同类而惨受刑戮，也不至于要牺牲性命去当猿王问讯祖先的使者。倘若它没有够得上“万物之灵”，它却幸而免于“天下至愚”。
希望破坏之后自然要有幻灭之痛，可是这一阵过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获得一种更清明的见解。当然，那种浅薄的乐观主义我们是非舍弃不可的了。人类不是自然的主人，而且永远不会成为自然的主人。生和死的奥妙绝不是这位小哥儿所能参透，宇宙万有的重量也不是眇眇之躬所能肩荷。无论天文学怎么进步，它不会帮我们把月亮变成饽饽。我们轻轻巧巧地夸口征服自然，其实自然已经定下界限叫我们不能越雷池一步。然而我们既明白我们在宇宙中的真正地位以后，我们的失望就可以减轻。人类跟着他的生存条件一同发展，没有等到他的善生条件成熟。从生物学的角度看来，现在的人类还是二万年前的人类。他的脑筋并不比全新世的冰鹿人强些。他的科学是适应自然的过程中所得到的副产物。他的社会组织是对于（比现在）简单的环境的反应。从生物学的角度说，我们没有理由指望他行事必定聪明，除非在不聪明就不得活命的场合：他的生殖细胞里既没有新发生的新因子，我们也没有理由指望他合理地组织一种复杂社会。
在真实的知识方面，也没有过永久的亡失。退步的涡流并没有能妨碍大江的东去。黑暗时代并不如所说的黑暗，刻卜勒、伽利略、牛顿出世以后科学也就跨过前人的故步。道德方面的观察就不能给我们同样的鼓舞。
我们还是野蛮人。列位不必介意。只要我们记得野蛮人的功绩，我们就会不以为忤。人类毕竟是人类，卑陋的原人已经知道取火，知道截石为器，知道赶野兽下悬崖，他们和猿类相去又岂可以道里计！说我们是野蛮人就是说我们是人类啊。
和那个最古的人类比较起来，或者和那较后的冰鹿人比较起来，我们已经前进多了。至少在物质和文化方面以及单纯知识方面可说不断有进步。可是我们必得用千年或万年来计算，不能用百年做单位。帝国时代的罗马在它的卫生和工程两方面远在中世纪欧洲之上。在某几方面公元前五百年的希腊人比公元后五百年的欧洲人进步得多。所以，一千年以后的人也许在许多方面赶不上现代的人，这是很可能的。可是要说会跑回到一万二千年前的游猎时代去，那就不至于了。单个民族诚然有放弃农耕重行去靠打猎过活的，但人类全体在生产手段上开倒车却几万年来没遇见过一回。反之，他们一直在那里前进，虽然很慢——从掘根采果进为锄耕，从锄耕进为犁耕。他们的工具也是一样：个别的民族也许有学会了锻冶又忘记了的，但从公元前4000年一直到今天，锻冶之术没有在世界上失传过。在真实的知识方面，也没有过永久的亡失。退步的涡流并没有能妨碍大江的东去。黑暗时代并不如所说的黑暗，刻卜勒、伽利略、牛顿出世以后科学也就跨过前人的故步。
▲ 工业革命时代，人们曾经不相信火车的速度能超过马匹。
道德方面的观察就不能给我们同样的鼓舞。石器时代的野人和爱斯基摩人及克洛人一样，是和我们同样博爱的——在一定的群界之内。我们的确听见过人类之福音，但它的实现还受着“天选民族”及特殊阶级等原则的抑制。退步是常有的，而且是隔了不久便非有不可似的。据说国家主义是大同主义的必经步骤，就算这个话是对的，请问在哪一个大国家里头国家主义已经成功？我们不还有那牢不可破的南方吗？加拿大不是还坚持要在华盛顿另派代表保护它的权益，以示和整个英帝国有别吗？甚至在那小小的挪威国里不还有个吵闹不休的少数民族要求承认一种和挪威国语不同的方言吗？中世纪欧洲在原则上是大同的，一世纪以前的学术界也是大同的。从那个时候起，开了倒车了，尤以知识阶级为甚。拿1806年接受法国奖章的德斐和1914年一脚踢开英国名誉学位的德国科学家比较比较看！拿那个普鲁士廷臣洪堡的精神和现在住在一个西方大共和国里头的著名生物学家们的无耻的排外主义比较比较看！
也许我们期望太殷了。古代的冰鹿人一定也不是一个大同主义的信徒，倘若一个对一个我们的科学家不比他强，那也是意中事。也许到了公元后5000年的时候他们又像洪堡和德斐一样大同起来了。也许到了公元后20000年的时候自然已经拿人类的生殖细胞改造过一番，幼稚的部落主义和较为粗野的几种沙地主义将屈伏在自我批评和更洪大的宽容心的脚下。这不见得怎么可靠，可是18000年之中是很可以有些变化的。
《文明与野蛮》 [美] 罗伯特·路威 著 吕叔湘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年9月
我们里头不见得有人会活那么长寿。我们不得不求安慰于他方。好吧，能听见过人类大同的福音总还算不错，能时而听到有孤独的热心人在荒野之中重申这个信仰总还慰情聊胜于无。这一点是我们比黑猩猩和野蛮人进步的地方。再还有，能和自大主义、沙地主义，和排外宣传，杀个一刀两枪也要算是不错的。胜也好，败也好，弥尔顿的话是对的：
亦知终不胜，
战死有余荣。
*本文选自《文明与野蛮》（三联书店2015年刊行）第二十三章，原标题“进步”。《文明与野蛮》（Are We Civilized？-Human Culture in per spective）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RobertHLOWie，1883—1957）脍炙人口的名著，出版于1929年，由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翻译成中文，于1935年由生活书店出版。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与微信后台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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