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达莱的文字凛冽肃杀、虚实相生。作为历史学专业人士，他的作品又嫁接了历史剧编剧所需的想象力。阿尔巴尼亚，在地图上仅是巴尔干的弹丸之地，到了卡达莱的小说里，被放大了无数倍，写得异峰突起。
文 | 云也退 编辑 | Agnes
15世纪的阿尔巴尼亚，拥有这个国家史上也许是唯一称得上民族英雄的人物——杰尔吉·卡斯特里奥蒂，他有一个更有名的名字，叫做“斯坎德培”。在历史百科书里，他是一张留着白色山羊胡，戴一顶碗状帽子的侧脸。在伊斯麦尔·卡达莱（Ismail Kadaré）的《雨鼓》里，看到这位传奇人物的内心独白，真是激动了一下。
“我们的回答简短有力：鹰也好，十字架也好，都不会从我们的天空中消失；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象征和命运。我们要忠诚于他……”
伊斯麦尔·卡达莱的小说，在最近半年内井喷一般地出了六七个新的中译本。卡达莱是历史学专业人士，熟悉他的小说，对鹰和十字架，对阿尔巴尼亚的面貌，都不会陌生。在地图上仅是巴尔干的弹丸之地，到了小说里被放大了无数倍，写得异峰突起。《破碎的四月》里有血仇游戏，《三孔桥》里有摆渡和造桥，《雨鼓》里有围城战，都在这里发生。斯坎德培留下的真实档案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可以知道的，是卡达莱在专业素养之上，嫁接了历史剧编剧所需的想象力。
伊斯麦尔·卡达莱
“第一批土耳其的人军队于6月18日抵达要塞之下。”小说的第一句话写出了确切的时间。阿尔巴尼亚远离伊斯坦布尔，乃一片多石的崎岖之地，远道至此的土耳其人，就像后来拿破仑远征俄国一样，发现自己举步维艰。领导奥斯曼军队的那位总督（即“帕夏”），出场时，他的形象并不是作威作福的一个封建官僚，他似乎被一种忧伤的心情所占据着，尤其是当他听到雨鼓声响起。这声音，在整部小说里都未指明是由谁敲出来的：
“这凄凉的鼓点，和大鼓和军号的声音是那么不同，让他想到疲惫不堪的士兵们要一边诅咒天气，一边拉扯厚重的篷布把军需用品遮起来。他听说没有哪支外国军队像他们一样拥有一支特别小分队专门负责通知下雨的……”
这鼓声还会出现，在总督的大军一再丧师，到了山穷水尽之际，鼓声又响了起来。卡达莱的每部小说里都有神秘的情节，藏到结束都不揭示其内容，比如《破碎的四月》里女主角走进庇护塔做了些什么，比如《谁带走了杜伦蒂娜》中，书名里的悬念悬了整本书，还有《三孔桥》里的那座桥，毕竟是不是土耳其人为铺平通往巴尔干地区的道路而预先所造，都只停留在人们的猜测里。《雨鼓》进入尾声，连总督身边的禁卫军都所剩无几了，这支小分队依然不紧不慢地奏响了鼓点声，而读者依然不见其庐山真面目。
虚实相生，向是卡达莱小说的特色。《雨鼓》的实写是土耳其人这一边，一场场军议要言不烦，小说的主要叙事人——军队里的史官，他的行走和见闻带起了整部小说的节奏；虚写则是阿尔巴尼亚人的一边，斯坎德培没有露脸，读者在他的内心独白中见出其虔诚和坚韧。而土耳其总督的独白则充满了宿命的味道。这是卡达莱笔下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每个主角都是不自由的，他们一出场就感知到了命运的召唤。
《金字塔》中的埃及法老胡夫，在下令建造金字塔后就感觉死期将近了，那正在成形重的庞然大物正吸走他的生命；《亡军的将领》，两名将军奉命前往战场收尸，预感到自己将会被那片土地上的亡灵附体；《错宴》里被诬陷的医生，在反抗的时候似乎也在循迹走向自己的死命；《破碎的四月》里，一上来就杀了人的乔戈，之后一直在等待一颗杀死他的子弹……
不是厄运就不叫命运了。卡达莱小说中的悲剧气息就来自人与他逃不脱的命运之间的互相搏击与引诱。悲剧，意味着不能依一般成败来论一件行为的意义有无和高低，悲剧里的主角都是失败者，比如李尔王、奥赛罗之类，当他们自身的弱点爆发出来时，教人或怒气塞胸，或跌足长叹，他们一败涂地，死得很惨，但他们的故事却有让人窒息之美。《雨鼓》也是如此。小说里有名有姓的人物十几二十号，其中总督手下的将领、各加盟部族的首领等等，对战争，对总督的安排多有想法，有不满，有顶撞，临到阵前，却没有一个退缩的。一个个人物阵亡的消息传来，起先自然同情弱者、希望看到强大的奥斯曼军队失败的读者，自然会调整看法。
卡达莱的文字有凛冽肃杀的气味，下笔好似带着高原朔风。巴尔干故事常常描写战争、部族冲突、血仇、人祭等等情节，南斯拉夫小说家、196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伊沃·安德里奇，在他的长篇小说《桥》里写过强者施虐弱者的细节，囚犯被施桩刑，整个活人穿在木桩上示众。巴尔干故事里的人物显得缺少丰富的感情，行事往往荒诞，会因为一些神神鬼鬼的理由就去杀死无辜者。冷漠、残酷、暴戾，粗俗的举止和狠勇的性情，铸就了他们的文学形象，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些性格特点，我们才能从例如卡达莱的小说里看到人的原始面貌：这是一些能直接激发我们的悲剧情怀的人物，就像我们在读荷马史诗时的感觉。
奥斯曼军队最惨痛的一场失败，是地道偷袭而全旅覆灭。领队挖地道的人是大军的占星官，因犯错被解职后，悲惨地沦为炮灰。卡达莱零距离写了他死前的经历：他的沮丧、焦虑、紧张。他也是一个有预感的人——小说里几乎人人都有预感，也因此而人人都带着一种不祥的氛围——但是一个小人物，比总督更加惜命。在坑道塌陷，他得知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恐惧和悲哀令人不忍卒读。而他的手下人，在坑道里彻彻底底的黑暗之中，凑到别人的耳边，渴望抓住最后的时机，要别人听听他自己的故事。
卡达莱用不大的篇幅，不断转换角度，展现了一场攻守较量的全景。占星官的存在，差可说明这场15世纪的战争规模之不寻常。高度的组织力、专业性和分工，步兵，骑兵，工程兵，后备兵，医疗兵，爆破和武器专家，负责保卫统帅的禁卫军，苏丹的帝国尽出其强，那些被兼并在帝国之内的剽悍的小民族也派出了自己最精锐的武装力量。占星官可以影响军机决策，此外还有驱魔人、释梦师等等五花八门的专业人员。
随军史官是这个庞大系统里最特别的人物，他虽年轻，却十分敬业，主要景观悉由他眼里看出，口中道出。卡达莱深谙在“事件”和“书写”之间构建张力之道：书写行为的存在，将微妙地影响到事件中人的行为抉择。史官受命给本次远征和围城战书写一份官方记录，他可以经常见到总督和其他军事要员，了解军机要务，总督则知道，其一言一行，军队的一举一动，史官都将记录下来，因而，史官穿行于战场，却又游离在战争之外，肉体凡胎，却在如雨的矢石、恐怖的炮弹之间安如泰山。实写的史官，和虚化的雨鼓小分队一样都是不死者，但我们知道只有两种人可以不死：一种是已死之人，另一种，是死神。
死神的不断闪现，让总督的宿命感与日俱增。他身虽未死，人已缩减为文字记载中的一个姓名，正像《金字塔》中，法老胡夫一直在想象自己的遗体被制成木乃伊，安厝入那座金色的豪华陵寝中的景象。这时，我们看到了古人的可爱之处：他们可以权倾天下，恣意妄为，可以发动战争、八方掳掠，却从没有企图影响史笔的书写。这自然让我们联想到中国的董狐、太史公等等轶事。古人虽然蒙昧，或者说，正因为古人蒙昧，他们才比今天的人多一份攸关重大的敬畏心。
奥斯曼军队这边有史官，斯坎德培那边也有。史官同军需总管结为好友，因此读者一早就知道，土耳其人的粮草有限，但阿尔巴尼亚人并不清楚这一点（这里又有一种戏剧化的效果），他们清楚的是，当水源被断时，自己唯一的希望在于雨季，雨水将给予劳师袭远、四面围城的土耳其人致命的打击，因此，他们日日祈祷雨季早早来临。雨鼓声是总督的丧钟，而在阿尔巴尼亚人这一边，当然就是庆功的鞭炮了。
起初是令人不齿的侵略和掳掠，然后是惨烈的攻守来回，最后鼓点再次响起，尘埃落定。奥斯曼结束了拜占庭的统治，伊斯兰压倒了十字架，而在东方的一个小小要塞又重重地绊了一跤。斯坎德培的祈祷每一句听起来都那么动人，但土耳其人也在一点点赢回读者的感动，感动，是因为这些人前仆后继奔向各自宿命的姿态。奥斯曼虽是老帝国，不管从哪个意义上来讲，都不能说是文明开化，能施善治，但悲剧精神正是来自人类的童年时代，从荷马时代起，人的光荣就在于用力地、负责任地生活，在于执着一种信念而不惜头破血流。在《雨鼓》中，位高权重，进可麾动大军、退可享用女色的总督，也要平静地为作战失利付出一切。此乃历史的终极教训：人之为人，就是要永恒地抗争不可抗争的命运。
《雨鼓》
（阿尔巴尼亚）伊斯梅尔·卡达莱 著
黄荭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5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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