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这地方我很喜欢,但有一点百思不解。大冬天的,古城的衣服店——几步就一个——卖的全是棉麻袍子、大花长裙、布衫,飘飘洒洒的。外面下着雨夹雪,这些完全不抗冻的衣服怎么卖得动呢?事实证明,就是卖得动。经常看到穿着这类衣服的人,从街头的寒风中飘过,最不可思议的是,我跟着也买了一件。
这是因为,打扮也是有暗示性的。穿上一件这么文艺的宽衣长袍,就觉得自己与那个穿着旧羽绒服上蹿下跳的自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像她们那样放慢脚步,烟视媚行而毫无违和感了。虽说,宽袖子长围巾,其实举止很不方便的,但,美总是不方便的。方便总是普通的。这点不方便使人脱离常规状态,此时,在表演的,不是以前的自己,而是一个“在别处”的自己。
难怪古城里的衣服店约齐了似地都卖这么文艺的衣服,我们的表演欲决定了它们的市场。
表演欲是一种娱乐。刘震云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有个重要角色叫吴摩西,吴摩西本来叫杨摩西,杨摩西本来叫杨百顺,他是个懦人,却喜欢舞社火,“心里痒痒不光图个玩,而是比起琐碎的日子,舞社火有些虚,舞起社火,扮起别人,能让人脱离眼前的生活。当年吴摩西喜欢罗长礼喊丧,就是因为喊丧也有些虚。”
他最初是喜欢听罗长礼喊丧。罗长礼平时是个做醋的,却更喜欢喊丧,也最会喊丧。场子越大,他越精神,一排排奠客往前移动,罗长礼喊得又响又好,调动得纹丝不乱。这罗长礼就是杨百顺在世界上最大的偶像。
罗长礼的喊丧,扮演的不是做醋的自己,吴摩西的舞社火,也一样。丧礼虽然不是舞台,但是用自己的喊声调控全场,全场就无形成为他的舞台。吴摩西和罗长礼,都是需要另一个自己的人,他们享受自己的表演欲。
服饰、远方、气氛和舞台,都能催生表演欲,但最能催生一个人的表演欲的,想必是恋爱。在恋爱中,表演欲不仅是娱乐,它本身就是生产力。
看《围城》中,方鸿渐给苏小姐写那封撒谎的信,写到一半就停下来,怕玩笑开大了。但他一想到唐小姐会欣赏,会了解,这谎话要博她一笑,他又欣然写下去,写完后除了寄给苏小姐,又抄一遍寄给唐小姐,他理想中倒不是苏小姐在读它,而是唐小姐在读它。
那一个多月,方鸿渐文思泉涌,给唐小姐写了十几封信,每封信都要写到纸不尽书,虽然根据钱锺书复述的那些信,似乎写得乏善可陈——这点真不如我的朋友小Q。我朋友小Q当年谈恋爱的时候,写了两本书三个专栏,据她自己说,写每一篇文章,都想象对方在读,因为每天都想让对方欣赏自己的奇思妙想,所以产量奇高,谁也挡不住。后来她结婚了,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飞快地到了不忌惮在对方面前暴露最丑陋一面,这个时候她的表演欲彻底退潮,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了,专心带孩子去了。
方鸿渐后来对赵辛楣感慨,很多人等到结婚后,才觉得结婚的与谈恋爱的是两个人。但他紧接着又感慨:因此谈恋爱没啥意思。前半句很好,点明了表演欲的真相。后半句却又矫枉过正了。我们不能因为结果而否定过程。王小波那句名言怎么说来着?人仅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仅有此时此地也是不够的。表演欲就是让一个人变得不止一个人,让一辈子似乎变成了几辈子。
但我也遇到过完全没有表演欲的人。我伯母年轻时长得很漂亮,身体的协调性很好,就被挑到宣传队里,经常要上台表演。这是让人,尤其是让女孩子们很羡慕的事:被镁光灯追着,被掌声哄哄抬抬着,被鲜花华服簇拥着。但我伯母说起这个事,倒有个很特别的观点。
她说每次在台上跳舞,都羡慕台下摇着扇子的观众。自己在台上挥汗如雨,而他们则在台下悠闲地跷着腿打节拍,她就很想成为那些无名观众之中的一名。
第一次听到这个观点时,我简直大吃一惊。因为,同为女性,我觉得站到舞台中间是很能激发肾上腺素、多巴胺、荷尔蒙的事情,尽管挥汗如雨,但光线、音乐和观众的眼光成就了另一个她,那个时候她发出超出自己既往所有的光芒,一个人该淡泊到什么程度,才能对此无感呢?
但慢慢地,我通过伯母,了解到另一种人性的版本。在她这里,安稳比别人的赞美更实在,隐藏比暴露在聚光灯下更安全:在她这里,她害怕戏剧化,不需要,甚至避免“与别人不同”,她愿意舒适而平凡,不被看见,也不要幻觉带来的愉悦,以及危险。
她没有虚荣,由此可以少很多烦恼,但是,也许可以视为一种缺失。因为这份低欲,屏蔽了一份想象力。表演欲的驱动,带来的,其实不只是那一时刻的快乐,而是像“热刀片切冻猪油”一样,化开了舞台前后那些天的时光,在那段时间里,我们觉得自己光彩照人,对生活充满期待,我们暂时成就那个陌生的自己。我们由此得知,原来我可以这样,那么也许,我还可以那样。
表演欲也许未必能让我们生活得更好,但它,确让我们生活得更多。现在“诗与远方”似乎成为一个讽刺的词汇了,其实表演欲,岂不就是让我们用瞬间转移法,不动声色到达诗与远方么?作为凡夫俗子,既无害他人,又有益身心,演演也好。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