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这地方我很喜欢，但有一点百思不解。大冬天的，古城的衣服店——几步就一个——卖的全是棉麻袍子、大花长裙、布衫，飘飘洒洒的。外面下着雨夹雪，这些完全不抗冻的衣服怎么卖得动呢？事实证明，就是卖得动。经常看到穿着这类衣服的人，从街头的寒风中飘过，最不可思议的是，我跟着也买了一件。
这是因为，打扮也是有暗示性的。穿上一件这么文艺的宽衣长袍，就觉得自己与那个穿着旧羽绒服上蹿下跳的自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像她们那样放慢脚步，烟视媚行而毫无违和感了。虽说，宽袖子长围巾，其实举止很不方便的，但，美总是不方便的。方便总是普通的。这点不方便使人脱离常规状态，此时，在表演的，不是以前的自己，而是一个“在别处”的自己。
难怪古城里的衣服店约齐了似地都卖这么文艺的衣服，我们的表演欲决定了它们的市场。
表演欲是一种娱乐。刘震云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有个重要角色叫吴摩西，吴摩西本来叫杨摩西，杨摩西本来叫杨百顺，他是个懦人，却喜欢舞社火，“心里痒痒不光图个玩，而是比起琐碎的日子，舞社火有些虚，舞起社火，扮起别人，能让人脱离眼前的生活。当年吴摩西喜欢罗长礼喊丧，就是因为喊丧也有些虚。”
他最初是喜欢听罗长礼喊丧。罗长礼平时是个做醋的，却更喜欢喊丧，也最会喊丧。场子越大，他越精神，一排排奠客往前移动，罗长礼喊得又响又好，调动得纹丝不乱。这罗长礼就是杨百顺在世界上最大的偶像。
罗长礼的喊丧，扮演的不是做醋的自己，吴摩西的舞社火，也一样。丧礼虽然不是舞台，但是用自己的喊声调控全场，全场就无形成为他的舞台。吴摩西和罗长礼，都是需要另一个自己的人，他们享受自己的表演欲。
服饰、远方、气氛和舞台，都能催生表演欲，但最能催生一个人的表演欲的，想必是恋爱。在恋爱中，表演欲不仅是娱乐，它本身就是生产力。
看《围城》中，方鸿渐给苏小姐写那封撒谎的信，写到一半就停下来，怕玩笑开大了。但他一想到唐小姐会欣赏，会了解，这谎话要博她一笑，他又欣然写下去，写完后除了寄给苏小姐，又抄一遍寄给唐小姐，他理想中倒不是苏小姐在读它，而是唐小姐在读它。
那一个多月，方鸿渐文思泉涌，给唐小姐写了十几封信，每封信都要写到纸不尽书，虽然根据钱锺书复述的那些信，似乎写得乏善可陈——这点真不如我的朋友小Q。我朋友小Q当年谈恋爱的时候，写了两本书三个专栏，据她自己说，写每一篇文章，都想象对方在读，因为每天都想让对方欣赏自己的奇思妙想，所以产量奇高，谁也挡不住。后来她结婚了，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飞快地到了不忌惮在对方面前暴露最丑陋一面，这个时候她的表演欲彻底退潮，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了，专心带孩子去了。
方鸿渐后来对赵辛楣感慨，很多人等到结婚后，才觉得结婚的与谈恋爱的是两个人。但他紧接着又感慨：因此谈恋爱没啥意思。前半句很好，点明了表演欲的真相。后半句却又矫枉过正了。我们不能因为结果而否定过程。王小波那句名言怎么说来着？人仅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仅有此时此地也是不够的。表演欲就是让一个人变得不止一个人，让一辈子似乎变成了几辈子。
但我也遇到过完全没有表演欲的人。我伯母年轻时长得很漂亮，身体的协调性很好，就被挑到宣传队里，经常要上台表演。这是让人，尤其是让女孩子们很羡慕的事：被镁光灯追着，被掌声哄哄抬抬着，被鲜花华服簇拥着。但我伯母说起这个事，倒有个很特别的观点。
她说每次在台上跳舞，都羡慕台下摇着扇子的观众。自己在台上挥汗如雨，而他们则在台下悠闲地跷着腿打节拍，她就很想成为那些无名观众之中的一名。
第一次听到这个观点时，我简直大吃一惊。因为，同为女性，我觉得站到舞台中间是很能激发肾上腺素、多巴胺、荷尔蒙的事情，尽管挥汗如雨，但光线、音乐和观众的眼光成就了另一个她，那个时候她发出超出自己既往所有的光芒，一个人该淡泊到什么程度，才能对此无感呢？
但慢慢地，我通过伯母，了解到另一种人性的版本。在她这里，安稳比别人的赞美更实在，隐藏比暴露在聚光灯下更安全：在她这里，她害怕戏剧化，不需要，甚至避免“与别人不同”，她愿意舒适而平凡，不被看见，也不要幻觉带来的愉悦，以及危险。
她没有虚荣，由此可以少很多烦恼，但是，也许可以视为一种缺失。因为这份低欲，屏蔽了一份想象力。表演欲的驱动，带来的，其实不只是那一时刻的快乐，而是像“热刀片切冻猪油”一样，化开了舞台前后那些天的时光，在那段时间里，我们觉得自己光彩照人，对生活充满期待，我们暂时成就那个陌生的自己。我们由此得知，原来我可以这样，那么也许，我还可以那样。
表演欲也许未必能让我们生活得更好，但它，确让我们生活得更多。现在“诗与远方”似乎成为一个讽刺的词汇了，其实表演欲，岂不就是让我们用瞬间转移法，不动声色到达诗与远方么？作为凡夫俗子，既无害他人，又有益身心，演演也好。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