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公众的蒙医文化：一项关于公众理解医学的研究》，包红梅著，金城出版社2015年11月第一版，38.00元
江晓原：记得去年8月我们在这个专栏谈女性主义和科学史的后现代情缘时，我曾表示十分期盼看到中国学者原创的“二阶”研究案例，而这次我们要谈的书，正好具有这一性质。本书作者包红梅是蒙古族人，又受过科学哲学方面的专业训练，她来处理这一课题具有独特的优势。她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写成的这本著作，既可归入科学史的范畴（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也可归入科学哲学或科学社会学范畴，我还从中看到了文化人类学的色彩。这样含义丰富的博士论文，又是出自你的门下，真是可喜可贺。
在我们今天熟悉的学术话语中，本书所处理的知识，很自然地会被联系到所谓的“地方性知识”——事实上作者在“导论”的第一节开头就提到这个措词了。尽管我偶尔也使用这个措词，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让人不太舒服的措词。每次看到“地方性知识”这个措词，就会让我想起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念研究生时，当时所里研究人员明确的“国家队”意识：他们将自己到外地去出差说成“下去”，特别是喜欢将外地的科学史研究者称为“地方上的同志”——简直就和“地方性知识”异曲同工啊！一种高高在上、以我为中心的优越感跃然纸上。
与此类似地，在科学哲学或STS领域，以西方中心的眼光来看世界，情形也是高度“同构”的：起初在那些西方殖民者看来，今天的许多“地方性知识”根本就不能算“知识”，那只是野蛮人的某种巫术而已，充其量只有文化人类学的意义。后来西方人的傲慢有所收敛，有些人总算愿意承认那些知识也可以算知识了，在西方人构筑的知识殿堂中也允许那些知识叨陪末座了，于是恩赐一个身份——“地方性知识”。
蒙医心脉系统
刘 兵：你所说的对于“地方性知识”的看法，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实际上，对于何为“地方性知识”，人们的理解彼此并不完全一致。一般认为是人类学家吉尔兹首先在阐释人类学的派别时，强调了这一概念。但吉尔兹一开始并未严格地对之给出非常明确的定义，而只是将这一并不十分清晰的概念用于其对法律的人类学研究。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在起源上的界定不明确，以及对后续此概念在其他学术领域的扩展使用过程的不清楚，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虽然这个概念成为诸多领域中被使用频繁的重要概念，但人们对之的理解却并不一致（这又与库恩的“范式”概念后来被使用的情形颇有类似），甚至会有望文生义的“误解”。人类学家王铭铭曾指出，吉尔兹的书名的“原文叫 Local Knowledge , 翻译成中文变为《地方性知识》。'地方’这个词在中国有特殊含义，与西文的 local 实不对应”。例如，在中国台湾，就是将之译为“在地知识”的。
但无可否认的是，在常规的理解中，人们也经常是将“地方性知识”作为现代科学知识的对立面来看待的。不过，在科学哲学和科学人类学的研究中，一些学者明确地指出，其实那些在现代科学实验室中生产出来的知识，其本质上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如果不过于纠缠于字面上直观的印象，而仅仅是在已经约定俗成的用法中使用这一概念，我们完全可以不必将其作为在层次上与那些所谓的“普遍性知识”有高下之分的意义上来理解我们所说的“地方性知识”。
江晓原：这里我们遇到了语言的局限性，因为在考虑了你所说的因素之后，除了不得不沿用“地方性知识”之外，我们仍然没有办法找出一个理想的措词来表达这些知识。在长期形成的西方中心的语境中，难道人们能够接受这样的观念：万有引力只是英国的“地方性知识”，相对论只是德国的“地方性知识”，它们和蒙医这样的“地方性知识”没有“高下之分”吗？显然不能。所以“地方性知识”这个措词，我们只能将就着、凑合着用，感觉不舒服也没办法。
让我们回到包红梅的工作上来。我非常欣赏她的工作，这项工作有着多方面的意义。
首先，类似中医所面临的冲击，或者为中医合理性辩护的理由等等，都可以平移到蒙医问题上来；因此，反过来，对蒙医的考察和思考，也可能对中医问题有帮助或借鉴。比如，中医合理性的重要证据之一，是它的有效性——在西医到来之前，它卓有成效地呵护了中华民族的健康数千年。类似的，蒙医当然也长期呵护了蒙古民族的健康。
我记得你有一段时间曾让蒙医为你治病，你还服用过蒙医的药。在自己的健康问题上你既然能“以身试法”，足见你对蒙医是有相当信心的。能不能先结合你的自身经历，对此书中所记述和分析的蒙医，作一些评论？
刘 兵：关于地方性知识的名称问题，恐怕也只能是这样了。但可以补充一句：将近现代西方科学同样看作“地方性知识”，并将此认识普及，那不正是我们这些在研究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学者的任务吗？
现在在回到蒙医的话题。其实，包红梅的这项研究，还有一个特殊点，即她研究的主要对象，不是专业医生的蒙医，而是公众理解中的蒙医，而这两者之间还是有不少差异的。如果从你说的“中心”（以及连带地自然就有“边缘”）的意义上，这可以算是有些边缘的边缘的意味了。当然，这样类型的研究，无论对于“地方性知识”的研究，对于科学传播（这里的科学也许更应该加上引号以区别于作为非“地方性知识”的科学），对于公众理解科学（医学），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现在又确实不多见。
当然，这样的重要性，又是建筑在蒙医自身的价值之上的。我确实曾“以身试医”，虽然这种个人的经验不一定有那种现代西医所要求的“科学的”统计检验的意义，但注重将每一个人都当作一独特的个性化的对象，而不只是统计平均值的代表，这恰恰是像蒙医、中医等所谓“地方性知识”意义上的（也被另外一些可能引起你类似感想的称呼，如替代医学、民族医学等）医学有别于现代西医的突出特色。
除此之外，这里可以举一个让我印象很深的细节。人们通常会假设西医更加精确，但在我所体验的看蒙医、吃蒙药的经验中，蒙医会认为不同时间（比如早起、早餐前、早餐后、午餐前、午餐后、晚餐前、晚餐后、睡前）的人是处在以时间为变量的不同的状态，因而会在不同的时间吃不同的药（或不同的药的不同组合），而不是像通常我们吃西药一样，一天几次，一次几片，次次吃的都是一样的药。那么，这岂不是在另一种意义上的更加“精确”吗？
蒙医药具
江晓原：你所举的“精确”细节，其实进入“科学时代”之前的欧洲医学——让我们将它看成来自欧洲的地方性知识吧——也是这样的，这是“星占医学”中的一部分。例如，乔叟《坎特伯雷故事》中这样描述一个当时的医生：“全世界没有人敌得过他在医药、外科上的才能：他看好了时辰，在吉星高照的当儿为病人诊治，原来他的星象学是很有根底的。”要是认为乔叟只是小说家言难以信据，那我们再看帕拉塞尔苏斯，他可是那个时代欧洲炼金术和医学方面的大理论家，他在《批评书》中说：“医生有必要认识行星的星位、会合、升起等现象，有必要理解和知道所有的星座。如果他从外部了解了天父体内的这些内容，他随机就可以了解寓于人体之中的这些内容。……了解在哪里才可找到天人一致，找到健康、疾病，在哪里才能够找到初始、终结和死亡。”你看看，这和蒙医以及中医中的有关信念，显然不无异曲同工之妙啊。当然，这些玩意儿如今在西医理论中都被认为是“不科学”的，对此讳莫如深了。
再回到包红梅的工作上来，正如你刚才强调的，此书重点关注的，是“公众理解中的蒙医”，而不是专业意义上的蒙医，或者说不是关于蒙医的“内史”。恰恰是本书的这个特点，使得书中的有关论述，可以直接平移到目前有关中医的种种争议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比如本书第三章中所讨论的“赫依”“希拉乌苏”和“希拉”三个概念，蒙医用它们来描述或解释各种疾病的病因，这种解释方法在蒙古族公众中也耳熟能详。这和中医的描述和解释系统，比如寒热、阴阳之类，也是异曲同工的。但这一点却经常被指斥为“不科学”，因为在许多人心目中，只有和现代西方一致的才是“科学”的。
其实解释系统的合理与否，直接和我们采纳的“身体”图像有关，而关于人类的身体，不同的文明中有着截然不同的图像——我们6年前在这个专栏里谈过的《身体的语言》一书就是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2009年12月4日《文汇读书周报》）。从更功利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认为解释系统只是工具，能治病有疗效才是目的。如果能够达到治病的目的，为什么不可以反过来证明中医关于身体的图像和解释系统是合理的呢？
鹿皮和羊皮的药袋
刘 兵：就你所说的关于“身体”的问题，其实包红梅也做过相应的研究，即蒙医视野中的身体观问题。现在人们通常是假定有一个独立的、唯一的、客观的身体，而且现代西医对于身体的认识，就是对这个独立、唯一、客观的身体的认识。如果按照这样的前提，那些与现代西医不一致的身体认识，自然就被当成是错误的、有问题的、原始的，甚至愚昧的。
接下来，你提到了疗效的问题，认为疗效才是“硬道理”。其实，就此而言，也同样存在着争议呢。比如，现在标准的西医对疗效的认定，又是要求有基于双盲的、统计的等等一系列的认证方法，而那种个人化的、基于个人经验认可的疗效，则不被认为是可靠的、科学的。在这方面，用哲学的方式可以表示为：对于身体的认识，本是理论依赖的，而现实中各种不同的医学体系的存在，就对应着对身体的不同建构和认知；对于疗效等对理论认识的“检验”方式，在不同的理论系统中，也是不一样的。这几乎就像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说“真相只有一个”那样（在历史研究中这个问题就更突出了），这样的一元论在更基础的层面上，也只是各种哲学立场之一而已。
这样的工作的意义，显然不会只限于对蒙医的认识。当下种种关于中医的争论，以及近来像讨论中医立法而引发的更多的涉及当下作为主流、强势的西医与中医的种种差异冲突等话题，在本质上，和这里有关蒙医的讨论都是类似的，都涉及如何认识各种民族医学的问题。而在这些有严重分歧的立场和认识背后，最关键的，还是一个医学观、自然观的问题。站在多元论的哲学立场上，这些争议就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被消解掉。这才是这些对于地方性知识的案例研究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江晓原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刘兵为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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