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蒂斯的剪纸作品展向我们透露了艺术家晚年作品的重要性。这些剪纸是超越了野兽派、抽象主义、现代主义、材料、形式等任何一种归类的非凡实验，直驱艺术与生命的原始神秘核心。
文 | Ag
1941年，马蒂斯的肠癌手术让他无法再从轮椅上站起来，竹竿炭笔被丢弃在了一边，但这也成为了艺术家在创作上发生颠覆性变革的契机。在其生命中的最后15年中，马蒂斯拿起剪刀和彩纸，一开始似乎只是权宜之计、一种尝试，但这样的实验最后却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风格。
这些充满花朵与人形的剪纸作品通过书籍插图、彩色玻璃窗、瓷砖壁画、宗教法衣或其他纺织品的二次形式进入到不同实物空间，其展现方式本身即浓缩出马蒂斯融其一生的精神特质以及对绘画的探索思考。我们在这些既抽象又直白的形象中，看到了雕塑形式的注入，从早期绘画中升华的纯粹酒神精神的释放、不同物质媒介所赋予色彩空前的明度和亮度，更看到在轮廓塑造上对抽象/具象边界的博弈，同时，更是一个艺术家、一个男性终其一生却始终持留的孩童般的反叛，以及对大自然（自由）的最简单的向往。
Large Decoration with Masks, 1953
切割、组合、重新切贴、重组，剪纸拼贴画的制作过程，将体验、观察、创作、思考之间的循环流动定格在集中基本的形象上。这种的剪纸艺术出现在马蒂斯创作生涯的后期绝非偶然。西奥多·阿多诺曾说：“在艺术史上，许多艺术家的晚期作品总是带有颠覆性的剧变。他们用双手亲自将一辈子所惯用的形式打破，用撕裂它们的方式去创造一种破碎的风景。”。
The Snail, 1953
马蒂斯1953年创作的大尺寸《蜗牛》 （The Snail）可以说是其中最为抽象的作品。马蒂斯除了使用剪刀，甚至直接用手撕，将三组对比色纸片以螺旋状向外旋转扩散。在画了许多自然界的蜗牛后，马蒂斯忽然注意到一种景象，即蜗牛从壳中伸展出身体的瞬间，于是便有了这幅作品的灵感，而三组对比色的使用则传达了自然界最为全面而生动的色谱，所以他还给这幅作品起了另一个名字——《色彩构成》（ La Composition Chromatique）。
蜗牛的结构与巴什拉的贝壳或鸟巢相仿，哲学家试图将这样一系列形象确定为原初形象，从我们心中唤起原始性的形象。世界就是人的鸟巢。与鸟巢一样，贝壳唤起了诗人的梦想。“我们只是想要说明，一旦生命安顿下来，得到保护， 把自己覆盖和隐藏起来，想象力就感到自己好像就是居住在受保护空间里的生物。想象力体验着保护，这种保护体现在各种有细微差别的安全感中，从最物质性的贝壳一直到简单的表面拟态这种巧妙伪装。”马蒂斯的“蜗居”在色彩与形象的互弈下展现出一种包裹性中向外突破的生命冲动，“它是庇护所和惊奇的结合体，扩张家宅的欲望与好奇。”
在1949年创作的《舞者》（The Dancer）中，舞者几乎与摇曳的植物融为一种形态，她们跳进了1953年的《花束》（The Sheaf），簇拥在一起，彻底打破了对于形象边缘的界定与勾勒，物质的精神内涵通过色彩实验入注这些形象而流溢显现出来，写实的形象变得，并非不重要，而是成为了一个更变幻通融的盒子，给到直觉以安放的空间。
萨义德也在其著作《论晚期风格》中，将马蒂斯的剪纸作品评为艺术家晚期创作生涯中至高无上的例子之一： “后期作品展现了我们一生审美的努力，伦勃朗和马蒂斯，巴赫和瓦格纳……我想要探讨对这种晚期风格的体验，它包含了一种骚动的张力，最重要的是，它包含了一种蓄意的、非创造性的、反对性的创造性。”这些作品与具有与马蒂斯的剪纸同样的变革意义：贝多芬的《庄严弥撒》、让·热内的《爱与俘虏》和《屏风》、莫扎特的《女人心》、维斯康蒂的电影《豹》及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它们都以同一种简洁的力量展现了那些经历了变故的艺术家的人生最后阶段，使死亡径直进入到自己的作品之中的特点。
从马蒂斯那多彩、简洁、摆脱了形制的晚期剪纸拼贴作品中，我们看到疾病与死亡对艺术家的积极影响，但死亡并不沦为艺术家描摹痛苦的对象，其作用，反是让艺术家回到生的起点，打开了我之内与外的视界，综其一生的经历与探索，在更广阔自由的层面中看到正向其绽开的生命的本质。
Anfitrite, 1947
Icarus, 1946
Memory of Oceania,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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