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博物馆教育的三个转向——伦敦博物馆和美术馆教育概述
文/ 王婧思
“博物馆教育”对于一年前的我来说几乎是完全陌生的。去年九月我来伦敦学习博物馆和美术馆教育，专业课上老师讲到大英博物馆的启蒙展厅(Enlightenment)——这是今天的大英博物馆最早的雏形，为纪念大英博物馆成立250周年，在2003年作为常展正式向公众开放。这间展厅陈列着各种各样的物品，从自然的矿石、化石和标本到人工雕琢的艺术品，乍看觉得毫无头绪，然而沉浸其中才意识到，所有陈列品都承载着启蒙时期人们发现和认识世界的过程，包含最初的好奇与疑问，以及主动去探索和寻找答案的勇气与行动。
大英博物馆的启蒙展厅(Hall 1, The Enlightenment)
我们在课堂上边听边神游，仿佛重回19世纪。老师讲到兴起处，一挥手，说走吧，我们直接去参观，身临其境才更有体会。
学校离大英博物馆只有几百米。十分钟后，全班同学出现在展厅里，将神游进行到底。
来到正厅望着天光从玻璃屋顶倾泻下来的震撼我至今还记得，而如今我逐渐习惯从后门进入，每次都比上一回更觉得轻车熟路。在我心里，博物馆和美术馆也终于走下神坛，成为无聊空虚或想要寻找安慰时第一个想到的庇护所。来伦敦将近六个月，半年间我终于对自己的专业有所了解，虽然说不上有多深，但至少可以在别人问起“你们都学些什么”的时候给出一些回答。
下面谈一谈我眼中伦敦的博物馆教育现状和特点。不一定对，都是个人体会。
一，从“教”到“学” (From Teaching to Learning)
当代博物馆教育非常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施教者和受教者关系的转变。博物馆教育者越来越倾向于引导和激发参观者对博物馆或展览的兴趣，而非向观众灌输既有的知识。因此，人们在博物馆内的参观与其称之为“接受教育”，不如说是“主动学习”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非线性的，由自我引导，有很强的自主性而非集体性。这也是博物馆教育区别于普通学校课堂教育的一点。
大英博物馆的帕特农神庙展厅，带着语音导览器听讲解的小孩（语音导览也是特别常见的方式，几乎出现在每一个博物馆或美术馆里）
泰特现代美术馆，罗斯科的“红色”主题展厅
拿最常见的导览举例，不论大小，伦敦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很少见到专门的讲解员，但通常在门口会张贴常规的免费导览时间安排，观众可以自己选择是否以及何时参加。除此之外，每个展览或展厅内都会有工作人员或志愿者，人们如果有问题可以随时询问。
有一阵子我喜欢和美术馆的志愿者聊天，从展览或某一幅作品开始，到自己喜欢的艺术家，再到彼此的经历和背景，话题往往从最初的问题延伸出去，参观体验也因为这些对话而有了人情味。
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在一家画廊看哥伦比亚艺术家Oscar Murillo的新展，我理解无能，向坐在角落里的志愿者姑娘求救。她介绍了艺术家的背景，展厅里没有别人，我们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关于各自的专业兴趣包括家乡。她来自巴西，独自来到欧洲想要安身立业。最后她说，我和你一样，也刚来伦敦不久，也都在寻找自己的文化和身份定位。
哥伦比亚艺术家Oscar Murillo展览现场
Murillo生于哥伦比亚，在伦敦工作和生活。那个展览是关于南美洲传统文化在工业化社会的生存状态，包括移民艺术家所偏爱的对身份认同和传统的探讨，以及对西方话语权的批判。回想我们的对话，觉得有微妙的呼应。
除此之外，展品的陈列方式也在发生改变，从以时间为线索，到以主题为先，而这些改变和博物馆教育对个体本身对关注是相互对应的。启蒙时期以来确立的所谓正统、单一的规矩（传统的灌输式教育）被挑战和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后现代的多元化与很多种声音（参观者的兴趣和个人想法），每一种声音都有各自的价值。博物馆教育者也因此更倾向于一种“服务”的姿态，从自上而下的教导转为循循善诱的启迪。
二，社区融入 (Community Outreach)
相较于高知名度的大型博物馆，我更偏爱小型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因为它们往往建立在所处的地区基础上，和自己周围的社区结合十分紧密，展现的也是当地的文化和历史，大部分以图像和物品本身构成常展，给人很强烈的代入感和归属感。
深入到周边社区并与之结合，二者彼此互动，是博物馆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是其外部实践的出发点。伦敦的博物馆与社区合作已经很普遍，在东区尤其多。东伦敦是移民和难民聚集区，治安相对差，经济和文化水平也远不如西区。但相较于繁华商业的西区，这里的历史更加厚重，也更真实。
我在东伦敦Hackney Museum的教育团队做相关的志愿。整座博物馆的主题就是当地的移民融入和地区变迁历史，但丝毫不无聊，因为呈现的方式多样，以照片、实物和口述历史展现着不同代移民的故事，让人生出一股亲切感，仿佛故事的主人公是自己熟识的人，因此感同身受。
哈克尼美术馆(Hackney Museum)所在的街道
Hackney Museum（图片来自网络）
我所在教育项目是与当地的小学学校合作，根据对不同年龄段移民的经历采访，还原和设计他们当初搬迁时的行李箱，通过引导小学生就行李箱中的物品进行讨论，鼓励他们探索自己所生活地区的历史。每个行李箱旁边都有听筒，里面播放着采访的录音。拿起听筒，十几年前的八岁童声穿过嘈杂的背景音脆脆地传入耳朵，缓慢诉说着自己的家庭和几次三番搬离住所而不能带走所有玩具的苦恼。
他的行李箱里有当时的日记本，塑料士兵，纽扣，和一张模糊的全家合影——利用实物促进学习是博物馆教育的常见方法，而对于博物馆与社区合作的实践来说，双方都有受益。移民社区融入是一个比较明显和普遍的例子，对于其他社区来讲效果亦然。博物馆建立在当地文化的氛围之上，通过深入到周边的社区丰富自身的馆藏和展览主题；相应地，社区所蕴含的多样历史和传统被保存并展现，放眼于更大范围的城市，整座城市内的文化多样性因此得到了巩固，而人们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增强了对自身社区历史的了解，同时也拥有了身份寻求与自我认同的可能。
三，价值建构 (Social Values / Identity Construction)
当今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在不断走向公众。随之而来的必然变化，就是需要承担起更多的社会和文化责任。博物馆教育者的关注点，也就不仅限于美术史、考古或具体知识的传递上，而更倾向于对社会价值的传播与建构，或者提升参观者的个体认同感和幸福感。
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展览内容，包含更多所谓的人文关怀与社会反思。V&A儿童博物馆位于东伦敦，今年的一个大展是关于1860年到1970年的英国儿童移民(“On Their Own: Britain’s Child Migrants”)。彼时英国政府出台政策，将贫困家庭的小孩送往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前殖民地，打着让他们过上更好生活的旗号，实则大多数小孩往往被当地的农场或工厂当作劳工，很多时候也被迫与家里断绝联系。
整个展览是一部叙事也是一场反思。从历史背景开始，一路延伸至现实中的个案，每个故事旁边放有当年被广为传唱的歌曲，孩子们满怀希望地离开家乡踏上陌生的土地，对前面的遭遇一无所知，几十年后他们重归故土，有些人终于得以和在世的亲人团聚，有些人仍孑然一身。
展览入口的背景墙是当时的一幅黑白照片，四个孩子提着行李箱一字排开走在路上，笑得天真烂漫。
V&A儿童博物馆，“On Their Own”海报（图片来自网络）
英国独立报对此的评价是，“真实而令人心碎”。
值得一提的是在展览出口处，博物馆设计了一间空屋子，里面有沙发和椅子，叫Reflection Space，专门给人们用来回顾和思考。我在里面和一位阿姨聊起来，发现居然是校友而且她也曾住在我现在的宿舍楼。她说，我之前在想，让我们这些看似和这段历史无关的人参观这个展览有什么意义呢，但一路看下来才发现自己居然非常感动，可能因为我也为人父母，想到和子女分离就受不了，也因此能够感同身受，而在陌生地方居住的感受我想你也有体会。所以大概是能从中看到自己吧，毕竟人性总是超越历史的。
展览现场
Reflection Space内部
又好比前段时间在参与的一个小展览，迎合二月是英国的LGBT历史月，围绕性别和宗教展开，第一次把变性和宗教作为统一的话题纳入进文献到范畴。展览的受访人多数经历或决定改变性别（生理或心理认知上的）又有宗教信仰，他们的照片、个人物件和语录成为展品。开展当天主角们都来了，大家在仅有的一间展厅里说话聊天，微笑拥抱，像早就相识了一样。
Islington Museum，Twilight People展览现场（图片来自网络）
无论从馆藏、展览的内容和陈列方式，还是未来计划，博物馆和美术馆越来越包容不同的声音和关注“人”本身。这样的转变本身就意味着多元化价值的确立与普及，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从历史中观察当下，从一百种生活里寻找与之共鸣的契合点，从而得以认知和建构一个更佳完整的自我。
四，总结
如今博物馆的教育职能趋于中心地位，因此所做的实践多少都能和教育本身挂上联系。从承认和服务于个体，到深入到社区，还有对社会意义和价值的重视，这些是博物馆教育在当代已经完成、或是正在进行的转向。
当然更大的趋势在于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大众普及，犹如当代艺术和日常生活界限的模糊一样。Tate在确立名称时特意去掉了“the”以表自己的亲民态度，一楼的涡轮大厅不摆放任何艺术作品，成为平日里人们聚集和社交的场地。大英博物馆在1753年最初成立时仅供学者做研究，每天最多只放5人进去查阅资料，必须提前很久预约，还要由工作人员陪同；如今却包容着我们课堂上说走就走的任性，甚至成为避雨和抄近路的最佳选择。
站在英国国家美术馆(The National Gallery)门口眺望对面的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广场和美术馆紧紧相邻，室内与室外都成为人们参观和游览的公共空间
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此的博物馆和其他公共空间（比如广场、花园等等）又有什么区别？如今相关的讨论不在少数，而就个人而言，我一向以为馆藏和场馆本身，是博物馆和美术馆得以被区分的重要标志。大概也是所谓“馆”的必要性。人们可能依然满怀敬畏，但敬畏的对象不再是博物馆，而是对艺术、历史和自身的探索和欣赏。
就像国际博物馆协会主席Hans-Martin Hinz在去年一次讲话上说，全世界的博物馆和美术馆都肩负着一个根本的使命，就是寻找我们从哪儿来，以及人们在自然世界中的位置。我们从博物馆中看见历史的成功和失败，看见无数复杂的关系和变化，也看见人类存在的价值。而人们的目标就在于发现自己是谁，以及我们怎样更好地建立一个共同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Hooper-Greenhill, E. 2007. “Education, Postmodernity and the Museum”. S. Knell, S. MacLeod, and S. Watson. Museum Revolutions. London: Routledge.
2. Hooper-Greenhill, E. 2007. Museums and Education: Purpose, Pedagogy, Performance. London: Routledge.
3. Reeve, J. and Woollard, V. 2015. “Learning, Education, and Public Programs in Museums and Galleries”.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s of Museum Studies, volume 2 Museum Practice. New Jersey: Wiley Black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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