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到底是什么？战争为何总是重演？希特勒并不是空降到德意志的恶魔，并不是一头把无知羊群领向深渊的狼，他只是“我们”的人。“我们”拥有一个集体所有的智力上的怯懦和不诚实，我们本能地忽略或藐视任何东西，只要它会打搅“我们”的集体自满。是，“我们”正是第三帝国的缩影。
文 | 云也退 编辑 | Agnes
世界已经多少年没有爆发过全面战争了，和平似乎早已是常态，然而，迟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和平的定义还是“没有战争”，因为，像希特勒这样认定政治等于战争和备战的政治家，他们的幽灵似乎还在人间游走，随时要投胎转世；更早一些的经验也没有远去，在1914年7月之前，没有一位当时的战略家，能预见到欧洲即将血流成河。
我们的孩子享受着和平，而1914年7月以后的一千多个日子，德国的孩子们每天都在享受战争，那时，似乎战争才是理所当然的事。民族和民族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展开了一场伟大的、刺激的、荡气回肠的游戏，它带来的激动和情感满足，远远超过了任何一种和平所能供给的。
1914年，塞巴斯蒂安·哈夫纳还是一个甫入校门的7岁男童，迎头撞上了以战争为游戏的时尚，“它很单纯，它能激发了想象，引起行动，但是，它的煽动力还来自对内部不同声音的零容忍和残酷镇压。”任何不参加游戏的人，不仅非我族类，而且被视作一个可恶的“灭嗨王”。
德国的失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游戏忽然不好玩了，德国一向强大，但是二战时一触即溃的法国，在一战期间却拿出了充沛的战斗力，德军低估了法国人的坚韧；不过，德国全民，尤其是年轻人的游戏态度，却又为日后纳粹的世界观确立了基础。由于对前后两次大战都有过切身体会和思考，哈夫纳的行文常在娴熟的对比中娓娓推进，包括他本人和元首的对比：1918年，他11岁，希特勒29岁，“我和他，一个怒火中烧，汹汹然决定当一名政治家，另一个则怀疑起游戏规则是否有效，惊恐地预感到人生之祸福难测。”
之后就是魏玛，一场悲喜剧，一具伤痕累累的共和玉体。魏玛问世于一桩不道德的安排——凡尔赛体系，哈夫纳对此又有精到的分析：“魏玛共和国在其国家机关中从一开始就有一大批宪法的敌人！”两头都不讨好，结果就是“几乎没有一年不发生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暴动”，其中就含有1923年希特勒领导的未遂暴动，愤怒的狂人小试牛刀。
个人经验同历史事件密密地交织在一起，对于作家来说，也许是一件幸事。很多大事件都写入了历史：斯巴达克团起义，卡普暴动，1922年外交部长沃尔特·拉特瑙被刺，然后是次年的大通胀；有些事件则取自哈夫纳的个人记忆。他回忆道，通货膨胀期间，最倒霉的是老人和那些“不谙世故的人”，他们大批沦为乞丐，很多人自杀，相反，年轻人和一些反应快的人却一夜暴富。21岁的银行总经理在电视上亮相，从股市赚到大钱的中学生给他们的老朋友播讲致富经验。他戴着奥斯卡·王尔德式的领结，举办香槟派对，接济他那困惑的、只能靠老经验过活的父亲。
哈夫纳生于柏林，他自己的父亲也在通胀中损失惨重。然而，即便受益年轻人也没有支持魏玛，他们的愤世情绪高涨，谩骂1925年后上任的外交部长施泰莱斯曼，一位为德国打赢了不少外交战役的能吏，发泄生在凡尔赛时代的屈辱，渴望重拾游戏的喜悦。他们被希特勒吸引了过去，哈夫纳说，希特勒的纳粹党能够满足他们的欲望：首先是重温一战，其次，彻底点燃他们在通胀中膨胀起来的、无政府式洗劫一切的激情。
没等第二场“游戏”开始，哈夫纳就流亡海外去了，带着他的女朋友莎尔莉——一个犹太人。若不是她，也许哈夫纳未必能与他的同龄人拉开一大段认知上的差距。20岁刚出头时，他就有了一个很好的职业前景：他已是普鲁士最高法庭的一名助理，也即未来的法官，但在1932年的一天，一群褐色制服冲进他的办公地，把犹太裔的法官和律师一一揪出来殴打，放荡地哈哈大笑。哈夫纳看在眼里。
褐衣人转身向他：“你是雅利安人吗？”“我是。”他战战兢兢地回答，话一出口便后悔得无地自容：人生的第一场考验，就这么失败了。
哈夫纳的回忆录，差不多写到1933年为止，就写不下去了，其时欧战正酣，他说，这本书是“对失败的同胞的一种哀悼，也是对那些仍然心怀战意、愿意与纳粹一斗到底的人的一种警告。”“塞巴斯蒂安·哈夫纳”是笔名，“塞巴斯蒂安”指巴赫，“哈夫纳”则来自莫扎特的一部歌剧，除了为德国国内的亲属之安全起见，笔名也道出了他的耿耿于怀：一个出了巴赫和莫扎特的民族缘何变得嗜强好战？为什么，世界上最文明、最开化的一个民族，会在一群觊觎国家权柄的恶徒面前纳首称臣，而没有丝毫的抗拒呢？
能提出以上问题的人，自然是正直的。但哈夫纳身上更突出的特质，是他的聪明。他能保全自己最心爱的人，后来还与她成婚，生儿育女；他能早早洞察到一战以来德国人的病灶，将希特勒的崛起纳入到一根长长的事件链里看待；他在流亡生涯里实现了个人的华丽转型，从一个律政人员转变为媒体人。二战既是纳粹挑起的，战时寓居海外的德国人，待遇可想而知，哈夫纳却是例外，他在英国的自由主义周报《观察家报》里供职，深受著名报人大卫·阿斯特的赏识和栽培，到了战后，他又被派回联邦德国，在那里成为名动全欧的大记者。
哈夫纳很会写书。他的书有着记者和政论家的鲜明特色，议论清晰流畅，雄辩滔滔。他的代表作是出版于1978年的《解读希特勒》，赶上了希特勒研究回暖的吉时，一问世就畅销。书分七部分，着力探讨了希特勒的成就和成功，却没有像英国的历史学家戴维·欧文那样，用一种蓄意洗白的赞许态度。哈夫纳只是“认可”了希特勒达到的高度，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当年为什么如此多的人默认了纳粹犯下的罪行。
“他当然不是一位民主人士，但他是一个民众主义者：他的权力基础是群众，而不是精英；在一定程度上他是一位获得绝对权力的民众领袖。”人皆视希特勒为右翼：如此激进地标榜民族至上、叫嚣雅利安统治世界的首领，难道还不是右派？错了！哈夫纳说，希特勒位于墨索里尼和斯大林之间，而更靠近斯大林一点。
平时，我们口中的“法西斯”都是指着希特勒和纳粹说的，然而哈夫纳告诉我们，墨索里尼代表的才是“经典法西斯”，在意大利，国内有等级，独裁可以罢免，法西斯与传统上层阶级并为之服务，而在德国，这些都没有，希特勒完全是“人民领袖”，元首的核心集团，直接与泱泱人民对接。
“他的统治工具不是界限分明的等级阶层，而是一个相互没有协调的、只通过处于顶峰上的他个人集中在一起的群众组织的混乱聚集”，他靠强大的鼓动来驾驭他们——所有这些，更多的是“左”的，而不是“右”的特征。
哈夫纳还澄清了其他几个认知误区，例如，希特勒并不是终结了魏玛的人，魏玛在布吕宁上台时便已死了，希特勒只是从残局中脱颖而出；例如，也也不是什么空前绝后的天才统帅，他打败欧洲列强，主要是因为在美苏两国远离欧洲中心的情况下，维持凡尔赛体系的大国仅有英法两个，而两国各自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英国的姑息养奸，是从1925年起就开始的，1939—1940年的“奇怪战争”其实是绥靖的结束，至于法国，十几年来则一直受困于政策的混乱，先是恃强莽撞，受挫后就畏首畏尾。
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死于反纳粹斗争的马克·布洛赫，写了一部《奇怪的战败》来回忆1940年纳粹入侵时法军的大溃败，他说，法国军民惶惶了好久，意料之中的失败反而让他们感到解脱。哈夫纳的点评同布洛赫不谋而合：
“法国就像一只兔子呆视着一条巨蟒那样盯着希特勒德国；最后在其潜意识里，期待着这一不可避免的可怕结局的到来。'人们必须结束它’，这个1939年伴随法国人走上战场的口号，听起来几乎是在呼吁战败：快点结束吧！”
而受希特勒之害最深的，还是德国人自己。希特勒并没有消灭自己的人民，但是，他却毁掉了任何一种合法的德意志爱国主义的可能。在希特勒之后，德国人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提爱国；战后，联邦德国被纳入一个新的欧洲联合体的框架，但德国人无法伸张不管哪一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在哈夫纳逝世的1999年，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将近十年后，德国人才小心翼翼地从自我否定的习惯中爬了出来。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身在当时当局的人，并不知晓祸到临头。仅凭本能，哈夫纳觉得一个政党如此激烈地要杀灭一个种族，必然是疯狂之举，他在《解读希特勒》里，就判定不管在道德上还是战略上，屠犹都是希特勒犯下的最大错误之一，但是，在1933年，一些已经成为纳粹的人，还以为反犹是一种民族主义举动，甚或建设社会主义的必需，再或者是为了恢复一战前的局面。人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些人只是渴望回到1923年，再来一场大冒险，有些人还指望国家能就此仁善成风……如果有人指出，他们真正支持的乃是刑具，是政府批准的杀戮（这两样东西显然还不是恐怖行为的最高点），他们会真诚地惊愕不已。
那么，这些人民是无辜的吗？
哈夫纳有一个女儿，名叫萨拉，《解读希特勒》风靡一时之际，她私底下责备父亲，说他做了一件可耻的事：他在代德国人向世人道歉。年轻一代德国人，就像1920年代对凡尔赛体系忍气吞声的父辈、祖父辈一样，觉得谈论纳粹和二战是一件很伤自尊的事情：我们不仅战败，还要为此背负道德债务。
但哈夫纳已算是仁慈的了，《解读希特勒》只论希特勒的是非，与普通德国人无涉，总之，是元首背叛了德国人。在1978年，人们并不知道，有一份未完成的回忆录文稿被他压在了抽屉里，直到仙逝，才由他的儿子整理成书，定名《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在这本书里，读者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哈夫纳：他不再替德国人道歉了，更不替他们开脱——他控诉德国人。
他控诉他们迷恋战争游戏，他控诉他们鬼迷心窍，贪慕投机享乐，他控诉他们的不团结，却在强权面前一碰即倒，他控诉他们缺少同情弱者的本性，他控诉他们受到所谓“同志情谊”的蛊惑，去给纳粹卖命，他控诉纳粹摧毁了德意志精神，而德国人民几乎没有为阻止他们做出半点努力。
也许正是因为太过激愤，他才没有在战争时期发表这本意在鼓励抵抗的书；也许他转变了主意，想等待尘埃落定之后，率先加入到清算的第一线里。哈夫纳说过，书写希特勒和纳粹德国，再怎么说都是一件很恶心的事，然而，恶心不是因为暴君的行为多么阴暗，他的恶心感，源于他那受了重创的民族主义的骄傲。虽然曾远走他乡，但他内心非常保守，一向以身为德意志人为豪，而希特勒的出现和发迹，让他所有的激情，所有得自渊深的文化根基的精气神，都支离破碎，再也无法完整地拼合起来了。
希特勒并不是空降到德意志的恶魔，并不是一头把无知羊群领向深渊的狼。希特勒是“我们”的人。“我们”是谁？是大众，冷漠、无脑、不负责任的人。“我们”只有大众的情感，操着最低层次的文化语言，说着最没文化的人也能听懂的话，为了维护所谓的“同志情谊”，放弃了思考和讨论。“我们”谁都不敢逃离集体，因为一个躲开的动作就会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就好比信奉战争为王的希特勒，不允许波兰、比利时、卢森堡、荷兰、丹麦、法国、南斯拉夫、希腊等等不参加他的“游戏”，从而发兵逐个征服一样。
“当我们还是男孩的时候”，哈夫纳说，“也就是在'伟大战争’（指一战）期间，我们就有了纳粹性格……”纳粹特征的思想观念，其时尚未扎根人心，例如，“我们”根本无法设想一种要把犹太人斩草除根的政治主张，但是“我们”也因此而放松了戒备，因为从未把它当作一回事：反犹？算了吧，别开玩笑了。“我们”成了一个集合体，“我们”拥有一个集体所有的智力上的怯懦和不诚实，我们本能地忽略或藐视任何东西，只要它会打搅“我们”的集体自满。是，“我们”正是第三帝国的缩影。
不过，哈夫纳似乎太先知先觉了点。既然回忆录没有在第一时间发表，而是压到了2000年才面世，人们有理由怀疑，作者或他的子女是否有过增补。德国人是很较真的。但其实，哈夫纳早在1940年就出过另一本书，专门向德国以外的人介绍今日德国的来龙去脉，并且提出，要赶紧把它分裂成一些小邦小国，或可使它免于彻底葬送在纳粹之手。
在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从俾斯麦到希特勒》中，哈夫纳引用了一句维兰德的话，说明德国并没有法国那样的大一统民族国家情结：“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宣称……这种四分五裂的局面为我们带来的整体益处，远远凌驾于坏处之上。”巴赫、莫扎特、歌德、席勒，都是来自四分五裂时代的巨人，德意志民族统一是19世纪的事，且磕磕绊绊，并不顺利，最后，在贡献出希特勒这么一位空前的魔鬼之后，重又裂为两半。究竟是什么构成了德国人？能像哈夫纳那样，以清明的专栏笔法回答这一谜题的人，我不知道还有谁。
《解读希特勒》
（德）塞巴斯蒂安·哈夫纳 著
译林出版社 2016年1月出版
《从俾斯麦到希特勒》
（德）塞巴斯蒂安·哈夫纳 著
译林出版社 2016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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