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Paul Trevor
∨
礼物
诗丨米沃什
译 | 西川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aw Mi?osz）1911年6月30日生于立陶宛。波兰著名的诗人、作家和散文家，曾在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2004年8月14日上午，因患循环系统疾病在波兰克拉科夫的家中逝世，享年93岁。主要作品有：《被禁锢的头脑》（1950年）、《伊斯河谷》（1955）、《个人的义务》（1972）、《务尔罗的土地》（1977）。
《米沃什词典》是米沃什亲自经历与见证的20世纪。与他一起到过人间的天堂或地狱的人，几乎都已去了幽灵王国。本书是对那些灵魂的召唤，以文学这一永恒的纪念仪式，换取他们的片刻显形。
米沃什词典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著丨切斯瓦夫·米沃什
译丨西川/北塔
∨
他用词典这一相对客观、抽离、高度浓缩的形式，以平静、卓越的才智，将他的时代丰富层面的体验，浓缩为一个个充满高度智性和深沉情感的词条。那么米沃什又是如何以词条的形式写作家的呢?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就是米沃什笔下的两位作家。
∨
米沃什写阿尔贝·加缪
阿尔贝·加缪。他出版他的书《反抗者》时，我一直关注着巴黎人对他的所作所为。他像一个自由人那样写作。但后来的事情表明人们不允许他那样做，因为“反帝国主义”（即反美和拥护苏联）阵线有一种强制性。在萨特的《现代》杂志上进行的那场丑陋的讨伐中，发起攻击的主要是萨特和弗朗西斯·让松，很快西蒙娜·德·波伏瓦也加入进来。那是在1951年，正好也是我与华沙决裂的时候。针对加缪，萨特写道：“如果你既不喜欢共产主义，也不喜欢资本主义，我看你惟一可去的地方是———加拉帕戈斯群岛。”
加缪给我的礼物是他的友谊。他为伽利玛出版社工作。该出版社有他这样一位同盟者十分重要。加缪喜欢由让娜·赫什翻译成法文的我的《伊萨谷》的文稿。他告诉我，我的小说让他想起托尔斯泰有关其童年的写作。
我与伽利玛出版社的关系并不融洽。由于我获得了欧洲文学奖的缘故，他们出版了我的《对权力的攫取》，随后又出版了《被禁锢的头脑》，但后一本书从没上过书店的书架。我不无理由怀疑是负责图书发行的人出于政治原因联合抵制了这本书。他们根据加缪的推荐出版了我的《伊萨谷》，但据出版社财务处的人讲，这本书根本就没卖出去过，与此同时，有人从非洲给我捎来了一本该书的第四版。加缪死后，我在出版社就没了帮我说话的人。根据我与他们所签合同中规定的出版社优先选择权，我把赛迪尔翻译的我的《故土》交给他们。但是当时负责外国文学编辑室的狄俄尼斯·玛斯科洛，一个共产党员，把他交给了耶日·里索夫斯基（一位当时正住在巴黎的波兰共产党员），要他评估这份手稿，实际上是希望他把这份手稿枪毙掉。这就像19世纪沙皇的驻外使馆被要求评估那些政治流亡者。里索夫斯基写了一份奉承的书评。他们出版了这本书。此后，我决定不再和这家出版社打交道。
我记得同加缪的一次谈话。他说他是个无神论者，他问我，以我之见，要是他把孩子们送去领第一圣餐是否合适。当时我刚去巴塞尔拜访过卡尔·雅斯贝尔斯回来。我曾问雅斯贝尔斯我是否应将我的孩子们培养成天主教徒。雅斯贝尔斯回答说，他作为一名新教徒对天主教并无偏好，但必须根据孩子们的信仰培养他们，只要给孩子们接通圣经传统，以后他们会自己做出决定。我差不多以同样的说法回答的加缪。
米沃什写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
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教过一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课。人们多次问我为什么不写一本关于他的书，我总是回答，关于他，人们用各种语言已经写出了整整一座图书馆，而我又不是一个文学研究者，我至多是一个研究者的远房亲戚。不过，说实话，我不写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要写的话就得基于怀疑。但没有信任就写不成。在对欧美思想的影响力方面，其同辈人中除了尼采，无人能与这位伟大的作家比肩。无论是巴尔扎克，还是狄更斯，还是福楼拜，还是司汤达，现如今的名声都赶不上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尽人皆知。他所使用的小说形式，在他之前（或在他之后），没有人成功地使用过，只有乔治·桑曾经尝试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这种形式呈现了他对一种广阔现象的诊断，即对宗教信仰的侵蚀（the erosion of religious belief）。他从内心深处体验到这一点，并对它有一种彻底的理会。后来证明他的诊断是正确的。他预见到俄国知识人头脑中这种侵蚀的结果。正如卢那查尔斯基公开承认的那样，《被占有者》（通译为《群魔》）和《宗教大法官》的故事预言了俄国革命。
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先知，但也是一位危险的教师。巴赫金在其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的著作中提出一个假说，认为复调小说是俄国作家的发明。复调性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一个如此现代的作家：他听到了说话的声音，许多人说话的声音，在空气中相互争吵，表达着相反的意见———在文明的当下阶段，我们难道不是被这种混乱的吵闹声所包围吗？
不过，他的复调性有其限度。在其复调性背后隐藏着醉心于信念的人，即俄国千禧主义者和弥赛亚信仰者。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一个描写波兰人的场面，其愚鲁的讽刺不适合这部作品的严肃性。人们很难想出比这更不具复调性的场面了。对伊凡·卡拉马佐夫这个人物的处理产生了比复调性所能允许的强烈得多的情感效果。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些失言之处，这损害了他的伟大。为了维护他的伟大，有人将理论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作为作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区分开来。巴赫金的假设在这种努力上帮了大忙。然而实事求是地看，你可以说如果没有俄国弥赛亚信仰者和他对俄国的富于激情的关注，那就不会有国际性作家。不仅仅是他对俄国的关注给了他力量，他对俄国未来的恐惧也迫使他写作以发出警告。
他是一个基督徒吗？不清楚。也许他认为他会变成一个基督徒，因为在基督徒之外他看不到使俄罗斯获得拯救的可能。但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结论使我怀疑他所观察到的那种毁灭性的力量是否在他的心里形成了一个有效的砝码。纯洁青年阿辽沙带领着他那像童子军一样的十二个学生娃，这是否折射出基督教的俄罗斯有能力将自己从革命中拯救出来?这有点太甜蜜了，而且有点媚俗。
他甩脱了媚俗。他寻求有力的味道。世界文学中的罪人、反抗者、异常的人、疯子，首先栖身于他的小说。在他的小说中，似乎沉入罪孽和耻辱的深处是获得拯救的条件。但他创造了地下人，像斯维蒂盖罗夫和斯塔洛夫金。尽管他是他所有的人物，但有一种理解认为，有一个特殊的人物最接近他本人：伊凡·卡拉马佐夫。因此，列夫·舍斯托夫怀疑，不是他的正面人物佐西玛和阿辽沙，而是伊凡，表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信仰最终的无能。在我看来，舍斯托夫所论不错。那么伊凡表明了什么呢？ 他退还了造物主的“入场券”，是因为那孩子的一滴泪，然后又想起他自己编的宗教大法官的故事。其含义令我们得出结论：如果在基督的标志之下不能使人们获得幸福，那么你就得通过与魔鬼合作来使人们获得幸福。伯迪亚耶夫写到，伊凡的性格是“错误的过度敏感”，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也是如此。
在致冯维辛夫人的信中他写到，如果命令他在真理和基督之间做一个选择，他会选择基督。那些将会选择真理的人大概更值得尊敬，即使真理表面看来否定基督（正如西蒙娜·薇依所说）。至少他们不曾依赖他们的幻想，并且不曾以他们自己的形象来创造偶像。
有一个原因使我倾向于一个温和的判断：即列夫·舍斯托夫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为他的悲观哲学找到的灵感。对我来讲舍斯托夫极其重要。正是由于对他的阅读，约瑟夫·布罗茨基和我才得以在智识上相互理解。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