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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出版巨擘,藏书锦灰(上)

商务印书馆在中国印刷界的地位之高,完全不用我置喙。在我小的时候,当时流行一种小册子,名叫《世界之最》,里面所收的那些之最激发了我那幼小心灵无穷的好奇,自此之后,也落下了毛病,就是对有“之最”的事情特别敏感。而今马齿徒长,也逐渐开始怀疑那些“之最”的准确性,以至于对每个行业的“之最”都本能的有一种戒备性的疑问,然而,对于商务印书馆所创造的那一大堆“之最”,却不曾有着丝毫的怀疑之情。比如,我从小到大用过不知多少本《新华字典》,而这书正是商务印书馆的常胜不衰之品,到现在的发行量,早已超过4亿册,为此它绝对是世界发行最大的工具书。我在上高中的时候,终于买下了羡慕已久的《词源》,此书也是中国第一部大型古代汉语词典,而学习现代汉语必备的工具书——《现代汉语词典》,也同样是中国第一部规范型的现代汉语词典。

 

这座楼原本是商务印书馆虹口分部


除此之外,商务印书馆在印刷行业所创造的中国之最,那也同样是数之不尽,比如商务印书馆是第一个使用纸型印书的印刷企业,第一个使用珂罗版,第一个采用电镀铜板印刷技术,第一个使用铸字机,第一个使用胶版彩色印刷,等等等等。这样伟大的一家出版机构,那它的底蕴以及这无穷的创造力来源于哪里呢?除了本公司的那些英明领导,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他们有着丰富的藏书。商务印书馆藏书规模之大,质量之高,在它所处的时代,绝对是出版行业的巨擘。商务印刷馆在印刷行业所创造的辉煌,留待印刷史的专家去论述吧,我在这里只谈谈他们的藏书状况。

 

附近有高楼


商务印书馆虽然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在这个群体之中有一个灵魂人物,那就是张元济。此馆后来藏有大量的古籍善本,应该说跟张元济的偏好有一定的关系,海盐张氏被称为“浙西望族”,张元济的十一世祖,是明万历年间的举人张奇龄。这位张奇龄虽然是举人出身,但他曾主持过杭州的虎林书院,在此院培养出很多著名弟子,而张元济的十世祖张惟赤在清初时,将张奇龄的读书处“大白居”进行扩建,而后,这个藏书处被称为“涉园”,涉园成为海盐地区著名的藏书楼,直到张元济时代,他还在努力地收集已经散失了的涉园旧藏,即此可知,张元济从其十一世祖开始就有藏书的爱好,这样的基因自然传导给了他。

 


东方图书馆


清光绪二十三年,在朝中为官的张元济与工部主事夏偕复、内阁中书陈懋鼎等给皇帝上奏章,提出设立通艺学堂。在这个学校的建制上,就有图书馆这个项目,张元济为此还制定了图书馆的具体章程,本章程的第一条就是:“本馆专藏中外各种有用图书,凡在堂同学及在外同志均可随时入馆观览”,从这句话即可看出,在那个时代,张元济已经有了开办公共图书馆的概念。然而通艺学堂开办一年多之后,因为戊戌政变,此学堂被关闭,由此可知,张元济并没能实现自己开办公共图书馆的意愿,而他自己也因为参与维新事务而被革职。

 

颇有异域风情


同样在光绪二十三年,在上海的几位实业家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成立起了商务印书馆。几年之后,赋闲在家的张元济加入了这个印刷企业,在他的领导下,商务印书馆成为了中国最大、也是最著名的出版机构。没办法,在这里又用了两个“最”字。张元济最初是主持本馆的编译所,他在编译稿件时,因为手边没有相关的工具书和参观书,当然,那个时代也没有网络,更无百度,因此遇到一些疑问之时,无从确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每削稿,辄思有所检阅,苦无书。”因此他向董事会提议,要为本馆购买工具书及校勘底本,为此他创办了编译所的资料室,这个资料室就是后来著名的涵芬楼。

 


张元济像


涵芬楼的开办时间是清宣统元年,即公元1909年,当时此馆设在编译所的三楼。商务印书馆的总厂当时建设在上海的宝山路附近。到了1921年,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决定将公司所办的公益基金拿出一部分为建设公共图书馆,董事会同时决定成立公共图书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张元济、高梦旦、王云五组成,同时,先从公益基金中提取10万元,在总部马路对面购买一块土地,建起了一栋五层的钢筋混凝土大楼。楼建成之后,将涵芬楼所收之书移入此楼,同时将此楼起名为东方图书馆。

 

找到了这个铭牌


关于东方图书馆的来由,张元济在当时写过一篇《缘起》,第一段为:“光绪戊戌政变,余被谪南旋,侨寓沪渎,主南洋公学译书院,得识夏君粹方于商务印书馆。继以院费短绌,无可展布,即舍去。夏君招余入馆任编译,余与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夏君诺之。时归安陆氏皕宋楼藏书谋鬻于人。一日夏君以其钞目示余,且言欲市其书。资编译诸君考证,兼以植公司图书馆之基,余甚韪之。公司是时资金才数十万元,夏君慨然许以八万,事虽未成,亦可见其愿力雄伟矣。”

 


夏粹方


张元济在此讲述了他加入商务印书馆的原因,他说自己因为戊戌政变而被撤职,于是他返回了南方,住在上海。他先在南洋公学译书院工作,而后他结识了商务印书馆的夏粹方。那时正赶上译书院经费短缺,张元济的所有设想都难以实现,于是他就离开了译书院,而夏粹方则把他请入了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张元济在进此馆时就跟夏粹方约定,他进入商务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想在中国教育方面做出贡献。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他进入商务并不只是为了经济利益,更多的原因,张元济是想来此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他的这种想法竟然得到了夏粹方的首肯。

 

这一带可能是商务印书馆的总务部旧址


此后不久,陆心源的后人欲将皕宋楼之书出让,出让的原因我曾在《皕宋楼》一文中详细谈到了,于此就不再赘述。皕宋楼售书目录被夏粹方得到后,他拿给张元济看。夏说,想让商务印书馆买下这批书,以此来作为编译所的出版参考书。夏认为,只有广泛地搜集善本,有一天才能建立起公司所属的图书馆。夏粹方的这个想法跟张元济不谋而合,于是这件事得到了张的激赏。那个时候,商务印书馆的自有资金才有几十万元,但夏粹方却答应可以将股本拿出8万元来购买皕宋楼之书,然而那时皕宋楼后人陆树藩的要价远高于此数,最终被日本人买去。

 


从侧面回望商务旧馆


虽然这批重要之藏未曾买成,但张元济却为此尽了自己的努力,他得知夏粹方有买下这批书的意愿,张元济专门找到了陆树藩商谈细节。但那时陆为了还所欠巨债,虽然他开出的价格已经低于给日本人的售价,但张元济还是拿不出那么多钱。面对这种局面,张元济就劝清朝的管学大臣荣庆拨公款买下这批书,因为那时朝廷正在筹建京师图书馆,若将这批书买下,就可大大提高京师图书馆的收藏质量。然而荣庆却对此不予理睬,张元济没办法,只好通过商务印书馆继续筹款,最终筹得了陆树藩所提出的最低售价10万元。当张元济准备付款买书之时,陆已经将那批书以10万零8千元卖给了日本的静嘉堂文库。

 

商务印书馆影印《李群玉诗集》四部备要本牌记


这件事对张元济甚至是商务印书馆的股东们,都有较大的刺激,他们已经拿出了很大的股本金都未曾将这批书买下来,但即此可以看出,当年商务印书馆的股东们是何等的有眼光。虽然没有买成这批重要的专藏,但他们开始广收国内藏家的整份收藏:“自是会稽徐氏熔经铸史斋、长洲蒋氏秦汉十印斋、太仓顾氏謏闻斋、藏书先后散出,余均收得,辟涵芬楼以藏之。未几,宗室盛氏意园、丰顺丁氏持静斋、江阴缪氏艺风堂藏书亦散,余又各得数十百种,虽未可谓集大成,而图书馆之规模略具矣。十余年来,搜救未辍。每至京师,必捆载而归,贾人持书叩门求售,苟未有者,辄留之。即方志一门,已有二千一百余种,虽多遗阙,要为巨观。”

 

商务印书馆影印《李群玉诗集》四部备要本卷首


这么多重要藏家的专藏都汇入了商务印书馆,于是他们建起了涵芬楼。此后,盛昱、丁日昌、缪荃孙等重要藏家的旧藏,出现在了市场上,张元济又从中选出了许多善本,归入了涵芬楼。这些年来,他不停地在购买善本,除了在上海收购之外,张元济每到北京,必会买下一大批书运回上海。他每天下午5点,专门拿出时间来接待前来送书的旧书店从业人员,从中选购所需之本。因其家学,张元济对目录版本鉴定十分在行,因此他选购之书,价钱合理,还能得到很好的善本,但若遇到难得一见的珍本,他同样也敢花大价钱将其买下。

 

商务印书馆影印四部丛刊本《春秋公羊经传解沽》


1921年中期,胡适在商务印书馆考察,他曾参观过涵芬楼所藏的善本,胡适在719日的日记中,对涵芬楼有这样的评价:“善本书颇不少,不能细看,今天见的有一部黄荛圃藏的宋本《前汉书》二十册,价二千元。其实二千元买一部无用的古董书,真是奢侈。”这一句话就表明,胡适对书更关注的是实用,而非版本价值。他认为涵芬楼花二千元买下宋刻本的《前汉书》是无用处的古董,这确实是他的外行。黄丕烈所藏的宋本,不止是在上世纪的二十年代,即使到了今天,将当年涵芬楼所花的二千元增加一万倍,也不可能买下这部黄丕烈所藏的宋本《前汉书》,即此可知,张元济的眼光放在近一百年后的今天,也完全不过时。

 

商务印书馆影印《唐李推官披沙集》四部丛刊本卷首


那个阶段,张元济通过在京的大藏书家傅增湘,也买得了众多的善本。他们两人多年来长期通信,所谈全是买书、印书以及讨论目录版本之学,这些通信被商务印书馆于1983年点校出版,书名为《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二十年前,我买到了这部书,读来大呼过瘾,有很多书界的往事我都是通过他们的书信而了解到者。这样连续运作了十几年,令涵芬楼所藏蔚为壮观,但张元济的眼光并不仅限于中文古籍:“日本欧美名家撰述暨岁出新书,积年藏弆,数亦非鲜。同人踵夏君之志,岁输赢金若干”,将这些古今中外的珍本、善本收集到一定的规模,经董事会决定,商务印书馆另起一楼,专门用来藏书:“购地设馆,今且观成,命名东方图书馆。因检取中外典籍堪供参考者,凡二十余万册,储之馆中,以供众览。”

 

重印四部丛刊内页


东方图书馆占地2600多平米,为五层大楼,两年之后正赶上商务印书馆成立3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经张元济提议,商务董事会决定对社会公众开放,以此来实现启迪民智的初衷。但那个时候,其实真正的善本书,也是只有相关的专家可以看到,因为善本特藏部分放在了东方图书馆的三楼,仍然用涵芬楼的名义,因此,东方图书馆只是对公众开放的社会公益图书馆。

 

河南中路和福州路的交口


其实不仅是这些,为了能够普及书香文化,从1928年夏天开始,东方图书馆开始举办图书馆学讲习所,当时招收了200多名学员。经过学习,毕业之后,其中的一部分人被派往商务印书馆各地所建办事处,还有一些人没有商务印书馆工作,而是到了国内各大学及图书馆去从事目录版本的鉴定与编撰,成为了那些馆的业务骨干。在此之前的1922年到1944年之间,张元济还委派黄警顽和张敏逊两人,将东方图书馆所藏之书运到苏南和浙北,以及宁绍地区的小市镇,进行公开展览,以此将书香尽量地传播到民间。张元济在进入商务印书馆之前,就跟夏粹方有过约定,他进入商务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教育来启迪民智。虽然商务印书馆是一个综合性的图书公司,但张元济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依然不忘自己的理想和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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