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苏州地区的藏书风气最盛，基本上就是中国的藏书中心，当时出现了上百位著名的藏书家，其中有四位成就最高且名气最大者，那就是被称为“藏书四友”的黄丕烈、周锡瓒、袁廷梼和顾之逵。然而，这藏书四大家所藏的精品，最终全部汇到了一个人的手中，这个人就是汪士钟。
汪士钟藏书印
我的这个说法并不夸张，同样是苏州的大藏书家潘祖荫在给《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的跋语中写道：“吾郡藏书家，自康雍之间碧凤坊顾氏、赐书楼蒋氏后，嘉庆时以黄荛圃百宋一廛、周锡瓒香严书屋、袁寿阶五砚楼、顾抱冲小读书堆为最，所谓四藏书家也。后尽归汪阆源观察士钟。”潘祖荫比我说的还要绝对，他用了“尽归”二字，意思是说这四大家的藏书不论普善，全部都到了艺芸书舍。
《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书牌
这四大家的藏书到了艺芸书舍之后，会是怎样的一个结果呢？我讲出一些数据，您就理解了。汪士钟藏有宋版319种、元版154种，我在这里用“种”，而为什么不用“部”呢？因为有的书他有副本，他的这个成就是否前无古人，我不好说，因为在宋代，那每一本书，最次也是宋版，用宋人的眼光来看汪士钟，那当然什么也不算。但到了清代，这个成就就变得了不得，于是郑伟章先生评价说：“黄氏藏宋本近二百部，颜藏书处为百宋一廛，陆心源藏二百部，颜藏书处为皕宋楼。汪氏达三百余部，可谓为有清之冠，‘海内未能或之先’非虚誉。”郑先生在这里下了个断语，他说艺芸书舍所藏的宋版为“有清之冠”，在汪士钟之后，直到今天，再没有人打破他所创造的这个记录。因此说，汪士钟是清代第一大藏书家，这句断语应该没有问题。
《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卷首
汪士钟哪里来的这么大势力，能把藏书四大家的藏品全部囊括？这源于他父亲的经商所得。汪士钟的父亲汪文琛在康熙年间从徽州迁来苏州，在城西阊门买下店铺，在此经营棉布生意，他给自己的商店起名为“益美”。那个时候仅在阊门一代的布店就有百十余家，而汪文琛是新开的店，既无名气，也无固定客户，生意肯定好不了，但是汪文琛很有经济头脑，他想出了一个妙招。
艺芸书舍影刻宋本《仪礼》单疏本
许仲元《三异笔谈》中记载：“新安汪氏设益美字号于吴阊，巧为居奇，密嘱衣工。有以本号机头缴者，给银二分。缝人贪得小利，遂群誉布美，用者竞市，计一年棉布约以百万匹，论匹赢得百文，如派机头多二万两，而增息二十万贯矣。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
《仪礼疏》卷首
这段记载很有趣，因为卖布者打交道最多的就是裁缝，汪文琛就秘密的跟苏州的很多裁缝商谈，跟他们说，只要拿来布匹上益美的商标，拿来一个他就给二分银子。按理说，这个价钱并不大，但是架不住数量多，而数量多的方式不是他所能决定的，恰恰是这些裁缝们有办法。这些裁缝为了多得赏金，于是就跟来做衣服的客户们大赞益美布料质量佳、花色好，这就迅速使得益美的布料名气很快在苏州地区传播开来，一年之内，他就卖了上百万匹。
《仪礼疏》汪士钟序言
虽然他回收自己的商标就花了2万多两银子，但同样，他的销售量变得十分巨大，十年时间内，他就成了当地最大的布料商。这种方式真是绝妙，他让这些裁缝们做他的广告宣传员，这等于是行家的推举，就有如今天某个大名星代言化妆品，说她用了之后年轻了十岁，那种效果远比满大街的广告轰炸要好的多。
说来说去，做生意的是汪士钟的父亲而不是他本人，那他本人是否对卖布有兴趣呢？我却查到了两个相反的史料，有人说他继承父业，把益美布店开得更加出色，也有人说他因为喜欢文献，没心思做生意，究竟实况如何，我也难知其详。
汪士钟故居今日面貌
我关心的是，汪士钟只是有钱任性，还是真的对版本有讲究。顾千里先生有这样的评价：“汪君阆源藏书甚富，……宿具神解，凡于有板以来官私刊刻，支流派别，心开目了，遇则能名。而又嗜好所至，专一在兹。仰取俯拾，兼收并蓄，挥斥多金，曾靡厌倦，以故郡中传流有名秘籍，搜求略遍。远地闻风挟册趋门，朝夕相继。如是累稔，遂获目中所列宋若干种，元若干种，既精且博，希有大观。海内好古敏求之士，未能或之先也。”
汪士钟故居的另一侧
顾千里是眼光如炬的校勘大家，对版本绝对的内行，他能说汪士钟对版本很有眼光，即使减掉一些夸奖的成份，也足可以说明，汪士钟买书并不是胡乱花钱，他确实有自己的判断力。关于这一点，黄丕烈也有同样的评价：“阆源观察英年力学，读其尊甫都转厚斋先生所藏四部之书，以为犹是寻常习见之本，必广搜宋元旧刻以及四库未经采辑者。于是，厚价收书，不一二年，藏弆日富，犹恐见闻未逮，日从事于诸家簿录，讨其源流，究其同异，俾古书面目毕罗于胸。”
资料记载，这个号牌就是汪士钟故居
其实，汪士钟对黄丕烈的贡献更大，就名气而言，清代的藏书家在今人眼中，应该没有超过黄丕烈者。客观地来说，黄丕烈就是位爱书人，他在事业上，没有打下一片天地；在工作上，也未曾做到当朝一品；在学术贡献上，更没有成为某个学科的开山鼻祖，然而他在藏书界，或者叫古文献界的名气，却超过了所有的人，这其中的原因虽然有很多种，但最为最要者，是他给古书所写的跋语。在黄丕烈之前，书跋基本上是学术考证及其勘误或者备案，或者叫校勘记，虽然在他之前的钱遵王也会把一些得书过程写入书跋中，但将此推而广之的应用起来者，却是黄丕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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