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几份资料上，都看到文中将龙兴讲寺誉之为“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学院”，也有的文章称此寺为“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佛学院”。究竟这个之最是否能够成立，这一点很难以找到确切的依据。我也不知道当地是否给这个龙兴讲寺申报过吉尼斯纪录，不管怎样，至少说明它历史悠久。有的资料上讲的更为具体，称此寺兴建于唐贞观三年，即公元629年，而已知最早的书院，则为唐玄宗开元六年所建的丽正书院。开元六年，已是公元718年，这要比龙兴讲寺晚了90年，而宋代的四大书院中，最有名的岳麓书院则建于宋开宝八年，即公元973年，这要比龙兴讲寺晚建了345年。这种比较方式倒是很有想象力，是否合适，则是另外一个话题。
为什么唐太宗刚继位两年，就要跑到这么远的南方来建这么一座寺院？关于这一点，我没找到原始资料出处。龙兴讲寺处在湖南怀化市沅陵县境内，这里距西安有很长的一段路。李世民刚夺得皇位，就派手下最得力的干将尉迟恭去监建这么个寺庙，以八卦家的眼光来看，必然有个惊天的阴谋埋在里面。政治家肯定不这么看，他们认为怀化这一大片区域，在李世民眼中，是“判服无常”的群蛮，用武力征讨虽然管用，但难以达到心服，要想让这一带长治久安，就必须实行教化，所以要建这么一座讲寺，来培养人们的信仰。
这座寺不称为寺庙，而专称为讲寺，就说明：建寺之初，此寺就是培养高僧的地方。因此说，讲寺应当称为今天的佛学院，由此寺培养出来的僧人就可以到各地去做寺庙主持。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人才将龙兴讲寺称为“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佛学院”，而“龙兴”二字，据说也是唐太宗所赐。起这样一个名称，有人将其解释为：预示着帝王事业的兴起。
我在湖南的寻访，因为正赶上雨季，因此那一程走的颇为艰辛，但想到龙兴讲寺的重要性，还是冒雨来到了沅陵。第二天的运气还算不错，经过了一夜的雨，第二天的晴空很是透亮。打的前往龙兴讲寺，隔了条河远远地望见一片红色的古建筑，那就是我要寻访的龙兴讲寺。这座寺庙当然是佛寺，但我总有着来到道观的感觉。寺院的山门上绘着两条龙，而左右两边的建筑又分别是黔王宫和火神庙。从山门外一路向内走，总体上的感觉是建筑越来越精致，但一路走下去，又渐渐感觉到了古代书院的氛围。
此寺最精美的建筑就是那座大雄宝殿。从外观看，这个大殿是典型的唐宋时期的建筑风格，尤其大殿里面的木结构，按照旁边的介绍牌上所说，这个大殿虽然经过了明清时期的多次维修，但整体上还是唐宋时期的遗存。介绍牌上还说，1986年，国家文物局派专员对这个大殿的木柱标本进行了碳14的测定，检测的结果：这里的木柱距今已有745年，而大殿里的莲花状石础，则是唐代所建。看来，此寺真的历史悠久，正因如此，这座大殿被称为“古代建筑的活标本”。
大雄宝殿里面有个匾额，匾额上写着“眼前佛国”，此匾的落款儿是董其昌。当年董其昌前往云南时，路过此寺，此时正赶上他害眼病，而龙兴寺里的僧人替他治好了病，于是他就写下了这么个匾额赠送给此寺。为什么写这么几个字，以我的猜测，他得了眼病，肯定看什么都不清楚，而僧人给他治好了病，他一睁眼，看到这么一座宏伟的寺庙，于是就写下这四个字来表示自己的惊艳。当然，用佛教专家的眼光看，我的这个解释太低俗了。不管怎么样吧，董其昌在他的那个时代，就是一流的大书法家，能在这里留下墨宝，当然是有意义的事。直到今天，有些人来此寺不是为了拜佛，也不是为了欣赏古代的建筑，只是为了来此目睹董其昌的这幅墨宝。
而我来此寺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以上的三样都不是，因为我是来看这个书院后面的另一进建筑——虎溪书院。不知什么原因，这个完全跟佛教无关的书院，却与佛寺同处于一个院落，但这个书院建筑的历史，却要比前院的龙兴讲寺晚许多。明正德六年，这一年是公元1511年，王阳明来到了沅陵，在此之前，他一直在贵州的龙场，而今他前往卢陵县去任知县。也有的文献上说：他路过本地，是在回京的路上。在此之前，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后，在当地讲学，这个名声传到了湖南，而沅陵当地有位叫唐愈贤的人把王阳明接到了虎溪白云轩，他请王阳明在此给大家讲自己的思想，于是王在此住了一个多月，来传授自己的“致良知”。
这段时间，王阳明在虎溪过的很是愉快，他当时还写了一首诗来记录他在沅陵的心境，诗的名字就叫“辰州虎溪龙兴寺”。我将此诗抄录如下：“杖藜一过虎溪头，何处僧房问惠休。云起峰间沉阁影，林疏地底见江流。烟花日暖犹含雨，鸥鹭春闲自满洲。好景同游不同赏，诗篇还为故人留。”后来，王阳明所创造的心学传遍国内，当年他讲学的地方都成了名人遗迹，他在沅陵讲过学的这段事儿，自然也就成为了当地学人的骄傲。《沅陵县志》上也有这样的记载：“明王阳明先生自龙场谪归，道过辰州，喜郡人朴茂，留虎溪讲学，久之乃去。”到了明隆庆年间，当地郡守徐廷绶就在王阳明讲学的地方增建了一些讲堂和学舍，以在此处开始讲学。到了明崇祯年间，当地的父母官樊良枢又将此处更名为“阳明书院”。到了清雍正十一年，知县赵念曾又将其改名为“虎溪书院”，这个名称一直用到了今天。
而今我看到的虎溪书院，全部都是近些年翻盖者，但介绍牌上写明：这里的确是虎溪书院原址。进入此院，所见第一眼是一座牌坊，上面写着“青云直上”。牌坊的旁边有一座王阳明半坐半卧的石像。而今的虎溪书院可能是因为少有人来，其中一半的建筑都已荒废在那里，而另一半则作为了展厅。展厅里陈列的是新发现的一座元代墓葬，此墓并不发现于这个院落，而是1985年在城关镇的双桥村所发现者。该墓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有两大发现：一者是元代的商品包装纸。这种纸上印有广告，据说这是中国至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广告原物；二者则是元代的纸币——至元通行宝钞。这些纸币总计发现了五个面额，其中的叁拾文面值的一张，是国内唯一的一件。可惜，这些珍贵文物我在展览中都未看见原物。
当年的虎溪书院还有专门纪念王阳明的王文成公祠，此祠我在院落中未曾找到。在书院的整个参观过程中，我未曾遇到游客，更没有见到工作人员，于是走回龙兴讲寺，去向那里的唯一一位女工作人员请教王阳明祠在哪里。她告诉我，不知道。我又问她，寺院的藏经阁在哪里？她说，没有。
清雍正年间的学人费应泰，曾经在虎溪书院做过主讲。费曾经写过一首“初入虎溪书院谒王文成公祠”，仅凭此诗的题目，就说明：在清雍正年间，虎溪书院还有王阳明祠。该诗的前几句是：“有明三百年，阐道盛耆宿。从祠四先生，人犹未咸服。文成昔谪官，讲学此林麓。揭出致良知，三字堪三复。前有薛文清，理学振颓俗。”从该诗中，可以知道：祠堂里除了祭典王阳明，同时也祭典着明代理学名臣——薛蒙。而此诗中，最后两句是这样写的：“此乡有藏书，荒远不可读。聊为一瓣香，百世师芳躅。”就此点出了此院有藏书的情况。
从历史上说，龙兴讲寺建寺不久就有藏书。此寺在历史上一直流传三件传世之宝，这三件珍宝中，其中之一就是唐代女皇武则天赐给该寺的佛经。这些经具体是什么名称，我没有看到具体的资料，因为文献上只说“赐赠给龙兴讲寺的全套佛教经书一车”。唐代的一车能拉多少经书，我没有概念，这里说有一车，可能是数量不小的意思，可见这里藏经的历史真够久远。虎溪书院的藏书历史，我查到的最早资料是：清乾隆三年，何璘给此院捐的数百卷书。
而咸丰年间，刘位坦的捐书则更为有名。因为刘是位藏书家，他在咸丰元年，由御史出任为湖南辰州知府。在这个任上，他从自己的藏书中选了一些对教学有用的书，捐给了虎溪书院。刘位坦捐书的时间在资料上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咸丰十年，也有的说是咸丰十二年，但我觉得这两个时间似乎都不很确切。因为到了咸丰八年，刘位坦就已经回京养病了，不太可能再回原任上去捐书。这位刘位坦最有名的藏书故事，当然就是《红楼梦》的甲辰本。他得到的这个抄本，后来归了胡适，又经胡适的考证，直到今天，还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
刘位坦的女婿黄彭年，也是位藏书家。黄藏书中，最著名的一部，则是经清初宋荦和翁方纲所递藏的宋刻本《施顾注苏诗》。此书的故事被人讲过无数遍，我也就不再啰嗦。黄彭年是在咸丰八年从叶名澧手中买到了该书，几经递传，此书中的一册而今藏在了寒斋，这也算是我跟刘位坦的间接因缘。
虎溪书院跟藏书家的关系不只是因为刘位坦，另一位大藏书家李明墀也曾任过辰州知府，他对虎溪书院的贡献更重要者，是在此除了捐款，还增建了课程，他为虎溪书院的课程建设做出了贡献。晚清民国的大藏书家李盛铎，其藏书水准绝数一流，为此他的“木犀轩”广为人知。其实“木犀轩”这个堂号并非李盛铎所创者，“木犀轩”实为李明墀的堂号，而李盛铎是李明墀的儿子，后来李盛铎继承了父亲的藏书，同时也继承了这个堂号。
虎溪书院面积不大，历史也并不悠久，然而他却跟这么多的藏书历史联系在一起，细想起来，这应当有着难以探寻的因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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