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我们才能成为“一群没有特权意识的独特人类”。简言之，“人文主义”是一切以人至上，而“后人文主义”则要求人主动放弃自己的至尊地位，它加重显示的是义务和行动的概念：信守诺言，履行义务，投入行动，认知界限。它告诉我们，如今的社会与自然是分离的，人活着，但不知根在何处，为此我们需要行动起来，重新“植根”。 Roots established——“植根”，是斯奈德另一个反复重申的概念，它的精神，可以在那些尚存的少数民族身上看到，像《阿凡达》、《霍比特人》之类的电影，已经很多次展示过自然中的人类（土著人）共同体是个什么样子了，哪怕只是幻想之物。不过斯奈德不是要每个人都亲身回到有形的荒野。读他的书，你一定会注意到此人语言学修养深厚，他认为沉思语言就是一种“植根”，因为一个词的语源最为接近它所由之的客观事物。 《山河无尽》里，他写到过英语“blue”“flame”“sky”的词源，《禅定荒野》里信手拈来“cultivation”的词源——“till”（耕种）和“wheel about”（轮转）之意，“大致指远离自然过程的一种活动”。语言是这么一种东西，它同样“深植于自然，但它们的枝枝叶叶却遍布全世界。” 如此一来，自然与人类文化就不是对立，而是一体的了……且慢，这个观点不也是老生常谈么？所谓“万物有灵”，“天人合一”，不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这些概念同样太正确，正确得贫乏，正确得词穷，正确得空洞。加里·斯奈德的书里没有便宜的正确，他要的是《禅定荒野》（The Practice of The Wild）书名中的Practice——实践。通过禅修经验，他得以把行动坐卧、饮食起居的每一时刻都变成了“实践”，或“工作”（work），而爱德华·阿贝当初就没能理解禅修的这一层意思，以为那纯属唬人。《禅定荒野》是在阿贝去世（1989年）一年后出版的，在书中，斯奈德展示了他富有禅意的自然观，特别是，他像一个高明的坐禅者那样胸有丘壑，能把静态的知识写出波澜起伏的动感： “我们如同小孩一样通过步行和想象来了解一个地方，了解如何构思空间关系。地点和空间尺度，必须以我们的身体及其能力来衡量。‘一英里’最初是罗马人队一千步的量度标准。但乘汽车和乘飞机旅行，我们却不易感知空间距离。要知道，横跨龟岛（指北美大陆，这是一个来自印第安人语言的称谓），需要每天用稳定、舒适的步伐走上一整天，连续走六个月，才能大致了解这段距离……” 这里面既有来自书本的文化，又含有“青山常运步”的激励。他就这样把环保主义变成了一种人与自然、知识与“野蛮”两不废的理念：他的“荒野”主张丝毫没有贬抑人类文明的意思，“文明人需要读书……书本就是我们的祖辈”——要向书本学习，一如向语言学习，向自然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