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一个苏联文坛的流亡者，操着一口俄语却不以之为故乡。他说水是时间的凝聚形式，时间则是上帝，被镜一般的水面所反射，让他得以看得清自己。最终他选择了威尼斯作为第二故乡，在圣米凯莱墓园里永远地融入了这座万河之城。
文 | 云也退
在一个游人如织的旅游城市里，你还能感觉到自我的独特性吗？在你拿着一本，比如说，LonelyPlanet旅游手册，并注意到离你三米远走过一个别国游客，手拿同样一本书，你会不会觉得“完了，我跟他即将看到的东西是一样一样的了”？不，你知道怎么利用导游书来做深度游，你做自由行，能设法去找一些手册上一笔带过的地名，跟当地人说话，你看，那个抱着一只猫的小镇老头儿正招呼你呢：“哈罗，年轻人，一上午我已经被五个背包客盘问过了。”
你该怎么办呢？布罗茨基启发你：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流亡者，哪里都回不去，落地生根，四海为家。
布罗茨基在威尼斯
威尼斯，算得上是旅游热点中的热点了。除了前半生的故乡彼得堡和后半生的定居地纽约，在俄裔美国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长住过的城市里，威尼斯被他倾注的感情最多，超过了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斯德哥尔摩、罗马。他在每一个地方都交朋友，坐咖啡馆里，精读当地的报纸，不过，他为了威尼斯专门去学意大利语，至死不懈，一定要把自己变成威尼斯人来体验威尼斯，一定要书写一个惟有自己能看到、能书写的水城。
威尼斯能满足他深层的情感和心理需求。1972年，在国际上已有名气的布罗茨基同苏联当局撕破脸，选择出走美国，但他绝不愿被人看作“弃暗投明”，他要将自己武装成一个世界公民，通过在许多地方的深度旅居，淡化他即将获得的美国人身份。刚刚在纽约安顿下后，他就去了威尼斯。那时正是凛冬，当清凉略腥的海藻味扑入鼻子，甚至还没看清任何具体的景物，“我已经被一种彻底的幸福感弄得神魂颠倒”。
《水印：魂系威尼斯》是他在1992年出版的一则长篇散文。一读之下，可以想象众多的俄国文人同行有多么嫉妒布罗茨基：一样做流亡者，他的日子怎就这么好过呢？驱逐出境，一文不名的时候都有人发出邀请，有人请他去玩，管吃管喝还管住。威尼斯之行就缘起于一位当地女子的邀请，她是斯拉夫语言文化研究者，名叫玛丽亚·朵利亚·德·祖利亚尼，身高一米七八，至于相貌，自然是风华绝代。
《水印》一上来就提到了她：她是“我在这座城市唯一认识的人”，“她来得很晚”。哦，肯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哪个流亡者不希望让人感觉他四海为家，遍地风流？其实不然。布罗茨基管她叫“我的阿里阿德涅”，“她是那种能让已婚男人们大做湿梦的女人”，为此，他矜持地说，“我原谅了她的意大利共产党员身份”，还把她对“我们这群三十年代的先锋派”的情绪归咎于“西方的轻浮”。他嘲讽她后来爱上了一个傻瓜，却又自嘲说自己是个书呆子，与这个女人威尼斯式的浮华撞了色。
还有更高级的自黑：来到旅馆，两人作别时，“我的脸颊被吻了一下——我觉得，这更多的是吻在了弥诺陶的脸上而不是勇敢的英雄（指希腊神话中闯入迷宫去杀死怪物弥诺陶的英雄忒修斯，也是阿里阿德涅的男友）的脸上——并祝我晚安。”
总之，布罗茨基丝毫不曾放松对自我的掌控，和对居高临下、施恩他人的姿态的警觉。他从不感激谁，而冬天的威尼斯恰恰也不是一个会向外来客索求感激的地方：既不温暖，又不热情。这种感觉形成了《水印》的主调，它再造了一个文字里的威尼斯，一个处处都由作者感受出发的诗性世界。布罗茨基的散文以深刻知名，而《水印》独以印象主义的叙述、以情感感染力取胜，文字之美压过了洞见的深刻。美国文学评论家约翰·厄普代克就说：“我们读《水印》，感觉作者意兴昂扬地要从人生经验中提炼出一滴宝贵的意义——要用地球上的一个地点管窥茫茫宇宙，要把个人在时空中的旅行变成一块水晶，其各个切面折射出一个完整的人生……”
折射、反射都让人想到镜子，这正是布罗茨基酷爱的意象，在《水印》里它成了灵魂一般的隐喻：纵横的河汊和远方的大海反射着时间。“让我重申：水相当于时间，向美献上了它的影子。”而时间则是他眼里的上帝，被镜一般的水面所反射。“水是时间的影像，每个除夕之夜，我都会以几分异教徒的方式，试图在水边寻找自己，最好是靠近大海或者大洋，去观察慢慢一盘、满满一杯新的时间从中涌现。”
关于时间如水，最有名的表达，是冰岛战后的重要诗人斯坦因·斯坦纳尔在1948年发表的一首诗，非常短：
时间像水，
水是冷的，深的
如同我的证人。
时间像一幅画，
是用水，还有我
画的，只画了一半。
而时间和水
无需沟槽引流就直奔到力竭
由我来见证。
区区九行字富含深刻的哲理。水是冷的，在中国的阴阳五行说里水主北方，冬季，黑色——完全契合威尼斯，也是布罗茨基的气质。
在故乡彼得堡，北半球的伟大城市里纬度最高的一座，一个已经足够冷的地方，布罗茨基还是怕热，到了夏天他还要往北方跑，他热爱的事物中有松树、花岗岩，他喜欢仰望铅灰色的天空和河流，乃至他的彩色照片都因为个人的气质（以及拍摄质量）的关系显得灰蒙蒙的。
21岁时，他交的人生第一个女朋友，画家玛丽娜·巴斯马诺娃，就符合他的趣味。他的前辈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曾写道，玛丽娜能让每个见过她的人过目难忘，她当然很美，而且“不施粉黛，犹如冷水”。
那个威尼斯女人，同玛丽娜·巴斯马诺娃有什么共同点吗？她们都很美，但她们都像时间或水那样，注定是你生命里的“证人”而非一个密切的参与者。你同证人之间不可能发生亲密的关系，正如谁也不会说自己爱慕时间，只会责怪它的无情，像水一样兀自旁观。
然而布罗茨基却乐意拥抱这位证人。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他作为犹太人的智慧：既然“流光容易把人抛”，那么我索性就去拥抱这种被抛感，沉浸地迷爱它。水边有着最充分的疏离。水安静地流淌，或发出低吟，任人如何搅动、呼唤、拷问都不予理睬，哪怕最热情似火的人都想象不出它会有所回应；水也是无形的，你攻不到它的弱点，可它又分明是可以触摸和用感官感知的存在。
再壮丽的瀑布也会拒绝你，熄灭你一探究竟的欲望，更不用说安静而深沉的河流了；可是，一旦你爱上了这种最绝对的疏离状态，你会变得难以征服。布罗茨基于1989年写完《水印》，之后几年直到去世，他去威尼斯的频率比以前更高，而且他从不挑暑假，只爱冬季的水城，足够冷，足够潮湿，足够让人心情沮丧。他住在廉价的小旅馆或是朋友留给他的空出来的公寓里，在每个水畔的风中淹留；威尼斯越是冷淡这个自诩的“北方佬”，他就越感到享受。
这其实是一种强迫症，只有把自己放在一个如此极端、如此背反绝大多数人的习惯想法的环境下，他才觉得捍卫了“做自己”的权利。在《水印》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布罗茨基偏执狂一般地强调“我”的独到，强调他对威尼斯的体验独一无二：“这就是我注视这座城市的方式，以及对我而言，注视这座城市的原因。”“注视”一词便充分表明了“证人”的意味：水城证明了我来过，我也见证了这水这城。
他急于撇清与一切其他人的关系：“这个白日梦不干弗洛伊德什么事，或者确切地说，不干脊索动物什么事”；他狂傲地宣称，自己的注视全系意志自由而来，因而具有毋庸置疑的原创力：“眼睛在这座城市里获得了与眼泪相似的一种自主性。唯一的差别是，它自己不是和身体相分离，而是完全驯服了它。”
他拼死都要捍卫自我的独特，不愿被人归入任何一类人之中：同苏联当局的冲突以及移民美国将他钉死在了政治异见分子之类的身份里，同时他还是诗人、犹太人、俄国人、心脏病患者，哪一个筐都不是他希望掉进去的。因此，他有意在冬天的威尼斯找到一种滑移的身份，在每一个群体中成为局外人。人皆谋求进入一个圈子以快速爬升，只有他，清流一样地置身在外。《水印》里很多不同寻常的逻辑，一些充满犹太气息的未知论述，一些独自清醒的感觉，都是他打在自己身上的独家烙印：
“当你穿过这些迷宫时，你永远不会知道，你是在追寻一个目标还是在逃避你自己，你是猎人还是他的猎物……”
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被Leighton Connor、 Joe Kuth和Matt Kish画了出来
“唯一可以击败这座水上之城的，就是一座建在空中的城市，那是一种卡尔维诺式的念头：谁知道呢？作为太空旅行的一个结局，也许这个梦想总有一天可以实现。”
他的威尼斯式的冷淡，显然也没有取悦到那位祖利亚尼小姐。她后来在回忆他的时候冷嘲热讽，还编了个小瞎话，说她是在布罗茨基最困难的时候为他安排了行程的，但实际上，布罗茨基到达威尼斯时已在美国定居了六个月。不过，任何人的冷遇对他都不重要，因为不安定感正是布罗茨基想要的。威尼斯用冷冷的怀抱同时接纳他与流放他，不来过问他昨日的是非，今日的得失。
但是，跟另两位东欧游记作品大家——波兰的赫贝特和扎加耶夫斯基——相似，布罗茨基也喜欢描写顿悟的时刻：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在陌生的人群里，突然同某些神秘而绝美的东西相遇。兹比格涅夫·赫贝特有一部名作，《带马嚼子的静物画》，写一位不知名画家托伦蒂乌斯的一幅静物画如何一瞬间激活了自己的灵感；对布罗茨基来说，冷冷的威尼斯却蕴含着神迹，等候他的茅塞顿开。在《水印》靠近结尾处，他在花神咖啡馆外，感到已逝的好友、著名诗人W.H.奥登就在自己身后：
“我尽快转过身来，花神咖啡馆的一扇瘦长的、光滑的窗户里恰到好处地亮起了灯光，而没有用木板遮挡起来，它透过斑斑块块的雾气闪烁着光芒。我走向它，往里面看了看。窗户里还是一九五几年。红色的毛绒长沙发，围着一个小大理石桌子，上面有个克里姆林宫的饮料和茶壶，温斯坦·奥登和他的挚爱切斯特·卡尔曼坐在那里，还有塞西尔·戴·刘易斯和他的妻子，斯蒂芬·斯彭德和他的妻子。”
在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候，其中的多数人都已去世了，而他们在咖啡馆里围坐，说话，放声大笑；“窗户里还是一九五几年”：时间凝固了，从来无情的上帝也顿足不前，在这黑冷幽暗的万河之地。
布罗茨基自己去世于1996年1月27日半夜，一位诗人德尔夏文写道：“死亡像夜里的贼一样走近他/一把偷走了生命”。他的书桌上还摊开着一本书，一张白纸，旁边放了一支雪茄，手提箱里是他前晚整理好的稿件和书，预备次日带到南哈迪去。谁知，死神捷足先登。
人们讨论着将他葬在哪里。他本人曾表达过葬在南哈迪的意愿，而彼得堡那边，有组织呼吁让诗人“回家”，葬在彼得堡的瓦西里耶夫斯基，如他本人曾在一首诗里表达过的愿望。但结果，人们把他放在了威尼斯的圣米歇尔老墓园，他既非天主教徒又非东正教徒，因而落入了新教徒区。墓园外就是海湾里浪涛声声。
《水印》中出现过的另一个女人才是布罗茨基的真知己：苏珊·桑塔格。她说，威尼斯是他最好的归宿，因为它是一个水城，一个“nowhere”——无地之地，正如布罗茨基在抒情诗“From Nowhere with Love”中所写的那样。葬在这里，等于没有葬在任何地方。知己就是知己。
《水印：魂系威尼斯》
（美）约瑟夫·布罗茨基 著
张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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