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绍箕应当算是康有为的救命恩人。“戊戌政变”的前几天，黄绍箕得知了消息，他马上将这个机密告诉了康有为，并且告诉康，让他从山东乘船前往日本躲避。之后，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害，而康有为却得以逃脱。黄哪里得来的这等绝密消息，今天已经难以得知，但他是朝中重臣——张之洞的侄女婿，并且跟张之洞的关系很是密切，应该跟这层关系有一定的关联，否则这等绝密计划不是黄绍箕所能知道者。
黄绍箕像
光绪十四年，康有为想给光绪皇帝上书，但那时康的身份仅是个监生，按照那时的行文手续，他没有资格直接给皇帝写奏章，但可以把他的奏章通过监生的最高领导——国子监祭酒代递。那时的国子监祭酒是盛昱，刚开始康跟盛没什么关系，就通过黄绍箕介绍而得以相识。经过黄的做工作，盛昱同意代康转递奏折。但这件事又让翁同龢知道了，翁当时的身份是国子监监事，他劝盛不要转递这个奏章，最终此事没能办成。但由此可知，黄与康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早年，康有为还未发达之时，黄绍箕给了他很多经济上的帮助。
石印本《啸堂集古录》黄绍箕题款儿
黄绍箕跟张之洞关系密切的原因，是跟黄绍箕的父亲黄体芳有关系。因为黄体芳跟张之洞是同榜进士，后来黄体芳让黄绍箕拜张之洞为师，加强了两家之间的联系。黄绍箕妻子病故后，续娶张之洞哥哥张之渊的女儿为妻，这使得两家关系走得更近。其实黄绍箕也给张之洞提供过很多便利，当年张之洞写过一篇《劝学篇》，那时黄绍箕任翰林院侍读学士，黄把这部书进呈给了光绪皇帝。这件事在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中有如下记载：“1898年7月19日，黄绍箕入对，光绪帝面谕，近来议论，于中西各有偏见。黄绍箕即奏言，湖广督臣张之洞撰有《劝学篇》，持论近实平允，尚无流弊，于是进呈。”
皇帝看完此书后，认为写的不错，他发上谕说：“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著将所备副本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
《墨子闲诂》卷首
既然皇帝给此书有这么高的评价，于是各地的学校都开始订购此书，这有点儿像国家指定的“教辅”。于是该书在全国大为畅销，据说总销量达到200万册以上，这在那个年代是一个极大的销售量，其实放到今天，这个数量也是畅销书排行榜中的排头兵，这使得国人知道了张之洞，却很少人知道这本畅销书的操盘手其实是黄绍箕。
今人提到黄绍箕，大多把他目为晚清诗人，汪辟疆《近代诗人小传》中对黄绍箕有这样的评价：“仲弢博学工文辞，善鉴别书画。尤爱才好士……既少承家学，又为广雅入室弟子，工骈体文，兼精于金石书画目录之学。诗不多作，有作亦不自珍惜，散落殆尽。今所传之《鲜庵遗稿》，吐语蕴藉，卓然雅音。其七言古诗尤兼有庐陵、眉山、道园之胜。虽不隶河北省，而诗学典赡雅正，足为广雅、篑斋张目，故列入河北诗派。”
《墨子闲诂》黄绍箕跋
其实黄有多方面的才能，比如中国第一部《中国教育史》就是他所写，他在这个书中提到了德知体全面发展，这个“知”字通后来的“智”。他还提出了“胎教”这个先进词，因此《清史稿》中称赞他：“今日海内学校如林，教科成立，皆绍箕首先倡导之力。”他还是日本“汉学统一会”的名誉会长，总之才能多多，但我在此主要想说的当然还是他的藏书之事。
黄绍箕的藏书楼依然完整
当年黄绍箕在京工作时，有空了就会到琉璃厂去看书，那个时候有很多大藏书家都会到琉璃厂聚会，比如盛昱、王懿荣、缪荃孙、沈曾植、梁鼎芬等人，黄跟他们的交往很多，经常会在一起切磋版本之学。光绪九年，湖南大藏书家袁方瑛卧雪庐所藏之书，由其儿子运到了北京来出售，黄绍箕得到了这个消息，马上到琉璃厂去抢购，终于买下了其中一部分，后来他在给自己的堂弟黄绍弟写信时说：“所见宋元版真者甚多，然好书太多，亦不能不割爱也。”其实，卧雪庐之藏在运京之前已经被某大藏书家将精品选走，不太可能如黄所言，还有那么多的真正宋元版，也许黄只是在信中跟他表弟随口一说，若遇到较真儿的目录版本学家，那一定会对他说的这句话展开批判。
《同馆经进赋钞》内收黄绍箕文
我在一篇文章中还看到黄绍箕没有买下的一部书，这部书是王筠所校的《说文篆韵谱》。此书内，王筠过录了翁方纲的校语，再加上王筠自己的见解，黄绍箕认为此书很有价值，但是因为“书贾居奇价太昂”，他没有把此书买下，而是将其中有价值的校语过录在了自己的本子上。
不知什么原因，王筠所校、所批及所作关于说文方面的本子，大多都出现在琉璃厂的旧书店，20余年来，我已买得几部。王筠乃是清代研究《说文解字》的专家，被称为“说文四大家”之一，我当然看重有关他学术专长的著作。然而我跟黄绍箕一样，也有一部错失机会的故事。十几年前，我在中国书店读者服务部看到了一部王筠稿本，具体书名已经忘记，那部稿本1函2册，标价2万元。以时代论，那个时候这个价钱不便宜，于是我找经理，他以1.5万元将此书卖给了我。
黄绍箕故居外观
当天晚上，我兴奋地将此书翻看一过，发现这部王筠的手稿里面的批语却是出自另外一位佚名学者之手，而并非我事前认为的是王筠的自校，我觉得这是个瑕疵，于是第二天把这部书退了回去。此事过了不久，我就开始后悔自己做事的草率，毕竟那是一部重要的手稿，不是王筠批，又如何呢？既然能给王筠的专著做出大量的校改，那也一定是位文字学的高手所为，也许某天我能考证出来那个佚名作者究竟是谁，说不定他的名头比王筠还要大呢。这么多年来，此书时时在梦中，从此再未见到该书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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