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云南官书局的创始情况,吴瑞秀在《清末各省官书局之研究》中称:“在昆明的云南书局不知何人何年所设,然于宣统二年三月将书局各项书板,移归云南图书馆储存。该局遗留之书板,有《御纂七经》《通鉴辑览》及属《云南丛书》之《滇系》《滇南诗略》《滇南文略》等。”看来,要想查清楚云南官书局的创始之人,并非易事。王连浩在《云南官书局考略》一文中称:“同治十二年,在各省纷纷成立官书局的影响下,云南把清代中叶设立于昆明的‘云南书局’改称为‘云南官书局’。云南官书局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所印书籍主要是传统的儒家经史典籍。其所刻书籍去向主要有上呈御览、调取、交换、赠送和销售。”
满湖的红嘴鸥
王连浩认为云南官书局成立于清同治十二年,该局的来由并非创建,而是由云南书局“改称”而来者。关于云南书局,此文中称其创建于清代中叶,但该书局是何人所创,文中却未明言,同时关于云南书局改为云南官书局的原始出处,文中也同样没能提到。然而王连浩的这个说法却与《云南省志·出版志》上的所言完全一样:“晚清以来,在‘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统治阶级为了恢复旧秩序,先后在各省设立官书局。云南于同治十二年把在清中叶设立的‘云南书局’改称为‘云南官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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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云南官书局的创始时间,除了王连浩及《云南省志·出版志》所说的同治十二年,持同样观点者,还有云南新闻出版局所编《云南出版事略》中的说法:“同治十二年,在全国各省纷纷建立官书局的大趋势下,云南督府将清代中叶建立的‘云南书局’改称为‘云南官书局’,成为清末我省图书官刻的机构。官书局成立后,首先刊印钦定、御纂诸书,次及正经、正史以及诸子文集等群书,称为‘官书局本’,简称‘局本’。我省自‘云南官书局’成立后至宣统二年止,先后刻印了各类图书约126种。”
蒋武堂大门
余外还有其他的说法,比如李怡苹在《历史昆明地方文献述评》中说:“(云南)于同治十年也随之设立官书局,取代了书院刻书。”而《云南词典》中则称:“光绪二十九年开设,经售教科书及各种译著,辛亥革命后停业。”万启盈所编《中国近代印刷工业史初稿》则称:“云南官书局光绪六年前成立于昆明,初名云南书局。”
竟然有四个以上的说法,那么云南官书局究竟创始于何时呢?邓文锋在《晚清官书局述论稿》中首先摘引了光绪四年十二月《东华录》中所载云南巡抚杜瑞联所上奏议:“滇省自遭兵燹,不惟学中书籍荡然无存,即民间藏书之家,转徙频年,均多毁失。……谨将钦定经史、御选诗文以及有益身心、有关经济等书,先开数十种,檄饬湖北催饷委员就近购觅……并拟择其尤要者,饬司酌筹经费,陆续校刊,分发各学。”
文保牌
杜瑞联在这份奏议中提议,首先要购买湖北等其他官书局所刻之书,接下来要筹集经费陆续刊刻一些有价值的书,只是不知道杜是在何时实施这项文化工程,但若以他给朝廷所上奏折的时间来计算,则云南官书局应当是成立于光绪四年底,然而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云贵总督崧蕃又给朝廷上了《动用公款设官书局由片》:“惟滇省军兴以后,地瘠民贫,家既少藏书,坊间亦无善本,以致有志之士欲精进而无由。现书局饬令司道于公款提银一万两,选绅承领,谕令将经史子集、国朝掌故暨一切有裨时务、实学诸书,择要开单,由各省采买运滇,即在省城设立官书局,随购随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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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读崧蕃的这句话,他的提议跟20年前的杜瑞联的所言基本相同,他仍然提出,要筹集公款白银一万两,而后命有学识之人开出有价值的书单,再让人拿着这个书单到其他省份去买书。这些书买回云南之后,同时在省城昆明设立官书局,把这些买来之书放在官书局内,对外平价出售。
到这时,官书局是已经成立,还是才开始创建,从崧蕃的附片中无法读出,但邓文锋则在其专著中说:“据此则材料,可知梅宪华称云南官书局创设于光绪二十四年,是由事实根据的。”由此关于云南官书局的创建时间,又有了第五个说法。
后广场
毛丽娟在《晚清云南官书局考》中对一些说法进行了分析,她的着眼点也是从杜瑞联、崧蕃的两封奏稿下手。关于杜的奏稿,毛丽娟在其文中说:“该奏折虽未明确指出设云南官书局一事,却是积极遵《同治帝就鲍源深办书局刻书谕》‘各直省督抚转饬所属,将旧存学中书籍广为补购,并将列圣御纂钦定经史各书,先行敬谨重刊,颁发各学。并准书肆刷印,以广流传’(《清实录·穆宗皇帝实录》,1985)之令所为。当时云南屡遭兵燹,‘肃清之后,坊肆虽偶有刊本,大都删节不全,难资考镜’,也只能先从外省购买,择其尤要者,再筹措经费校刊。”
清末民初昆明老地图
而对于崧蕃的附片,毛丽娟则作出了如下的结论:“(崧蕃奏:)‘择要开单,由各省采买运滇,即在省城设立官书局,随购随售。只照原价酌加水脚薪工等费。并不格外取赢,使书价较廉,多士易于购置。’该奏折中提及的官书局是以出售实用书籍为主的新官书局,并非传统意义上以出版为主,应是受北京强学会改为官书局一事影响提出的,故不能以此作为云南官书局的设立时间。”
找到了文庙及五华书院
既然否定了这两个时间,那毛丽娟认为云南官书局是何时所创办的呢?她的结论方式则是从该书局最早刊刻书的时间作为标志:“云南官书局最早刊书时间在光绪五年,而非晚至光绪六年。光绪五年书局刻书多以经部为主,如《诗经集传》《书经集传》《春秋三传》《文庙丁祭谱》等,可视为云南官书局成立的重要标志之二。”而后毛得出了如下的结论:“云南官书局创立于同治十年、光绪六年、二十四年、二十九年等说法论据都不成立,其创立时间应在光绪四至五年间。”看来,这个结论也同样是一个大致的推断。
因为古人刻书的速度有快有慢,云南一地刻书速度如何则未见相应的记载,更何况,云南一地常有请他地代刻书版之事。而云南官书局的书版是否都是在昆明一地所刊刻,同样找不出相应的记载。
开放的翠湖
以上的所言乃是关于云南官书局创始时间不同的说法,而对于此局的结束时期,各种研究文章则说法完全一致。例如王水乔先生在《云南藏书文化研究》专著中称:“云南官书局至清宣统二年止,先后刊刻图书126种,经部有《周易折中》等27种,史部有《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等33咱,子部有《荀子讲义》等33种,集部有《古文渊鉴》等31种,丛书有《吕子全书》等2种。”而毛丽娟在其文中也说:“云南官书局至宣统二年停办,书版多归于云南省图书馆,而官书局的印刷机器合并于云南官印局。”看来,云南官书局结束于宣统二年。
云南官书局刻本《五字鉴》书牌
《五字鉴》牌记
《五字鉴》内页
但这种结束并非是彻底的完结,正如毛丽娟所言,官书局内的设备而后归了云南官印局。对于该局的情况,滇梓在《云南官印局》一文中说:“云南官印局成立于清宣统二年。前身是清光绪二十九年建立的‘云南铅印处’,主要承印云南最早的官办日报《滇南钞报》。约于1906年改称为‘云南铅印局’,1908年更名为‘云南官报局’,隶督辕劝业道,先后承印《云南政治官报》《云南官报》等,迄清宣统二年,劝业道合并督练处、财政局、警察公所、官报局等处之印刷机械,并发售彩票集资添置设备,于昆明大东门内迎恩街报国寺内,成立了‘云南官印局。’”由这段论述可知,云南官印局并非是云南官书局结束后的延续,其在官书局结业前的七年就已成立。
云南官书局排印本《教育行政杂志》
《教育行政杂志》版权页
对于云南官印局的属性,该文中又有如下叙述:“1916年前,纯系官办事业,领有常年经费,其后改官督商办,完全依靠营业收经济自立。至民国十九年,改属云南省财政厅。民二十年改组,更名为云南省财政厅印刷局,由港沪增购新机,力加扩充。民国二十五年九月,成立分销处于昆明市四牌坊,定名五华印刷馆。”
由以上的叙述可知,云南官书局和云南官印局既无历史关系,也并非时间上的延续,而其完全是另外一家出版部门,只是到了宣统二年,云南官书局结业后,其中设备划拨给了云南官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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