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云南官书局的创始情况，吴瑞秀在《清末各省官书局之研究》中称：“在昆明的云南书局不知何人何年所设，然于宣统二年三月将书局各项书板，移归云南图书馆储存。该局遗留之书板，有《御纂七经》《通鉴辑览》及属《云南丛书》之《滇系》《滇南诗略》《滇南文略》等。”看来，要想查清楚云南官书局的创始之人，并非易事。王连浩在《云南官书局考略》一文中称：“同治十二年，在各省纷纷成立官书局的影响下，云南把清代中叶设立于昆明的‘云南书局’改称为‘云南官书局’。云南官书局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所印书籍主要是传统的儒家经史典籍。其所刻书籍去向主要有上呈御览、调取、交换、赠送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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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连浩认为云南官书局成立于清同治十二年，该局的来由并非创建，而是由云南书局“改称”而来者。关于云南书局，此文中称其创建于清代中叶，但该书局是何人所创，文中却未明言，同时关于云南书局改为云南官书局的原始出处，文中也同样没能提到。然而王连浩的这个说法却与《云南省志·出版志》上的所言完全一样：“晚清以来，在‘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下，统治阶级为了恢复旧秩序，先后在各省设立官书局。云南于同治十二年把在清中叶设立的‘云南书局’改称为‘云南官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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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云南官书局的创始时间，除了王连浩及《云南省志·出版志》所说的同治十二年，持同样观点者，还有云南新闻出版局所编《云南出版事略》中的说法：“同治十二年，在全国各省纷纷建立官书局的大趋势下，云南督府将清代中叶建立的‘云南书局’改称为‘云南官书局’，成为清末我省图书官刻的机构。官书局成立后，首先刊印钦定、御纂诸书，次及正经、正史以及诸子文集等群书，称为‘官书局本’，简称‘局本’。我省自‘云南官书局’成立后至宣统二年止，先后刻印了各类图书约126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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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外还有其他的说法，比如李怡苹在《历史昆明地方文献述评》中说：“（云南）于同治十年也随之设立官书局，取代了书院刻书。”而《云南词典》中则称：“光绪二十九年开设，经售教科书及各种译著，辛亥革命后停业。”万启盈所编《中国近代印刷工业史初稿》则称：“云南官书局光绪六年前成立于昆明，初名云南书局。”
竟然有四个以上的说法，那么云南官书局究竟创始于何时呢？邓文锋在《晚清官书局述论稿》中首先摘引了光绪四年十二月《东华录》中所载云南巡抚杜瑞联所上奏议：“滇省自遭兵燹，不惟学中书籍荡然无存，即民间藏书之家，转徙频年，均多毁失。……谨将钦定经史、御选诗文以及有益身心、有关经济等书，先开数十种，檄饬湖北催饷委员就近购觅……并拟择其尤要者，饬司酌筹经费，陆续校刊，分发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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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瑞联在这份奏议中提议，首先要购买湖北等其他官书局所刻之书，接下来要筹集经费陆续刊刻一些有价值的书，只是不知道杜是在何时实施这项文化工程，但若以他给朝廷所上奏折的时间来计算，则云南官书局应当是成立于光绪四年底，然而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云贵总督崧蕃又给朝廷上了《动用公款设官书局由片》：“惟滇省军兴以后，地瘠民贫，家既少藏书，坊间亦无善本，以致有志之士欲精进而无由。现书局饬令司道于公款提银一万两，选绅承领，谕令将经史子集、国朝掌故暨一切有裨时务、实学诸书，择要开单，由各省采买运滇，即在省城设立官书局，随购随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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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读崧蕃的这句话，他的提议跟20年前的杜瑞联的所言基本相同，他仍然提出，要筹集公款白银一万两，而后命有学识之人开出有价值的书单，再让人拿着这个书单到其他省份去买书。这些书买回云南之后，同时在省城昆明设立官书局，把这些买来之书放在官书局内，对外平价出售。
到这时，官书局是已经成立，还是才开始创建，从崧蕃的附片中无法读出，但邓文锋则在其专著中说：“据此则材料，可知梅宪华称云南官书局创设于光绪二十四年，是由事实根据的。”由此关于云南官书局的创建时间，又有了第五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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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丽娟在《晚清云南官书局考》中对一些说法进行了分析，她的着眼点也是从杜瑞联、崧蕃的两封奏稿下手。关于杜的奏稿，毛丽娟在其文中说：“该奏折虽未明确指出设云南官书局一事，却是积极遵《同治帝就鲍源深办书局刻书谕》‘各直省督抚转饬所属，将旧存学中书籍广为补购，并将列圣御纂钦定经史各书，先行敬谨重刊，颁发各学。并准书肆刷印，以广流传’（《清实录·穆宗皇帝实录》，1985）之令所为。当时云南屡遭兵燹，‘肃清之后，坊肆虽偶有刊本，大都删节不全，难资考镜’，也只能先从外省购买，择其尤要者，再筹措经费校刊。”
清末民初昆明老地图
而对于崧蕃的附片，毛丽娟则作出了如下的结论：“（崧蕃奏：）‘择要开单，由各省采买运滇，即在省城设立官书局，随购随售。只照原价酌加水脚薪工等费。并不格外取赢，使书价较廉，多士易于购置。’该奏折中提及的官书局是以出售实用书籍为主的新官书局，并非传统意义上以出版为主，应是受北京强学会改为官书局一事影响提出的，故不能以此作为云南官书局的设立时间。”
找到了文庙及五华书院
既然否定了这两个时间，那毛丽娟认为云南官书局是何时所创办的呢？她的结论方式则是从该书局最早刊刻书的时间作为标志：“云南官书局最早刊书时间在光绪五年，而非晚至光绪六年。光绪五年书局刻书多以经部为主，如《诗经集传》《书经集传》《春秋三传》《文庙丁祭谱》等，可视为云南官书局成立的重要标志之二。”而后毛得出了如下的结论：“云南官书局创立于同治十年、光绪六年、二十四年、二十九年等说法论据都不成立，其创立时间应在光绪四至五年间。”看来，这个结论也同样是一个大致的推断。
因为古人刻书的速度有快有慢，云南一地刻书速度如何则未见相应的记载，更何况，云南一地常有请他地代刻书版之事。而云南官书局的书版是否都是在昆明一地所刊刻，同样找不出相应的记载。
开放的翠湖
以上的所言乃是关于云南官书局创始时间不同的说法，而对于此局的结束时期，各种研究文章则说法完全一致。例如王水乔先生在《云南藏书文化研究》专著中称：“云南官书局至清宣统二年止，先后刊刻图书126种，经部有《周易折中》等27种，史部有《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等33咱，子部有《荀子讲义》等33种，集部有《古文渊鉴》等31种，丛书有《吕子全书》等2种。”而毛丽娟在其文中也说：“云南官书局至宣统二年停办，书版多归于云南省图书馆，而官书局的印刷机器合并于云南官印局。”看来，云南官书局结束于宣统二年。
云南官书局刻本《五字鉴》书牌
《五字鉴》牌记
《五字鉴》内页
但这种结束并非是彻底的完结，正如毛丽娟所言，官书局内的设备而后归了云南官印局。对于该局的情况，滇梓在《云南官印局》一文中说：“云南官印局成立于清宣统二年。前身是清光绪二十九年建立的‘云南铅印处’，主要承印云南最早的官办日报《滇南钞报》。约于1906年改称为‘云南铅印局’，1908年更名为‘云南官报局’，隶督辕劝业道，先后承印《云南政治官报》《云南官报》等，迄清宣统二年，劝业道合并督练处、财政局、警察公所、官报局等处之印刷机械，并发售彩票集资添置设备，于昆明大东门内迎恩街报国寺内，成立了‘云南官印局。’”由这段论述可知，云南官印局并非是云南官书局结束后的延续，其在官书局结业前的七年就已成立。
云南官书局排印本《教育行政杂志》
《教育行政杂志》版权页
对于云南官印局的属性，该文中又有如下叙述：“1916年前，纯系官办事业，领有常年经费，其后改官督商办，完全依靠营业收经济自立。至民国十九年，改属云南省财政厅。民二十年改组，更名为云南省财政厅印刷局，由港沪增购新机，力加扩充。民国二十五年九月，成立分销处于昆明市四牌坊，定名五华印刷馆。”
由以上的叙述可知，云南官书局和云南官印局既无历史关系，也并非时间上的延续，而其完全是另外一家出版部门，只是到了宣统二年，云南官书局结业后，其中设备划拨给了云南官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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