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部编译图书局的设置，以往的资料大多是引用管学大臣孙家鼐的提议，他在《奏为译书局编纂各书宣由管学大臣进呈检》中称：“宜集中、西通才专司纂译，其言中学者荟萃经、史、子之精要及与时务相关者编之，敕为定本，请颁行各省学堂悉遵教授，庶可一趋向而广民智。”然而也有的文献上说最初的提议人乃是山西学政宝熙，《光绪朝东华录》卷五中收有他的奏折，宝熙在奏折中提议“由编译处统加审定，择其善者，分别部署，暂作为各学堂应用之书，俟学部成立后，人才敷用，再行详悉编纂，随时改良。”
宝熙的奏议得到了皇上的批准，清光绪三十年京师大学堂编书处和译书局先后停办，此后成立了学部，紧接着就筹办编译图书局。光绪三十二年学部编译图书局正式成立，朝廷任命袁嘉谷为该局第一任局长。这个袁嘉谷为清光绪二十九年经济特科第一名，所以他被称之为云南历史上唯一的一位状元。两个月前，我到云南寻访到了他的故居，可见他在云南历史上颇有影响力。
路牌
学部编译图书局成立之时，是将原总理学务处编书局的业务全部接了过来，而原编书局督办黄绍箕被派往湖南去做提学使。当时袁嘉谷的职务是学部行走，经学部推荐他担任了新成立的编译图书局局长。其实这个任命也跟袁嘉谷的经历有一定的关系，除了他的状元头衔，更为重要者是他对日本学制的了解。光绪三十年七月袁嘉谷被派往日本考察学务和政务，直到转年的八月他方回国。而后任学务处副提调，因此他对日本的教育体制颇为了解而对中国当时的学制也同样熟悉。
晚清时清政府为什么要开办编译图书局呢？这跟当时的内外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在编译图书局成立之前，中国的一些私人出版机构也发行了一些教科书。这些教科书编纂的质量良莠不齐，这种情形当然对教育不利。比如《时事采新汇选》中所收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十九日的《论译书为富强之本》一文中说“非之鄙俗，即失之冗杂，或累读连篇而得其要领，或条分缕析而皆出以空言。”而1903年2月7日《大陆报》所发《群宜译社广告》中称：
浅尝之士每未能融会书意，涂乙一二联络词，鲁莽卒事，甚者且竞骛牟谋，惟速是尚，不暇问于义之安否，驯致所译之书，格格不堪卒读。
安静的小街
即此可知当时发行教科书因为没有统一的管理机构，致使这些书出的良莠不齐。宋以丰、汤霞所撰《晚清学部的教科书编译与审定》一文中讲到了当时学部成立编译图书局，同时来审查教科书的原因。其第一个原因则是从学术上而言，针对各地发行教科书的混乱所以要做出相应的规范，而其第二个原因则是政治考量，因为要维护国家体面，其实主要问题就是要维护国家的教育自主权。该文中转述了《两江学务译员之条议》：
上海毫猾之商，因资本不充，往往私借外人之款，统计资本，几占十分之八，延聘名宿，编译各种教科书籍……如不抵制，则外人握我教育之权，出版自由使我学界被其文化。久之，而我书籍组合之权力必为其侵占而不觉，关系匪细，故也应请大吏随时饬员考虑，遇有书肆与外人合资，其图书必经审查无违碍者，方许发行。
看来，有些出版机构因为资本不充裕，于是就向外借款，因为外国人所占投资比例很大，所以所编出的教科书从内容上而言也同样是外国人的观念，这种情形在当时颇为普遍。比如宣统元年，商务印书馆所呈送的《和文汉译读本》经审查之后也发现有问题。“查该书系日本寻常小学国语课本，译者以为便吾国人学和文之用，故每卷附有译文，然以所译汊文与和文对勘，闲字尚多，且有不成语处，况系彼国小学读本中取材颇有不宜于我国者。”（《商务印书经理候选道夏瑞芳呈<地质学>各书请审定批》）
当时的商务印书馆乃是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它所出之书尚且如此而余外的出版社其情形就可想而知了，由此也可以看出清政府建立学部编译图书局的必要性。
招待所大门
对于这些必要性，王昌善在《晚清政府学部编译图书局教科书编译述评》中也分析了当时的形式，其认为科举的废除以及新式教育的急剧扩张，都使得社会上大量需要新式教材。于是很多学堂和私人都开始编写教科书，但由于编写者的思想素质、学术水平与知识结构的参差不齐，对新旧学的取舍标准不一，个别出版机构甚至唯利是图，亦导致教科书质量参差不齐。特别是由于它冲出了晚清政府对教科书的控制，影响了教育的划一，不利于甚至危及清王朝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继京师大学堂启动我国第一次由官方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编写学校教科书的计划失败后，再一次统一中小学教科书就成了晚清政府重要的教育任务。
由以上这些可知晚清政府成立学部编译图书局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出版统一的官定各种教科书，而朝廷对袁嘉谷委以重任就是希望他能够编出适合社会使用同时又符合晚清教育思想的正统教科书。袁嘉谷到任后不久就有人提议：由编译图书局来掌控图书版权，而后批准私人机构仍然发行教科书，这样不废吹灰之力就可以使编译图书局带来大笔收入。但袁嘉谷反对这么做：“生财乃财部事，非学部事也。”（《袁嘉谷年谱》）他坚持让编译图书局所出版的教科书以很便宜的价格对外销售，这使得民间出版社所发行的教科书也被迫跟着降价，这种做法使得文化更利于普及。
隔壁已经建成了高楼大厦
袁嘉谷到任后，他首先对这个新机构做了一系列的部门设置，王昌善在其述评一文中说到：
学部编译图书局附设学部西编为四译包旧址后院，设总务、编书、译书、庶务四课，每课下设若干股。总务课下设总务、总校、校定、文牍四股。编书课下设经学修身、国文、历史地理、法制理财、图画、音乐体操手工、算术、博物理化八股。译书课下设日文、英文、俄文三股。庶务课下设会计、印刷、校对、书籍、管理书记、管理杂务六股。可谓从编纂、翻译至校对、印刷、管理，一应俱全。
看来设置这么多部门其中包括了编书和译书两个体系，而教科书的内容也涉及到了学校的方方面面。但是此时的编译图书局乃是中国历史上的首创，如何能够将编出之书编的更为实用合理，他们并没有相应的经验。为此袁嘉谷又在局内设立了研究所：“编译图书局还附设研究所，专门研究各种课本。为了厘定、规范教科书中外名词使其整齐划一，学部还于宣统元年（1909）年九月，在编译图书局内专门设立了编订名词馆，以严复为总纂，编订各种中外名词对照表及各种辞典，以‘统一文典，昭示来兹’。”
关于编译局的人员设置王昌善在述评中说道：
编译图书局成立之初仅设局长一人，光绪三十四年增设副局长两人。职员包括总务一员，总校、校定、编书、译书、图书、庶务、书记、画师若干员。局长、副局长总理全局之事，总务佐局长、副局长经理各事，总校、校定员校定编译各书，编书员任编纂书籍，译书员任翻译外国书籍，图画员及画师任专科图书及书中插画各事，庶务员任局中庶务及经理图书出入经费各事，书记任抄录书籍收管文件各事。
到了光绪三十三年年，底编译局的正式职员已有七十七人，一年之后在这里工作过的人员有一百零八人。为了能够编出有价值的教科书，袁嘉谷广泛的招揽人才。陈古逸在《王树五传》中说：“大学士荣公长学部，辟君编译图书局长，君罗纳海内耆宿，聚之一堂，上下古今，斟酌中外，邃密商量，编教科书甚多。译外国文书，刊印流通，书坊以新著专利求审定，不恂情，不受方物，时论以为公。”
继续向前走
看来袁嘉谷对工作兢兢业业，他在此任上做了四年，为此招聘来了许多重要的学者。因为他还负责审核私人机构所编教科书，所以那些人想办法贿赂他以便能让自己的出版物得以批准，但袁嘉谷能够拒腐蚀永不沾，在那个时代真是难得。而当时所编出的教科书，虽然袁是局长但他会亲自审核并且做出相应的订正。张连在《袁世五先生传》中说到：“先生任图书局，广征博学能文之士，象寄之才，编译中西要籍，与各种教授书，国内学校教科书之编，盖自此始。至今通用乐歌，星期诸名词，皆先生新订。”
在学部编译图书局工作过的学者，有不少是当时的名人，比如杨兆麟出任副局长。宣统元年秋，袁嘉谷离开编译图书局，前往浙江任提学使，后来又兼任部政使。而接替袁嘉谷任图书局局长者就是杨兆麟，他原本是光绪二十九年的探花，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而第三任局长戴展诚是光绪二十一年进士，他在光绪二十八年自费到日本留学，回国后仍在朝中任职。副局长王仁俊是光绪十八年进士，他是经学大师俞曲园的弟子。另一位副局长黎湛枝则是光绪二十九年的进士，他曾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
前方有个影壁
除此之外，在这里任职的工作人员中还有两位状元，一是光绪十八年的状元刘福姚，二是光绪二十九年状元王寿彭。除此之外，在此任过职的工作人员应该以王国维的名气最大，而王在此编译图书也的确兢兢业业。袁嘉谷在《卧雪堂文集》卷十二中写道：“光绪丙午（三十二年，1906），愚长学部编译图书局、静安受聘为局员，月脩百金，设座于著书楼下之北窗，镇日默默，未尝离座而一步东西窗间也，译欧籍，编词史，晨入夕出，三年如一日，学部长官闻其贤。”为此，袁嘉谷对王国维颇为照顾，因为王家中杂事较多，所以他多次请假，而袁都没有扣他的薪水。
当时，这个编译局是清政府所设，故其编纂课本的思想当然是本着对朝廷的旨意来办。光绪三十二年，学部左侍郎严修提出了五项教育宗旨，而编译图书局所制定的编译各书《章程》就是本着这种理念：
编纂教科书无论何种，俱宜恪遵‘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之宗旨，以实行国民教育。小学须合于应用之道德、智识、技能，中学须合于完备之普通教育，初级师范教科书与中学略同而加以教育，各书要使程度相宜教育进步。
影壁之后还有一座仿古楼
看来那个时代，也提出了德智体三方面全面发展的主导思想，但即便如此首先还是要忠君。因为封建社会是家天下，忠君与爱国是一回事。然而尊孔却是中国千百年来的正统观念，关于何以要尊孔，《章程》中予以了如下的阐述：
孔子生于中国，历代尊崇，较之日本之敬奉，尤为亲切。无论大小学堂，宜以经学为必修之课目，作赞扬孔子之歌，以化末俗浇漓之习，春秋释菜及孔子诞日，必在学堂致祭作乐，以表欢欣鼓舞之忱，其经义之贯彻中外，洞达天人，经注经说之足资羽翼者，必条分缕析，编为教科，颁之学堂，以为圭臬。
五大宗旨中还有“尚实”一项，其实尚实就是学习西方的实学，故而《章程》中称：
查泰西科学所以横绝五洲，而制造实业之相因以发达者遂日进而不已。今欲推行普及教育，凡中小学堂之教科书，宜取浅近之理与切实可行之事，以训谕生徒。修身、国文、算术等科，皆举其易知易从者勖之以实行，课之以实用。其他格致、图书、手工皆当视为重要科目，以期发达实科学派。
仿古楼的顶端
除此之外，编译图书局还制定出十九个不同的规章制度：《试办章程》、《职员章程》、《编译各书章程》、《办事章程》、《印书章程》、《售书章程》、《会议处章程》、《校雠处章程》、《文牍处章程》、《研究所章程》、《编译处章程》、《会计处章程》、《校对处章程》、《收发新书处章程》、《收发参考各书处章程》、《收发书稿处章程》、《管理书记处章程》、《油印处章程》、《办事杂务处章程》。而这些制度中包括了《印书章程》和《售书章程》，可见该局不但编书同时还包括了出版发行。因此宋以丰、汤霞在《晚清学部的教科书编译与审定》中说：“编译图书局兼事书籍编纂与翻译，这一点同晚清官书局的业务传统有着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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